10万温州人的北京漂泊史：活着，就是奇迹

2006年，我在火车上遇到一群去北京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他们告诉我，北京有一个浙江村，村里大多数都是温州人，衣食住行，几乎全部是温州风格。那个地方叫「大红门」，到天安门，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

我曾经好几次打算去看看这个奇妙的地方，但每次都错过了，现在回想起来，非常遗憾。如今的「浙江村」，早就物是人非，2017年，各级部门整治「浙江村」，大红门的服装城陆续关闭，温州草根的故事，已经随风凋零。

我最近看了一本奇书《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当年温州人的故事，就像一部纪录片一样，再次呈现在我眼前，陌生的城市，熟悉的细节，温州人的北京漂泊史：活着，就是奇迹。

这些平凡而又壮烈的故事，被一个叫「项飙」的温州人记录了下来。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品，更是一本顶级的社会学「学术专著」。用业内人士的话说，项飙凭这一本书，就可以在学界一剑封神，躺着吃一辈子！与其说项飙才华出众，不如说运气太好，老天爷都赏饭吃。

在学术圈，尤其是欧美学术圈，有一股歪风邪气，那就是，故作清高，不接地气。在他们看来，学术著作如果销量太好，简直就是一种耻辱，那说明能看懂的人太多。这本书不同，它的豆瓣评分，不但高达9.5，评论人数多达7331人。一本学术著作，居然收获了畅销书的人气，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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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写这本书的时候，项飙还是北大的「项同学」，而不是牛津的「项教授」。当时的项同学，思想还是一张白纸，没有那么多的教条禁锢。连项飙自己都承认，「项同学」的学术成就，「项教授」无法超越。

项飙能抓住机会，是因为他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有条件。

人和

项飙是温州人，所以他会最难懂的温州话，只有会温州话，才能进入当时比较封闭的北京温州人圈子。但只会温州话，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是一个社会学领域的学霸。

1991年，项飙进入北大。1998年，获得北大硕士学位。2003年，项飙成为牛津大学博士，随后，成为牛津大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在海外人文学科，能获得如此成就，非常罕见！

地利

北京大学和北京浙江村，可谓是近水楼台。如果当时，一念之差，项飙去了其它城市，又或者选了其它专业，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北京作为这本书的地理背景，也是最好的安排，一方面，是天子脚下，国家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是城乡边界，草根商业的自发生长。国家意志和草根力量的博弈，是贯穿整本书的一条线索。

天时

如果项飙早十年，或者晚十年，进入北大，也不可能完成这本巨作。北京浙江村的历史，基本上就是1986年~2017年，前后大约三十年。浙江村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一段比较无序的时期，如同书名所述，处于一个边界地带，也是一种过渡状态，从僵化的旧秩序，到稳定的新时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浙江村经历了30年的巨变。

项飙的北大7年刚好位于这段历史的关键时期，他亲眼见证了温州村里无数个鲜活的故事，没有这些素材，就没有这本书。

北京浙江村

浙江村从何而来？

当年，很多北京市民，甚至很多温州人自己张口就问：「这帮人怎么就能搞出一个‘浙江村’呢？」

当时的北京人，见多识广，对什么金融危机、中东局势、国企改革……「都能理解」，唯独觉得「浙江村」不可思议。

一个看似混乱的社区和十几万温州人，突然出现在首都，难免让人觉得突兀，与首都形象、现代化大都市格格不入。

所谓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对接。那时候，北方国企日渐衰落，民营企业还没成长，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温州人需要市场，需要赚钱养家，本地人需要商品，也需要收入，双方一拍即合，找到最好的方式，搞出了一个「浙江村」。

我是温州人，亲眼见证了八九十年代创业者的艰辛。以现在人的标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意，真不是人做的，太辛苦了！！！在温州，人们常说「当老板、睡地板」，这样的苦，北京当地人不可能接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死也不干！」

当时北京城里人虽然不富裕，但有最基本的保障，大家都是体制内的人，总不会饿死，宁愿在胡同里当街溜子，捏着核桃吹牛，也不愿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

但温州人可以忍受，原因也很简单，温州人都是体制外的，没有任何保障 ，人总要活着，活着就要吃饭。想吃饭，就要赚钱！

当时，温州人对北京最直接的贡献就是税收和房租。

据丰台区南苑乡1994年10月的统计，当时在大红门「浙江村」的外地经商者的常住人口达11万多人，而当地居（农）民人口仅有1.4万余人。

别的不说，这11万人都有住房需求，他们都要付房租。1.4万北京本地人相当于房东，11个外地人的房租供养1.4个当地人，生活相当宽裕。从人性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本地人还有什么动力去奋斗呢？

人口从1.4万暴增到11万，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温州人的生活生产条件有多么恶劣，当时的浙江村简直就是一个贫民窟。网上有很多浙江村的老照片，我这里就不多放了。

书中p57提到，当年的税务所创造了一个办法：每月收税一次，可以按照人头收，也就是人头税，每个劳动力17元，也可以按照缝纫机数量收，也就是机头税，每台50元。

10万温州人，每年在北京交的地税，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此外，还有各种费用，比如卫生管理费，钱交了，但服务完全没有。

