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一生跟过3个领袖，曾坦言：毛主席是我跟过最好的一个领袖

前言

1976年7月6日下午三时一分，朱德逝世，毛主席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早些时间，他的心肌梗塞发作，刚刚有些好转。当工作人员报告这一噩耗时，毛主席正躺在病榻上，他用细微、低沉的声音说：“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毛主席和朱德

两人上一次见面要追溯到1973年12月21日，当毛主席看到年近9旬的朱德，拄着拐杖走进会议室时，立马拍了拍身边的沙发，请他挨着自己坐下。

坐下后，毛主席点了一支烟，划火柴的时候若有所思地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在余下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位老人始终挂念着对方，朱德常对身边人说：“我一生跟过三个领袖，蔡锷、孙中山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我跟过最好的一个领袖，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的像。”

毛主席和朱德历史性的握手

毛主席和朱德都出生于农民家庭，对农村的状况一清二楚，常年的乡村生活给他们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尽管很早就远离家乡，从事革命事业，身上却依然保持着淳朴、豪爽的秉性。

朱德出生于一个大家庭，祖母掌管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母亲和妯娌们生活在婆婆的威严之下，养成了隐忍、宽容的处世之道，这种人格魅力也影响着朱德。

毛主席和朱德

另一边，毛主席也深受母亲文七妹的影响，待人温和、有容人之量，而父亲的“强势”也培养了他的“反抗”精神，不轻易受人桎梏。

两人重要的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

正当湘南起义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政府派出7个师的兵力，计划南北夹击攻占湘南。此时，湘南的正规革命军只有朱德和陈毅率领的一个师，各个县虽然有数万农民军，但都没有作战经验，武器装备简陋，枪支极度匮乏。

更糟糕的是：湘南苏维埃地区出现了“左”倾错误。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盲目作战，损耗兵力，朱德果断决定退出湘南，率领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

毛主席和朱德

1928年3月下旬，毛主席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被广东、湖南的“协剿军”围攻，进退两难，决定赶赴湘南，掩护湘南部队撤退。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桂东、汝城前进；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二团从井冈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

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朱德、王尔琢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和耒阳新成立的第四师等，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

当时，陈毅正在郴州，收到朱德要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刻集结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和湘南农军，与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会合在资兴会合。不久后，黄克诚带着永兴的800农军也赶到资兴。

毛主席知道湘南起义军要向湘赣边界转移，便离开桂东沙田，向汝城进发，分散敌军的注意力，并借此机会攻占汝城。随后，又率领部队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和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会合。

4月中旬，陈毅和朱德在酃县沔渡会合。这时候，朱德关切地问：“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能到？”何长工回答：“两天左右可能会到宁冈。”

4月24日左右，朱德和陈毅首先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随后毛主席也来到了砻市。朱将军来了的消息传遍了砻市千家万户，大家欢欣鼓舞，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的部队，并腾出房屋供战士们居住。

等候的间隙，乡亲讨论着：朱德将军一定骑着高大的马匹，又气派又威风。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

可是，当队伍进城后，他们没有发现一位骑马的将领。其实，朱德就藏在队伍中间，只不过穿着一身粗布灰色军装，扎着皮带，打着裹腿，头上戴着平顶帽，肩上扛着一支短枪，和普通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乡亲们认出他后，立刻欢呼呐喊：“欢迎朱将军！”

朱德安顿好后，精心收拾了一番，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特地换上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警卫员看到后，笑着说：“好久没见过你这样打扮了。”朱德高兴地说：“今天可不比平常，要见毛委员哩。”

毛主席一到砻市，得知朱德等人住在龙江书院，不顾日夜劳顿，立刻带着主要干部朝那里走去。朱德听说毛主席一行人到了，连忙带着手下出门迎接。

看见朱德走了过来，何长工向毛主席介绍：“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

毛主席会心一笑，点点头说：“我前不久与朱德同志见过一面，很短暂的一面。”说完，挥手向他们打招呼。

毛主席远远看着朱德，只见他肤色黝黑，看起来很老成。朱德也打量着毛主席，只见他头发向后梳，身姿挺拔，眼睛炯炯有神，气质突出。

快走近时，毛主席快步迎上去，握着朱德的手，两双扭转乾坤的大手牢牢握在一起。他们使劲摇着对方的手臂，用这个动作来表达内心的激动，周围人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高兴地留下了眼泪。

从那时起，“朱毛”就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们长达48年的友谊被人津津乐道，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就在毛主席和朱德会面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成立。朱德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红四军既离不开毛主席，也离不开朱德。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把红四军并称为“朱毛军”。

后来，在红四军党代表会议上，罗荣桓等人提出希望在闽西上杭养病的毛主席回部队工作时，朱德爽朗的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从此，“朱毛红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了神州大地。

井冈山时期，朱德和毛主席同住在一栋房子里。毛主席住楼上，朱德住楼下，成了亲密无间的邻居。

工作之余，毛主席常常来到河边散步，朱德经常在这里偶遇他，两个人一起谈论国家大事，非常和谐......

