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的事业选择：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如今前往莫高窟的游客，第一站都是离窟30公里的敦煌数字展示中心。“数字敦煌”和“虚拟洞窟”，利用信息技术和展示手段，全方位模拟洞窟场景，使游客在进到莫高窟前就能感受身临其境的参观效果。

如果说“数字敦煌”是樊锦诗40年坚守敦煌、面向大众的、最直观的成果，那么《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则是她守望敦煌、面向未来的基础性研究著述。“考古敦煌”的意义在于，以后万一洞窟坍塌，有考古报告在，就可以复原。

又是一年的高考季和毕业季，让我们走近樊锦诗“简单”而“丰富”的人生轨迹，回望她的职业选择心路。

爱读女小囡：家庭教育享宽松

樊锦诗的经历“简单”——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大求学，敦煌工作；她的内心却“丰富”异常——樊锦诗8岁入学，1946年至1958年，在上海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在家里，父亲对她影响很大。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毕业后一度在北京的工部局工作。他的外语特别好，也非常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

每逢新学期开始，樊锦诗和姐姐们领了新书回家后，父亲总要亲自和孩子们一起包书皮。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漂亮的包书纸，只是找些干净的牛皮纸，把课本的封面包上。之后，父亲就会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樊锦诗”三个字。父亲的字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小楷。他言传身教，要求孩子们也练书法。

父亲还时常在家中教她背诵《古文观止》，这给她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古文观止》共222篇，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优选下来的佳作，这些作品或雄浑潇洒，或俊逸清新。入选作品的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真意切，为年幼的樊锦诗打下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

在父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喜欢读书，视野比较开阔。樊锦诗回忆：“我读书其实不是最用功，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只要成绩过得去，每次考完试成绩单拿回家就交账了。所以父母对我管得比较松，我也可以有时间看一些闲书。

我特别爱看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什么都看，尤其爱看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都被我翻烂了。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就爱看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我也都看。我还看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小说，比如《牛虻》《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等。

我也读了一些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记得小说批判了‘拜金主义’。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拜金主义’，后来才慢慢知道。我看书比较杂，古典的、现代的，西方的、中国的，什么都看，也没有什么系统，反正就是瞎看。”晚年的樊锦诗对这些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还可以如数家珍。

樊锦诗说自己受居里夫人的影响很大：“小时候，我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我很小就知道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故事，觉得她太伟大了，以至于我曾经一心就想学化学。”她觉得化学很奇妙，各种溶液在试管里倒来倒去，居然能变出其他东西，还能做出很多新的材料，所以很有兴趣。她说，如果当时考大学真的填了这个志愿，或许就考上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了。

她想学化学，还因为她也曾想当一名医生，这是她最初的理想。她觉得医生很神圣。樊锦诗当时的想法很朴素，早产儿的她自小体弱，小时候常常生病，要不是医生及时看好了，她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在她心中，医生救死扶伤，这个职业非常神圣。

但是，有人私下里对她说：“就你这个身体还想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她一想也蛮有道理。她当时有着广泛的兴趣，还喜欢历史，喜欢外语，于是她后来就选择了学历史。

虽然高中老师动员她考师范，她认为，自己特别不爱说话，如果当老师，就需要在讲台上一个劲儿地讲。她这么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她当时没有这份自信。

喜史小姑娘：顺从内心学考古

高中毕业时，樊锦诗自作主张填报了高考志愿。思忖再三，还是觉得想上北大，所以填写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虽然当时可以填报九个志愿，可她只填报了三个，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还是北大。虽然并不想当老师，但也不能不尊重老师的意见，第三志愿就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家都觉得学历史的人就是看书，也不需要什么体力，所以就报历史吧，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她特别提到，报考历史学系，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选择考古。

她之所以选择北京大学，是因为早就从父亲那里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历史学系是最好的历史学系。直到高考结束，父母也不知道她的选择。有一次父亲突然问起她的学业，她告诉父亲自己已经高中毕业了，已经考大学了。父亲接着问她考的哪所大学？父亲非常高兴她的选择——他是清华毕业的，还曾经在北大当过两年讲师。

1958年9月，樊锦诗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乘火车去北大报到。到了北京火车站之后，她发现既没人接也没人管。自己想办法摸到了北大。

第二天，遇到历史学系一位学长才知道，报到的时间推迟了。为了这件事,《人民日报》还特意登出了一个通告，但是樊锦诗没有看到，也没有任何人告诉她。

学长看樊锦诗的字写得还可以，就让她帮着抄文稿。于是，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樊锦诗就每天给他们抄文稿，抄的都是学长写的文章。樊锦诗看见书架上放了许多线装书，边抄边想，这些学长学姐学问太大了，文章写得真好。抄着抄着，她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熟了。听他们说起考古专业，觉得很神秘。有同学告诉她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

樊锦诗回忆道，当时自己对人生懵懵懂懂，其实还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是希望未来不要整天抱着书本。如果考古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不正是自己想选择的专业吗？既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

还在上海读中学时，受父亲影响，樊锦诗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也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曾经她对考古充满遐想，憧憬着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

多年以后，樊锦诗对当时选择考古专业的评价是“稀里糊涂”，因为她对考古专业究竟要干什么毕竟一无所知。

燕园弱女子：“一眼千年”定志向

让樊锦诗开始向往敦煌，可以追溯到中学历史课本里的一篇文章。樊锦诗回忆道，敦煌是中国西北的一颗明珠，莫高窟里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还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课文不长，但让樊锦诗觉得敦煌太美了、太好了。自此以后，每逢有敦煌的展览，或印有敦煌照片的明信片，她都要设法去看一看。