至于浙江村在北京城南形成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为什么温州人不去北京城里呢？理由很简单，城乡结合部，有大量闲置房可供出租。当年，城市居民的住房是由单位分配的，无权出租，但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房子。

第二，为什么不去更远的农村呢？道理也很简单，要做生意开小作坊，不能远离市区。

第三，城乡结合部行政管理比较松散。乡镇和自然村之间有不同的管理体系，让外来人口有运作的空间。

第四，和上一点相似，在城乡结合部的土地所有权比较复杂，国家、集体、个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混乱，也给外来人口提供了生存的缝隙。

谁是最早的「温州人」？

本书中，有很多采访，小人物的故事，底层草根的奋斗史，最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要考证谁是第一个来到北京的温州人？很不容易。

书中P84提到：比较靠谱的说法是乐清虹桥镇钱家垟村「钱某」，他最早来北京天桥下，设摊补鞋，1983年发现商场里一种人造棉供不应求，便托人从江苏进了一批布料，在天桥叫卖，结果十分畅销。小有资本后在海慧寺一带正式定居，起初加工呢大衣，后来制作皮夹克，再后来承租柜台，生意越做越大。

项飙发现，浙江村另外一个最早的「系」是「姚信安」的一帮人。

姚信安说：「我是1971年，18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去甘肃敦煌。我们都是趁乱出去。有段时间火车不都是白坐的么！本来温州人去上海一带为多，但是那边管得严。西北虽然闹得凶，但没人认真管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浙江村」里30岁以上的男性60％以上在80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工、弹棉花。

姚信安说：「我们这里有几批知青曾到西北支边，他们常写信回来，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一些事。万一到那边不行还可以找他们。」

外出后，温州人主要依靠「地下市场」。姚说：「我们不敢去大城市。一般就到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户问要不要做家具。给哪家做就住在哪家，生活资料请他们帮忙代买。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典型的投机倒把。但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柜子、床。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也被公安遣送过两次，但我们无所谓，基本还能做得下来。」

这种流动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谋生方式。不能买木材，又不能卖家具，只能赚点加工费。东躲西藏，队伍也不敢扩大。根据乐清、永嘉等地村民的回忆，当时外出的人大约占本村的5%，整个70 年代增长速度很慢。80年代后，国家逐渐确立市场经济，开放人口流动，去北京谋生的温州人，才逐渐增多。

早期闯荡北京的温州人，就像最早闯荡美洲的欧洲人，当年，他们都有冒险精神，也肯吃苦，如今，欧洲人躺平了，温州的年轻人，也快要躺平了。

大人物：从威望到光环

2017年12月30日，大红门「非首都功能疏解」完成，昔日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彻底告别区域性批发业态。在疏解的45家商场和市场中，超过一半是温州人投资兴建的。

温州草根的故事，已经随风凋零，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成功的「大人物」，在首都继续发光发热。

原来的浙江村是由草根自发形成的社区，存在一套内在的管理模式，其中「大人物」的角色非常重要。大人物的权力来自于威望，这种威望是在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大人物需要不断地做好事、做好人，比如慷慨助人、公正解决纠纷等等，去巩固和培育威望。

在1995年前的浙江村，广大的小户面向全国做生意，而大人物则在社区内部提供公共资源，呈现「小主外、大主内」的格局，这和大多数移民社区是相反的。大多数移民社区是「小主内、大主外」：普通人的活动限于社区内部，社团领袖代表普通人和外界交涉。正因为这个格局，很多海外华人不会外国语言，却可以在唐人街过一辈子。

后来组织建设下沉，浙江村人的入党积极性出乎意料地高，到2015年底浙江村有12个支部，支部成员多达1400名。

一个被认为是「浙江村」最有势力的「70后」说：「原来是亲戚间互相走动，现在年轻人不管这些了。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亲戚〕也讲不到一起。现在主要是支部〔成员〕坐在一起聊。交换一下有什么新的计划。」他也特别强调这样的圈子的重要性，通过朋友圈子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融资近千万，这样的融资能力在争取项目时「不给对手任何余地」。

后期「浙江村」里的大人物，权力来自「光环」而不是「威望」……这里不得不省略大约一千字，有兴趣请看书。

最后再谈几点感受

第一，今天的环境，怕是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作业」了。

如项飙所说：我之所以能够在“浙江村”毫无计划地泡六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被正规化。学校里既无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发表的要求。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如我在书里所说，“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用以写文章的题目”。

第二，温州人的生意经。

此书前半本视为温州人生意经也不为过，无论处理亲朋之间的关系，还是平衡各种帮派利益，都是浙江村立足的关键因素。

第三，人的活力不可扼杀。

温州人经常自嘲，我们就像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外界露出一丝松动的缝隙，我们都能挤出一片天地来。无论在什么局面下，温州人都能坚韧地活下来。现行体制给流动人口制造了障碍，但是也激发了他们的创新；体制更多的是制约体制内的人，而在体制外的反而赢得更大自由。

第四，温州悄然离开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阴差阳错地闯入历史舞台的中央，在聚光灯下，温州人胆怯过，努力过，也得意过，曾经创造奇迹，如今尘埃落定，温州人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本分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