交流得越多，朱德被毛主席的远见深深折服，他对时局的分析常常令人眼前一亮，朱德心悦诚服，感慨道：“他的眼光超过所有人。”

朱德处处信赖和尊重毛主席

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曾写道：

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毛主席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远胜朱德，而朱德实践经验多一些，他们非常互补，既是战友，又是知己。

朱德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由衷敬佩，他曾谦虚的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子。”

朱德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的主张，枉顾两河口会议精神，妄图分裂党和红军。

为了顾全大局，中革军委将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派两路，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徐向前、叶剑英率领右路军北上。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帽儿盖召开。在会议上，张国焘的错误思想彻底暴露，朱德察觉到这一点，和毛主席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地交谈，毛主席提醒朱德对张国焘要高度警惕。

随后，张国焘一手策划川、康省委扩大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围攻朱德，逼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会议充满火药味，张国焘的用心昭然若揭，而朱德神态自若，不管他们一伙人怎么批评、怎么骂，他都保持沉默，不为自己辩解，甚至埋头看书。后来有一位同志回忆起这一幕说：“朱德，不沉的航空母舰。”

等他们停止批评、停止谩骂，朱德才不慌不忙的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

他还故作玩笑的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又表态：“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张国焘又气又急，警告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洞察了他的狼子野心：“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离开部队，就彻底失去了保护，很可能会遭遇不测。

1935年10月，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还任命朱德担任“中央委员”等职务，朱德不从：“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

张国焘被惹火，对朱德实施监视、迫害等卑劣手段，纵容手下闹事，还派人杀了朱德的牲口，不给朱德和身边人员打饭吃，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调离他的身边。

张国焘和毛主席

哪怕受到威逼利诱，朱德仍旧没有屈服，并将相关情况上报中央，揭穿了张国焘的阴谋诡计。正是因为他的阻挠，张国焘才没有将红四方面军带向无法挽回的深渊。

后来，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传来，朱德联合徐向前等同志，逼迫张国焘撤销“临时中央”，三大主力红军终于成功会师。

朱德安全回到陕北延安时，和毛主席谈论起和张国焘的争斗过程，毛主席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兴奋地作诗一首：“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意思就是：“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

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整风运动”浪潮席卷全党。朱德对毛主席的决策举双手赞成。

他对同志们说：“毛泽东同志是从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党的领袖，过去我们党也是一元化的，不过因为领袖犯错误，一元化就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领导。”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公开表示：“有了毛主席，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打仗就要吃亏。”他不是无缘无故说这些话，而是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威望，为毛主席的决策加深影响。

毛主席对朱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朱老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

1944年，朱德母亲去世，毛主席亲自写下：“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朱德母亲的敬爱，更表达了他对朱德的深情厚谊。

1946年，中央为朱德庆祝60岁生日，毛主席题词：“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这些赞扬声，朱德担得起，但他还是谦虚的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中国革命一定能取得成功。”

朱德母亲

1947年，朱德和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从延安抵达河北城南庄，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指导华北地区的军事、土改工作。

这年秋天，冀中行署的同志给朱德送来了面粉和红枣，朱德特别吩咐这些同志说：“毛主席等领导人在延安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工作很辛苦，请你们把红枣分成几份给他们送去，表示我们冀中的同志对毛主席的问候。”

毛主席和朱德的情谊不仅反映在同舟共济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哪怕相隔千里，他们仍然牵挂着自己的老战友。

病床前的牵挂

1975年年底，朱德住进了医院。1976年元旦前夕，康克清把朱德接回了家。

元旦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播送了毛主席新作的两首词，一首是《水调歌头·井冈山》，一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

仍旧被病魔缠身的朱德听到这两首词，脸上泛上了一丝光亮，精神振奋，不停地赞叹道：“毛主席的词写得真好啊。”

还对家人说：“主席这两首词，头一首是他1965年5月到井冈山视察时写的。这是他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后第一次回去，距1927年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已有38年，故有‘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句......”

遥想当年，两位“民族英雄”在井冈山相遇，并肩作战40余年，曾经的岁月历历在目，怎么能不让人感叹呢！

1976年6月26日，朱德感觉浑身乏力，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在医生强烈要求下，又住进了北京医院。

有时清醒的时候，他还在念叨：“我在医院还可以做事，我出院以后，还在工作。”这位90岁高龄的英雄，仍然惦记着国家的生产、生活。

住院期间，秘书尹庆民和朱家人商量，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朱德的浴室改造一下。原来新六所的卧室里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中办知道后曾想把这里改造一下，可是朱德说什么都不同意：

我们一进城，盖了一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中办管理局副局长李维信见朱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只做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更大了。这么一说，朱德才勉强同意。

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准则，不搞特殊，廉洁为公，这也正是毛主席对所有党员干部的要求。

当时，朱德的病情一日比一日重，多种病症并发，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又增加了肠胃炎，高烧一直不退，但他的神志还比较清醒。

就在朱德的病情日益严重时，在中南海的毛主席也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重病缠身的朱德获知毛主席的病情后，特别嘱咐医疗人员快到毛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劝慰他毛主席身边有专业医疗组，他才安心下来。

朱德和女儿朱敏

医生走后，朱德对女儿朱敏说：“等我身体好点了，我要去看毛主席。”可是，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7月4日，朱敏听到父亲在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便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朱德紧紧地抓着女儿的手，瞪大眼睛望着女儿，张了好几次嘴，想说什么可就是说不出来。

朱敏眼泪哗哗往下流，在父亲的耳边轻轻的说：“爹爹，您别讲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要我们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好了。”

听到女儿的话，朱德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晚年，朱德曾多次对子女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要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藏书，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7月6日下午三时一分，朱德永远地离开了。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悲伤万分，问左右：“朱老总得得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还特意吩咐相关人员好好处理朱德的后事，两位相交48年的伟人相隔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