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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种权力，谁控制了时间的分配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钟表自己行走、越走越精确，在钟表行走的过程中，人逐渐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了，成为一个异己的力量。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以后，人类越来越交出自己对于时间的把握，丧失了对时间的控制。看起来某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时间，可是支配者又被时间支配，不再是某些人垄断了时间的权力，而是时间支配了所有人，时间开始显示出它的暴政（tyranny）。

时间的暴政还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整个社会好像一台庞大的机器，它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运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时间的控制，也无力对抗时间的权威。

时间本应是于我们自身中的存在，现在却被统统剥离开去，成为整个社会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证。通过时间来测量、记录、考核、评价人的标准，非但没有增强我们的时间感，反而造成我们的自由时间被侵占，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感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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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暴政不仅发生在外卖骑手（蜂鸟）、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和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身上，也正在或即将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对应三种时间形态，衍生出三种被时间“异化”的青年——被加速的人、被掏空的人、被丢弃的人。

同时，这种异化“被”包装成“努力奋斗”或“珍惜时间”的榜样，在这个社会大行其道，并引诱更多的青年加入到“竞速”的阵营中来。

时间的暴政无不赞美超长工作，无不推崇速度文化。在劳动的过程中，青年们感受到的不是资本如何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如何保障自己的健康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种“奋斗者的荣耀”、一份“本不该给予的恩赐”，好像能有这样的辛苦工作，能有机会让你加班，是劳动者修来的福气。

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福报”真的是青年的福报吗？是青年真正需要的福报吗？这到底是青年的福报，还是资本可以坐享其成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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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社会能够让青年不以牺牲健康和自由时间为代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并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又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过去数百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不会是市场过程的自发结果。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异化时指出，一旦进入了生产和劳动过程，那么资本考虑的往往不是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而是利益的最大化。

而青年的特征就在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还没有进入或者完全进入到劳动契约的社会关系中去，还暂时保持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与行动的自由。

在人的一生中，青年的意义不仅是年龄的区分，也不仅是生理的旺盛，而是没有被异化所困扰的、社会分工之前的“完整的人”，是追求人格全面发展和崇高理想价值的“未来的人”，是可以支配自己时间并有权处置自己时间的“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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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是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人们将始终处于操劳和忙碌之中，那么意味着毫无自由可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始终把时间理解为人的自由得以展开的视界，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所有的伟大创造，包括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都是在自由时间内完成的，因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

处于生命周期靠前位置的青年，正是创造和开拓最为丰盈的时期，他们理应享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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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年人强调不虚度光阴和奋斗拼搏的重要性，这无可厚非且极为必要。但同时必须警惕打着奋斗反奋斗，透支青春，榨干青春的功利主义行径。

由时间引发的效率至上主义把青年看作单纯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把人生简化为现在吃苦就是为了将来获取更多的财富、金钱和名利的过程，而忘记了青年本身就是人存在的一种形式，是个体成长为社会力量的最重要的形塑阶段。

一个过度透支“青春”、用功利去“引诱”青年的社会尽管可能有当下的高速发展，但未来则会显现出“逆反”和“疲态”的巨大负面效应。

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青年中时常涌现出感叹岁月蹉跎的“叹老族”、拿着高薪收入却自嘲的“打工人”、唉声叹气且颓废悲观的“丧文化”以及竞争方式高度单一的“内卷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出青年作为国家重要发展力量的一种“认知错位”。

青年是未来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谁的“打工人”，国家难道不是青年的国家吗？青年与国家血肉相连、心灵相通、命运相系的主人翁精神和骄傲自豪感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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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年轻人眼中，青春俨然已是一种时间交易。他们无奈地说，“资本其实就是趁你年轻的时候，用低成本买你的劳动力，花最少的钱买你最多的时间”。

这种观点隐藏着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青春是最有价值的商品。青年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青春可被时间贱卖的观念，自然就会接受资本任由对自己时间的宰割，这样的青春无异于与魔鬼进行的一次交易。

一方面，这种交易外在表现为与他人的竞争。因为青春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奔走在竞争的途中。周围的人成了“敌人”而不是伙伴。只有超越他人，才可能在人生最有价值的年龄阶段胜出。

于是，送快递、写代码、发文章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最终都沦为了竞争的赛场，而奋斗的历程，也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悲剧。

另一方面，这种交易内在表现为自我的竞争。竞争的压力不断地与个人的自由生活抢夺时间，有关时间的惩戒，如延迟送达的罚款、下班后未及时响应上级指令的训斥、非升即走的淘汰等逐渐泛化和强化，自由的自我持续从时间上退场，变成一个完全由外界操控的工作机器。

难怪有青年说：“工作后，就是一个自我不断消失的过程，先是时间消失了，然后情绪消失了，最后连自我也消失了。”

时间的异化带来的是人性的荒野，在一个由速度号令集结起来的世界，没有谁是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