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柏

母亲节到了！辛勤照顾孩子，也许是一份没有假期的天职。古时自婴儿呱呱落地，母亲或乳娘即授以乳，从此孩子快高长大，正是母爱体现。现代社会经济挂帅，为养育孩子，男女或未免营营役役，因此双职父母渐多；加上物质条件改善，牛奶或奶粉选择繁多，喂哺母乳已非必然。母子此一亲密联系，面对经济及家庭需要，无可避免或要让位。

喂哺母乳的优点，已成社会知识一部份。据香港衞生署网页资料，母乳含天然抗体及DHA等脂肪酸，可增强婴儿免疫力、预防疾病，促进脑部发育。对母体而言，母乳喂哺更可减低罹患乳癌等风险。心理上，哺乳则可加强母子感情联系，增加母亲满足感。如何在母职及人职之间取舍，往往令不少母亲费熬思量。

翻开书册，其实此难题早在近百年前的民国时期经已出现。当时妇女一方面被鼓励接受教育及走出家庭，另一方面却需肩负社会对母职的期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卢淑樱博士所著，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母乳与牛奶》，详述「牛乳东来」下，那一代母亲面对母乳及牛乳哺育的抉择，是采妇女史角度，为母亲历史补白的难得力作。新书探讨西方物质和饮食文化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如何改变及重塑母亲的处境及角色，更纪录母亲育婴的心路历程。母婴的历史，本质上是亲情的历史，也是一页可贵的社会史。

1916年《申报》刊登的生乳药广告

西潮对母亲角色的冲击

清朝既败于甲午战争，列强即凭一纸《马关条约》进入中国兴建工厂，就业职位因而增加；随后的晚清改革则提供女性入学机会，终令女学生以至目不识丁的妇女投身职场。女性既游走职场及家庭，有偿工作渐较无偿家务获得重视，后者更被视为次等工作(卢淑樱语)。在职妇女选取何种哺育方式，一如卢淑樱的研究所示，存在「母亲角色与实质母亲经验的矛盾与张力」。

这股张力，实与当时的社会变迁相呼应。工业化让妇女离家求职，长工时令她们未能长伴婴儿身旁，人职及母职甚难兼顾。据卢淑樱研究，十九世纪前的中国，其实尚未形成饮用牛乳习惯，但其后洋人来华经商日繁，鸦片战争后他们更可居于上海等沿海商埠，牛乳制品由是渐现，为牛乳哺育兴起缔造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清末以来舆论不时讨论母亲角色。甲午战争惊醒士大夫走上变法图强路，一国救亡之责渐寄妇女；倡办女学之声涌现，女性被鼓励学习成为贤妻良母妥善料理家务。加以当时从日本传入的家政学亦列举母乳哺育的优点，更视之为「天职」，颇呼应「强国、强种、强母、强儿」诉求。惟卢淑樱注意到，思想家如梁启超虽提倡女学，但他实不希望妇女受困家务，而是鼓励她们走出家庭、参与经济生产，达致生利。及至五四思潮传播，妇女被呼吁要发展自我，这些出走后的「娜拉」自然不愿回家。故女子教育对当时妇女们「既是机遇亦是挑战」(卢淑樱语)。一些女学生亦不甘当贤妻良母，而欲与男子竞争。由此可见，清末民国存在不同的母亲角色期望。自由与责任的张力，乃当时母亲一大课题。

《母乳与牛奶》收录不少民国时期母亲面临抉择的故事。书中提及的三个例子，颇能凸显母亲们遭遇的两难，以及牛乳喂哺或聘用雇乳对她们的意义。

覃英：母亲角色的觉醒

覃英(1906－1993)是乡土作家鲁彦(王衡，1901－1944)之妻，毕生从事教学工作，育有四子一女。卢淑樱形容其哺育经验是从「错误」中醒觉。覃英注重一己兴趣事业，讨厌孩子缠扰阻碍工作。大儿子恩哥三、四月大时她更缺乳，遂转用牛乳哺育，促成她日后可到外地教书。

但女儿丽莎出生后，覃英反而坚持母乳哺育，只因生病或母乳不足等场合，才用牛乳。丽莎亦发挥辨别乳香的本能，懂吸吮母亲乳房以觅安慰。覃英之所以改变态度，因她自觉以往对恩哥照顾不周，更将恩哥的暴躁性格及营养失衡，归咎于自己未注意奶粉调节，以及工人疏忽照顾。

除出于关顾孩子及发现牛乳哺育之不足，卢淑樱分析覃英愿回家育儿，家人实属一大因素。覃英曾跟家姑坦言当年未悉善照顾恩哥，令后者「声泪俱下」，卢淑樱推断长辈压力或使覃英放弃牛乳哺育。此外，丈夫鲁彦对覃英离家工作不单未加反对，更花心力照顾孩子，令覃英对家人心存歉意，重思母职之责。

覃英的故事，反映牛乳哺育可助缺乳母亲，乃至增加母亲们的自由及活动空间，亦呼应当时1930年代，部分职业女性亦不愿因生儿育女断送事业的考虑，体现五四时期妇女争取经济独立及平等就业机会的解放思潮。

然而，价值观亦驱使覃英重采母乳哺育。卢淑樱提醒读者，1930年代正值经济大衰退余波蔓延中国，酿成重大通货膨胀，加上长江连年水灾，严重打击城市和农村经济，失业人数颷升，终泛起「妇女回家」论争，主张职业妇女让出工作机会，回家相夫教子，养育强健小国民。覃英的抉择，隐约反映她仍认同「母亲应以孩子为重」的性别分工观念。

