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新画像挂上天安门后，北京市民提出意见：眼睛不应该向上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华夏大地于科技、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皆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数千年的封建旧俗被一朝打破，人民过上了古人从不敢想的好日子。

就拿旅行来说，古代只有极少数的地理学家、文学家才能周游四方，如大名鼎鼎的徐霞客等人。但今天，几乎每个人都会选择节假日出游来放松心情。

其中北京作为政治中心-首都，是必不可少的目的地。

许多中老年人甚至把去北京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当作人生中清单之一，瞻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顿时历历在目......

而原名承天门的天安门，被称之为是整个中国的“心脏”，其自明永乐十五年修建完毕后，便静默地伫立在北京中心看尽了风云变迁。

明清时期，承天门是举办重大庆典与发布全国政令的所在，象征着说一不二的皇权，直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天安门从“堂前燕”飞入“百姓家”，经朱启铃旧都城改造计划的实施，天安门变为老百姓可以自由穿行的广场。

此时，天安门还没有解锁悬挂领袖照的先河。

1928年8月24日，率先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遗像正式挂上天安门城楼，奈何民国是一个多事之秋，仅过了不到二十年，蒋介石自诩击退了侵华战争，其巨幅画像登上了天安门。

天安门城楼经过两次领袖照更迭，已经赋予了象征最高权力的深邃意义。

蒋介石照片挂上的同一时刻，北平学生高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从天安门走过，没多久天安门城楼的画像再次刷新，这次登顶的则是举国上下人心所归的——毛主席。

不过在毛主席的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后，却曾有过多次变迁。当代人或许印象最深刻的是天安门毛主席画像，是一幅气势伟岸的正面像。

据有着“暗房宗师”的画像制作人陈石林所说：此幅画像将毛主席额头的“骨相”神韵表现了出来，智慧纹描绘得很细腻，眼睛十分明亮，神情却是格外柔和。

自应用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就连毛主席女儿李讷，也极其兴奋得表态道：“这幅标准像真好，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主席都在看着你。”

不过这幅有口皆碑的画像，已经是经过了几次更迭改进后的了，前面还有几版毛主席画像，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或许还会有一些印象，这里我们简单的列举前面几幅经典之作。

比如第一幅毛主席画像是问世于1949年2月12日的北平和平解放大会，此时正是百废待兴之际，毛主席本人日理万机，公务十分繁忙，无暇拔冗顾及画像的事。

周总理事从权宜之下，迅速请来一众艺术家，专门负责悬挂在解放大会当日的毛主席画像。

但相关人员来不及重新绘制新画像，只能在毛主席曾经拍摄过的生活照里挑选，一张带着八角帽、身穿军便服的照片让他们来了灵感，将其制作成宽4.6米，高6米，重1.5吨的巨幅画像悬挂上城楼。

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圆满完毕后，老百姓对这副亲和力十足的领袖照十分满意，觉得将毛主席革命时的精神力给妥帖地表现了出来。

不过尽管这次画像应用得比较匆忙，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是非凡的，毕竟这是毛主席画像第一次挂上天安门城楼。

而且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画像并不只有毛主席一人，还有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国家领袖，这么多的人物画像也是建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1949年7月7日，北平各界人民在纪念七七抗战12年大会上，对天安门城楼悬挂的画像进行了一番精简，保留了毛主席和朱德的两张画像，其他的三位领袖则去除掉了。

再后来，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第一幅以毛主席生活照为“蓝本”的画像登顶天安门城楼，只是虽然国内上下是对这第三版画像比较合心，但参与国际外交活动时就有点过于朴素。

1950年1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参与了许多国事活动，各国媒体纷纷报道，新闻中的配图就选用毛主席的这一幅画像和斯大林的大元帅照。

报道一出，时任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总署署长的萨空同志，拿着报纸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当时只见斯大林的大元帅造型既华丽又威武，而毛主席的八角帽和土布军服就被映衬的反差感格外强烈。为了避免在外交活动中失了体面，新闻摄影局的胡乔木同志打算要专门为领袖毛主席拍摄一副标准像。

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后，摄影局的四名记者就前往给毛主席拍照，但这张毛主席特意空出时间完成的照片，却没有应用到实际中。

