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美墨边境墙：心在这儿，墙隔不住

2017年2月，我和梁红开着飞机，从俄罗斯堪察加的冬天，飞进了美国西雅图的春天，随后一路南下，来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或许很少人去美国或墨西哥，会想到要去这堵墙看看，但你或许还是可以听听，我们在这堵墙的两侧所遭遇的故事。

有时旅行的意义也或许在此：不止酒店、门票与红酒，也有一路人所遇到的人，还有世界的另一面。

每天结束飞行的酒店，总会在电视里看到这堵墙。如今，美墨之间的边境总长约3200公里，其中1100公里已被高墙和栅栏阻隔。

我们不想讨论政治，这些年走在路上，我们只关心人。所以来到美墨边境，我们想看看新闻之外的边境墙，还有高墙下的人都是怎么生活的。

我们首先来到的是美国圣地亚哥，美墨边境的一个城市。圣地亚哥拥有绵延113公里的迷人海岸线，也是每年过往超过1700万游客的美丽之城。

散步在沿蓝色太平洋蜿蜒的拉霍亚海滩，开车穿越如彩虹般横跨的科罗拉多大桥，还有在黄昏落日时刻，来到世界最著名的胜利之吻（Victory Kiss）雕像下——都是你若来圣地亚哥，会留下的甜美回忆。

然而，如果你来到距离圣地亚哥南部的边境，你会发现繁华下的另一面。

一堵边境墙，把一片土地分隔成了两个世界。

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美墨边境，只是一道单独的波纹钢栅栏，人们还能容易地径直进入墨西哥或回到美国。90年代，大规模的造墙计划就已开始。今天，近10米的高墙已将两地阻隔，墙上也布满了探照灯、摄像头和铁丝。

墙很长，甚至一直延伸进了潮起潮涨的太平洋。

此刻我们抵达的地方，建在高墙下，却被叫做“友谊公园”。

要到“友谊公园”，要沿着一条小径，穿过一片沙漠，再路过一片沼泽地，才能来到这个用几层钢铁丝网铸成的围栏旁。

友谊公园也是圣地亚哥的边境移民者，唯一能见到亲人的地方。

每周末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这片缓冲区域，无法跨越边境的人被准许来到这里，靠近围栏，和对面墨西哥的家人相见几个小时。

抵达这一天，正好是开放日，公园很热闹。有游客来参观，有边境乐队在唱歌。

我们在美国这一侧，看到了墨西哥那边的一个女人。她像参加一个聚会，把自己打扮得尽量的得体，脖间一条黑红相间的丝巾，唇间也抹着口红。

这个年迈的女人，神情却一直很落寞。几个小时，也没有人和她聊天。边境乐队的音乐一响，女人就掉眼泪。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在美国生了一个女儿，孩子诞生后，她就被驱逐了。

她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孩子，也从不知道孩子的生与死。

边境教堂一旁的角落里，也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自带的椅子上，与那头的亲人聊着天。

带着便携的椅子，椅子旁放着一瓶水——他很珍惜这几个小时的团聚时刻。

这个男人叫丹尼尔，他妻子叫桑德拉，他们有两个孩子。九个月前，丹尼尔从墨西哥越境到美国，在圣地亚哥的工地上做建筑工人。

每个周末，丹尼尔都会空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来到边境公园。只有这个时候，这个男人才会卸下一周的疲惫，享受少有的平静。

“只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谁。”操着浓浓的墨西哥口音，丹尼尔这样对我们说。

6岁的儿子突然向丹尼尔的方向跑来，这个表情一直平静的父亲掉了泪。通过宽窄不到2厘米的铁丝网眼，这个父亲尽力去摸孩子的手指头。

他努力把带来的零食，通过边境网伸到那边。但网眼太小，他只能一根根地把薯条递给孩子。

后来，我们穿过边境，来到墨西哥的小城蒂华纳。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丹尼尔的妻子桑德拉。

桑德拉热情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屋子很破，土地都是泥泞。她一个女人，要照顾2个孩子，5条狗。

虽然简陋，但很温暖，到处都放着孩子的照片。墙上还挂着一辆小自行车。

桑德拉还喜欢动物，不到50平米的室内面积，同时养着五条狗和一只鹦鹉。

鹦鹉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伊娃。

在桑德拉的卧室里，我们看到半面墙的指甲油。

“你是做指甲美容工作吗？”梁红问她。

“不是，我只是自己喜欢而已。”

桑德拉的床头，挂着与丈夫的合影。两人笑得都很开心。

我们突然意识到：虽然他们是移民家庭，但不意味着他们就要活在阴影里。他们分隔两地，只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很难说，她的丈夫越过国境到底对不对；我们也很难说，这堵墙要不要修。但至少我们真正到了这里，听到了一些普通人的声音。一些可能被新闻淹没的声音。

后来，我们沿着美墨边境线，走了很远，见到了更多的故事。我们甚至还被当作可能的毒贩，被荷枪实弹的警察拦截。

但身旁的这堵高墙，始终存在。

这堵墙要修多长，要修多高，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这堵墙不会阻隔人与人相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