〈上海的女工生活—趁着午餐时的余暇，便与娘们的孩子进食〉，《美术生活》，

31 期（1936 年10 月1 日）。

丁玲：追寻自主的女作家和母亲

着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的丁玲(1904-1986)，是著名女作家，亦是一位母亲。她取舍哺乳方法的经验，尤其存在张力。1925年，丁玲与胡也频结婚，1930年儿子蒋祖麟在上海出生。丁玲夫妇均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文学创作路线左倾，自惹国民党政府严密监视。翌年胡也频在上海被捕，不久旋遭处决，丁玲则继续文学和革命事业，将稚子交由家乡母亲照顾。后来丁玲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被幽禁南京三年，至1936年方被营救至共产党控制的陕北地区。

对曾接受新式教育，支持新文学及共产革命的丁玲而言，儿子出生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令家庭经济更为拮据，胡也频甚至要典当大衣去聘请乳母。育儿让两口子忙得不吃饭不睡觉，「连写一封信也不行了」。没乳娘时，丁玲选择牛乳哺育，惟儿子食量惊人，颇耗金钱时间，甚至需借贷度日。其实胡也频遇害前，丁玲已自忖不会当母亲，加上夫妇两人均需工作，故早计划把小孩送回娘家。其后，儿子在娘家继续以奶粉哺育。卢淑樱认为，丁玲热爱写作、追求理想，极可能因而放弃授乳，转以牛乳哺儿。

卢淑樱认为，丁玲一例反映当时牛乳哺儿非有钱人专利。据其研究，牛乳哺育涉款不一定较聘用雇乳为低，在城市地区两者开支甚至相约。哪项选择较能解放母职？卢淑樱指关键在于有否家人或佣人看顾孩子。若非，聘用雇乳其实更方便划算(因乳母可身兼供乳者和佣人)；反观牛乳其实需要人手调制和喂哺，如无人手，母亲照样难免耗时育儿。故卢淑樱下结论指，牛乳哺育不一定能释放母亲的哺育责任。

丁玲扬言自己不适合当贤妻良母，但她其实甚关心孩子，《母乳与牛奶》一书就载录她的自白：

我们并不愿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为小孩太妨害我们了。不过，我们究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没有超过这种爱，小的，乖的婴孩，显着天真的，红的嫩脸睡在摇篮里的时候，是给了做父母的人许多劳苦后的安慰的。

事实上，丁玲产子后不到三个月便守寡，同时奔走于工作及革命，卢淑樱认为她把儿子交由母亲抚养，决定未尝不合适。如上述，清末以来一直有舆论强调母乳哺育对国家富强及尽母天职的重要，但丁玲却未被指责疏于母职，更被时人目为女性典范，卢淑樱推断她或因属文坛新星及新寡，且心怀理想及革命等宏大志向，故免被口诛笔伐，亦反映当时对母亲角色存在双重标准。

奥斯德奶粉广告(取自1935年的《妇女旬刊》)

绿萍：由热情到淡然的育婴

相较上述两例，绿萍是寻常百姓，日记透露她或从事教育工作。其心理变化，「充份显露1930 年代职业妇女在母职和事业之间取舍的矛盾」(卢淑樱语)。绿萍育有两女，大女儿长真是用母乳哺育，但因在职产假只有40天，绿萍很快就回归职场，深感职业及母职矛盾，最终她选择前者，改聘乳母喂哺孩子。

绿萍欲聘一位贫穷乡村妇人充当乳母，但得悉她准备把其四月大的女儿送到育婴堂或充当别人的童养媳后，不欲以金钱「蹂躏别人的孩子」，一度拒聘。惟该乡妇重申孩子迟早总得送人，加上乡间水淹迫使要她到城市求职，绿萍终决定聘用，但她却要面对要乳母喂哺长真而放弃自己孩子的罪疚感。可见她相信哺乳是母亲之责。

及至二女儿长颐出生，绿萍对未能履行哺育职责的罪疚感已大幅减少，反在赶紧聘请乳母之余，把长颐交由娘家的母亲及嫂嫂托管，将大部份母职摊分多人代劳，体现当时在职妇女对母职分工的尝试。

绿萍的例子，反映在职母亲要先处理婴儿哺育问题，再返回工作岗位的难题，未被社会舆论重视。事实上，职场不容许母亲带同婴儿上班，哺育室和托儿所在工厂亦非必然，显示当时社会不鼓励妇女生产后重回职场。从上亦可见，女性亲属网络对在职母亲的重要性，令母亲不必然被哺乳束缚。

1934年《申报》上海畜植牛奶公司广告

小结：社会变迁下的母亲抉择

清末民国之际，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思潮相继涌现。女性的生活以至社会角色相对传统社会起了较大变化，思想上为女性争取自由开启了可能；「牛乳东来」作为物质条件，亦为妇女提供哺乳以外的选择。然而审视这段历史，也许正如老生常谈，母亲照顾孩子总甚辛劳。即便上述条件出现，母亲要摆脱母职束缚，或是平衡母职与人职两者，仍然受制诸多因素，如家人压力或助力、社会舆论及环境配套、性别分工的既有观念、个别家庭的物质条件等。即便经济条件号称日益改善的今天，女性仍然面对哺育方法的取舍。

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如何好好照顾孩子，挑战和困难想必接踵而来，但当目睹孩子和家人愉快安康，因此而来的喜悦却是无价。女性在家庭等私领域的付出，自古已然。「母亲」可能是占据女性一生大部份时光的身份，她们的处境和辛劳，实值我们重投关注和理解。

母乳与牛奶

卢淑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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