原因首先是拍摄时间的光线和场地的许多客观条件，毕竟我们国家那会儿摄影器材和技术还十分受限。

再则，记者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不难免俗地将毛主席视为精神领袖，如今有机会得见偶像的真颜，激动的是手也抖了，心也怦怦跳。

虽说毛主席一直都是平易近人，但紧张+兴奋叠加下来，摄影记者也就发挥得不那么好，所以想制作出一张完美的照片，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关键因素都不能少。

拍摄出的照片不能用，可把萨空等人急坏了，本想约毛主席的档期再补拍一次照片，可毛主席一直夜以继日地忙着国家大事，再也未能抽出一个完整时间留给摄影局进行拍摄工作。

经过数次的研究开会，萨空等人认为：“何不找一张毛主席的照片，通过暗室后期加工，制作出一张标准像呢？”

大家纷纷称是，萨空当即开始物色负责这项工作的人选，而此时陈石林临危受命，二话没说就扎进了资料堆里寻找素材。废寝忘食地对比了数日后，一张毛主席会见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时的合照让他尤为满意。

这张照片是不久前拍摄的，毛主席因见到英雄和模范分外欣慰，目光炯炯有神，神态也巍峨庄重。既然是合照，那陈石林就打算将毛主席单独裁剪下来，中间还遇到了背景幕布影调太深的问题，也经陈石林用遮挡法细密的处理了。

他制作出十来张不同反差和深浅的12英寸照片，对面部和头部一一进行加工修整，最终以此为基础翻拍出的底片，放大后就是毛主席的新标准像。

摄影局人员端详画像，皆觉得将毛主席的精气神表现得神采奕奕，中山装也将其自信和坚毅的领袖气质完美地突显出来。

萨空忍不住地连连称好，经毛主席审定后也格外满意，就立即作为新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毛主席标准像发行，并于1950年10月1日1前夕，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1951年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将迎来出版，中央为此决定再制作一副毛泽东的正面标准像。由于陈石林将第二版的标准像完成得格外精彩，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可，第三版标准像也由陈石林负责。

陈石林可不敢坐在功劳薄上吃老本，丝毫不大意地再次翻阅起毛主席的所有照片。经与摄影局工作人员披星戴月地从千万张照片中一一遴选，一张毛主席的团体合影符合大家认为的正面像标准。

之前的成功显然也给了陈石林照片制作方面的底气，这次他大胆地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主席单独裁剪出来后，修缮完面部和头部的细节，背景更换为浅色。

中央和摄影局看完成片的效果，认为相比起前一版，这张画像不仅表现出了毛主席的气宇轩昂，更难得是将其和蔼可亲的一面也通过浅色背景表达了出来。

1952年10月1日，最新的正面标准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后的数年时间里，一直沿用并没有再更换。而陈石林名气更是大噪，随着新闻摄影局合并到新华社，他开始担任摄影部技术组和返修组的组长。

时间转眼来到1959年9月，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特殊节点，中央决定专门拍摄一组反应毛主席风采的新的标准像。

1959年10月1日前夕，中央将拍摄最新标准影像的工作，交给新华社摄影部新闻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

毛主席的时间依然夜以继日地全扑给了国家大事，记者们想到一个办法，在毛主席住所附近布置出来一间摄影室，抓住一个毛主席的休息时间，就能三下五除二把照片拍了。

底片洗出来后，效果依然不尽人意，由于光线和打光的问题，毛主席脸部的光影不太规则，整体光线也不够润泽。

可优点是这次的成片清晰度不错，陈石林采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技术手法，反复加工调整后，将照片送审中央，中央领导人交给毛主席审阅，满意后便于新中国十年庆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每一次天安门城楼更新毛主席的画像，对于北京市民来说都是堪比过年一样的大事件，得全家老小一起凑在天安门广场参观，再回家跟亲戚交流点评一下，才算跟上了这股潮流。

但后来有北京市民发现这幅毛主席新画像看起来只有一只耳朵，眼球也有一个是视角偏上。在很多人看来，领袖画像必须要做到尽善尽美，而如今在某些细节出了点小问题，显然是需要再改进的。