1962年，北大组织毕业实习，樊锦诗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少年时代的梦想即将实现，她把敦煌之行想得很美妙，可下车后就傻眼了：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模样，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一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整整一个星期，前辈们带着樊锦诗和学生们沿着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樊锦诗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彩塑艺术中。

“一开始，在这般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恍若相见初恋一般的惶惑不安，一阵子相处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敦煌当了‘意中人’。”樊锦诗用《一眼千年的厮守》来表达自己对敦煌的一见钟情。

行前，樊锦诗读到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再一次激起了她对敦煌的无限向往。著名作家徐迟笔下的主人公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史家，自1939年由巴黎而桂林，由桂林而重庆，由重庆而敦煌，大半生艰难跋涉献身于敦煌艺术。终于，他的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研究者。

作品再现了一位具有普通中国人性格的艺术家活生生的形象，赞扬了常书鸿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矢志不移的献身精神。作品采取了三条线索（即常书鸿在事业上的追求、他与叶兰在爱情上的离合和他与地质学家孙健初的诚挚友谊）交错发展的表现方法，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把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艺术家的形象刻画得真挚感人。作品气势磅礴，内容充实丰富，且有浓郁的诗意。

1963年毕业季，敦煌研究所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的父亲曾经给学校写信，让樊锦诗转呈校领导。樊锦诗也犹豫了，第一次到敦煌时，她因水土不服提前离开；又因她男朋友、后来成为丈夫的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但是，樊锦诗最终收起了那封信。因为她还记得初见敦煌，仿佛听到千里之外的召唤，让她去保护敦煌。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敦煌痴情女：使命在肩不寂寞

去北大报到前夕，父亲曾和樊锦诗有过一次长谈。父亲说：“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果然，她一到北大，就不断听周围的人说北大有多少名师，有多少图书，北大过去出过多少人才。这确实是一个学术的圣地。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但是北大的校园氛围中，洋溢着为共和国现代化建设而奉献的热情，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正在走来。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理想。

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到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图书馆里总是人满为患，晚到的同学根本没有位子。有时候图书馆门前还会排起长龙，等到门一开,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满足不了所有想读书的学生，只能实行分配制度。图书馆给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只能站着读书。

在国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担当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希望所在。北大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肩负着民族的历史使命，自觉承担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使命，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这也是北大重要的精神传统。

毕业离校前，樊锦诗经历了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更具体化了这种使命和担当。考古学界泰斗级人物、时任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与樊锦诗有过一次单独谈话。

苏先生慈祥地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她分配去莫高窟，以及后续安排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前往敦煌工作，其实是要赋予她（们）一项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

去敦煌前，樊锦诗回了一次家。父亲已经知道了她的决定，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但是能感觉到父亲的沉重心情。动身时，父亲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樊锦诗掉眼泪了。她知道父亲的心里是不舍的，所以后来无论条件怎么艰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从不和家里说，怕他们担心。每次回家探亲，家人都会给她带点饼干，带点上海的奶糖。他们不多问，不忍心问；她也什么都不说，不忍心说。

莫高窟位于茫茫沙漠，几乎与外界隔绝，生活艰苦，条件简陋。早期的宿舍是将马厩加了前墙和隔墙，里外设施都是土做的。喝的水是莫高窟前的宕泉河水，水里盐碱含量高，苦涩难喝。莫高窟坐西朝东，在洞窟内临摹，上午窟内光线尚可，下午只能靠镜子来反光。洞窟全面维修加固前，上下用的是“蜈蚣梯”，如果要对崖面遗址进行实测、记录，考古组工作人员要腰系绳索悬空作业。直到1981年，莫高窟才通电，直到1984年，职工才从土房子里搬出来，住进砖楼房。

从初到敦煌至今，与莫高窟朝夕相处，她内心也曾犹豫过，但“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

上世纪40年代初，常书鸿先生等前辈开始敦煌文化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敦煌石窟结束了400年无人管理、任其破败的历史。前辈坚守大漠，筚路蓝缕，使莫高窟从满目疮痍到华彩重现。“我所能做的，就是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向前推进。”樊锦诗说。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超越世俗的名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能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世世代代不断为它付出，不断努力。

每每至此，樊锦诗总会想起苏先生和蔼可亲的鼓励和语重心长的教诲。离校前的那次单独谈话，好像就在昨天，让她倍感亲切，又觉得这个使命沉甸甸的。但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在步出朗润园的那个时刻，她是恍惚的，她反复问自己：“我能完成吗？”

她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她更没有想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她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近半个世纪，她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她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艰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

她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会让她走上领导管理岗位。之后，她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中。

樊锦诗始终忘不了母校和老师们的这份嘱托，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报告的使命，忘不了北大的精神传统，忘不了作为北大学子胸怀天下、报效祖国的志向，忘不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的重大责任。樊锦诗知道自己必须为此竭尽全力。

在樊锦诗看来，奉献是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毫无保留地献给敦煌。她说：“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参考著述：《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译林出版社；樊锦诗：《书卷铺就敦煌路》；樊锦诗：《一眼千年的厮守》。

作者 | 上海商学院香斋书院周一书杨贻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