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选择：《喜福会》中的家庭伦理解读

《喜福会》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于 1989 年，当即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细察一下《喜福会》的完美形式可以发现，道德关怀和伦理追求正是谭恩美独特创作意趣的特点，而读者也只有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才能领会之。谭恩美曾经这样说过：我觉得正是有了作家对自己的责任，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小说才有血有肉，才能吸引有同样感受力的读者。可见，《喜福会》之所以具有其无限的魅力和价值，一方面是因为作家本人的道德，另一方面是在于小说中涉及了丰富的伦理道德因素。本文试图以作品中的伦理因素为切入点，发掘、审视其中的家庭伦理关系，以期从不同的角度对《喜福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婚姻伦理的失衡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家庭是人类伦理关系的最初的、直接的实体。而在复杂的家庭伦理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是婚姻关系，因为婚姻是男女两性相结合的形式，是形成家庭的基础。一般说来，婚姻应该具有满足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需要的功能。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封建婚姻也必然以满足家庭需要为最高目的。在《喜福会》中，谭恩美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伦理失衡的婚姻关系，同时揭示了爱的荒芜和个体生命的压抑和痛苦，其目的在于审视封建的婚姻伦理。

在谭恩美的笔下，有三位中国母亲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封建婚姻所带来的痛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度成就了龚琳达的娃娃亲。十二岁那年，由于家庭变故，龚琳达嫁给了洪天余。在洪家的那些年里，三从四德要求她只能像佣人那样当牛做马地干活。五年来，面对懵懂无知的丈夫和尖酸刻薄的婆婆，琳达只能默默忍受，不敢违抗，因为她根本没有自主权。顾映映是无锡的首富之一的女儿，在十六岁那年，映映阴差阳错地嫁给了一个花心的男人。婚后不久，便遭到丈夫的冷落和遗弃。为了报复丈夫，十八岁的映映竟然愚蠢地扼杀了自己腹中的孩子，从此心灰意懒、无所事事地在一个堂叔家生活了十年，永远地迷失了自己。另一位母亲许安梅没有亲身经历中国封建婚姻的痛苦，却目睹了自己母亲在婚姻中所遭受的屈辱。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被骗失身于商人吴青，并在吴青的诱逼下成为其三姨太。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使安梅的母亲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为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安梅的母亲只好在吴家忍辱偷生。

可见，无论在旧中国还是美国，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女性总是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并且大多无奈地在压迫中沉默隐忍。通过描写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的不幸婚姻，谭恩美促使我们去不断反思封建婚姻的弊端，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和谐婚姻伦理观的追求。

二、代际伦理的纠结

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父慈子孝是传统伦理对父子关系的要求，这也为父子双方提供了一种行为规范，即：父母要对儿女关怀和教养，儿女则要对父母赡养和敬顺。在《喜福会》中，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父子关系转化为母女关系，这种母女关系因为母女两代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情感体验的不同而产生了代际隔阂。因此，长期以来，小说中母女之间的伦理关系一直处于纠结之中。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小说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母亲们，由于自己过去的伤痛，便期望女儿们在美国实现自己未遂的心愿。她们望女成凤，对女儿们严格要求。不幸的是，母亲们那种批评多于赞扬的中国传统教育遭到了美国女儿们的反叛。两代人之间隐约地出现了一系列几乎难以逾越的屏障时间、经历、价值观以及语言，这种隔阂的结果是两大阵营做好了战斗的姿势。素云努力地想把女儿吴精美培养成杰出的人才，强迫女儿练钢琴，可吴精美却对钢琴毫无兴趣，导致一场激烈的口水之战。素云认为，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然而生长在美国的吴精美却反驳，那么，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诸如此类的争吵使素云的内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精美不能理解母亲的言行举止，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变得更加尖锐。直至素云因病去世，她与女儿间的这种伦理纠结也没能够完全消除。《喜福会》中琳达与女儿薇弗莱之间的矛盾也是很明显的。薇弗莱九岁就成了国家级的象棋冠军，母亲琳达以此为荣，并且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这使女儿很尴尬和恼火，薇弗莱抱怨说：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随着琳达冷冰冰的一句：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母女之间开始了好几天的冷战，彼此互不理睬。

三 伦理困境中的自由选择

自由是萨特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萨特认为人的本质便是自由，他说：关于自由的技术和哲学的概念则只不过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意味着：选择的自主。在萨特看来，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不断选择的过程，因为人的各种处境迫使人必须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是自由意味着无尽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也就是说，萨特所强调的自由是在自我选择与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自由激发了人们自我拯救的勇气和愿望，为人们努力摆脱压抑和束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在《喜福会》中，萨特的自由选择观在母亲和女儿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面对婚姻伦理和代际伦理的困境，母亲和女儿们最终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喜福会》的母亲和女儿们都从婚姻困境中解脱出来，找回了自我，他们之间的代际纠结也在不断地选择中被一个个解开。

母亲去世后，精美打开母亲送给她的琴的琴盖，弹起曾让她丢丑的两首曲子。弹过多次后，她突然发现这两首曲子原来是同一主题的两个变奏。精美顿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最终选择去上海与两位姐姐相认。这种自由选择不仅对她自己和姐姐们负责，而且对已故的母亲也有个交代。薇弗莱一直在与母亲苦苦地抗争，最终也意识到：多年来，母亲只是以她的绒线披肩为盾，编结针为剑，貌似张牙舞爪地，却在耐心等着自己的女儿，将她请进她的生活中。在母女进一步的敞开心扉之后，薇弗莱决定带母亲一起回中国度蜜月。至此，母女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精美和薇弗莱选择由西向东的回归之行表明她们最终构建了完整统一的自我，为她们解决了伦理中的困境。

谭恩美在小说中花了大量笔墨书写旧中国封建家庭、美国华裔家庭和亲情，目的并不单纯为情感，而且包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由于中西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中美家庭伦理在家庭维系纽带、家庭关系和家庭义务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谭恩美从伦理的角度审视了这些差异。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各自遭遇了不同的家庭伦理困境，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且实现了从中国家庭本位或美国个体本位到个体与家庭双重伦理价值取向的转变：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