——比如画像上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很容易会被有心人解读为“偏听偏信”，而眼球一个向上看则是显得“目无群众”，这样的确是会让有些人觉得有损伟人光辉形象。

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也十分重视，经过审查决定要立刻再重新制作出一组毛主席的标准照，将这版画像替换下来。

相关人员再次想到了制作毛主席画像颇为优秀的陈石林，要求他来牵头负责，制作出一组露出两只耳朵的正面标准照。陈石林感到兹事体大，联系摄影记者采用长焦镜头拍摄五英寸底片。

但是碍于摄影技术限制，照片仅有1英寸。再加上由于过于匆忙，毛主席的衣领在拍摄中没有整理好，也显得有些影响底片观感。

那陈石林准备如何处理这张感光不足、阴影还很重的底片呢？

他如临大敌一般将自己关在制作室，经过无数个日夜琢磨，想到可以用“透正拷负”底片的最新工艺，反复调整修复了一个多礼拜，终于一张黑白分明、层次立体且炯炯有神的新版标准像完工了。

陈石林将照片送审中央，见到画像的领导人皆赞不绝口，认为陈石林是把毛主席的气质揣摩透彻了。在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后，一直沿用到今天。

除了1994年国庆45周年前夕，专业人士将画像板取下来做了一番升级。

——从最初的21块五合板和铝板等材质，变为一整块板，表面采用平面玻璃材料，突出画像的透彻效果以外，画像本身则一直未再改变，从而成为几代人心中的“毛主席画像”。

而通过制作毛主席画像，陈石林在摄影界有了很高的名望，他甚至还被人称之为是“毛泽东标准像守护神”。对于这种赞誉，陈石林也显得格外谦虚，他曾表示：“守护神不敢当，那只是我的工作，仅此而已！”

名气在陈石林看来并不重要，而金钱亦是如此。对他而言，金钱乃是身外之物。

在2001年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个收藏家收集的毛主席标准像被拍出了72.6万高价。而这张照片之所以会拍得如此高价，最重要的原因是照片背后有陈石林写的一段话。

即：天安门城墙上毛泽东正面标准像，是我1964年9月加工修正摄制而成，并由我提供给天安门管理处，供他们做绘画使用。该照片是我用原底板制作的，因此照片上的影调层次、质感都比较突出。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张拍卖的照片是当年制作过天安门城墙上毛主席像的照片母本，意义与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被拍高价后，有人便向陈石林反映这件事，对他说：“这是你的作品，你应该主张权益，起码要求分一半钱！”

但听到这番话后，陈石林只是微笑着回答道：“即便我有这个权益，我也不要这个钱，人家是把毛主席的照片当作经典艺术品拿到拍卖会上拍买的。”

在很多人看来，或许也只有陈石林这种不慕名利，品行高尚的人才能去制作，并且作好这样完美的毛主席标准像。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陈石林与毛主席标准像两者之间也是一种相互成就。

毫无疑问，天安门的毛主席画像，如今已经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画像还曾在公开场合被聊到过。

1980年，这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两个年头，此时西方有报刊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了”，天安门城楼不用挂毛主席像了。针对这个问题，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中国想采访邓小平。

要知道，法拉奇这人可不一般，此人素来以采访首脑尖锐问题而著称，履历极其丰富，此前在外交场所上就一度将基辛格提问得下不来台，对此基辛格后来还曾懊恼的表示：“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邓小平显然也知道法拉奇此时来访的用意，但他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果断地回复：“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不久后，法拉奇来到邓小平办公室，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仅仅是经过一个简单的寒暄问候后，她便单刀直入地开口提问，而且还直奔主题而去，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听到这颇具刁难意味的询问话后，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干脆回答说：“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掷地有声，每个字都有千金分量。

——毕竟毛主席的功绩是永远摆在第一位的，他为中国人民所做付出的努力是不能被抹杀，在我们中国人民的情感上来讲，都是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因此，即便毛主席画像如何变迁、更迭，它都不会从天安门广场上消失，因为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给国家作出的贡献。而法拉奇在听完邓小平的回答与解析后，也最终被其客观、冷静的思维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