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春天

还有三天，才到霜降。我已迫不及待地希望能迎来一场冬雪，尽管成都的冬天很少下雪。如今，我是喜欢下雪天的。白雪皑皑，一切都将被覆盖，天下一统，那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可是，五十年前却不是这样。

五十年前，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当然是在故乡皖西南。皖西南的冬天，贼冷，下雪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每天清晨，出去拣猪屎，拣牛粪，手冻得彤红，红得发紫，只好左手搓右手，靠最原始的办法摩擦取暖。脚就可怜了，穿的是单鞋和单袜，经常感到膝盖以下都不是自己的。如果出太阳了，赶快找块有阳光的空地，温暖一下冻僵的双脚。其实，冬天早晨的阳光并不暖和。但是，让阳光照射在自己的双脚上，心里却有一种温暖。

每年的冬天，耳朵和手脚全都要冻裂。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后，母亲就用大锅烧水，让我和二姐把手伸进锅里，母亲小心翼翼地轻拭我们手背上的裂口。洗完手之后，舒服覆盖住了裂口的疼痛，那真叫一个爽。锅里的水冷了，母亲再把水加热，然后，舀到木桶里，我和父亲在木桶里洗脚。母亲又来给我洗脚。其实，母亲的双手也裂开了。

记得有那么两年，父亲说，他得知一个偏方，牛油治冻疮。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一块两寸见方的牛油。我们手脚洗好后，父亲就把那被他视为珍宝的牛油就着煤油灯烧化，然后滴到我们手脚冻疮和裂口处。或许我从小就是硬骨头，不见长城不流泪。每一滴牛油滴到冻疮和裂口处时，那个疼，岂止是钻心，我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来形容那种疼，但我不哭。至于牛油治冻疮这个偏方，到底有没有或者有多少效果，直到如今，坦白地说，我是并不知晓的。

冬天，尤其是下雪后，天气那个冷，手脚那个疼，至今我也是无法忘却的。所以，儿时，我是不喜欢冬天，尤其不喜欢下雪的冬天。

每年春节前，生产队都要做年终决算。生产队的年终决算，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说实话，我并不清楚。但是，宣布年终决算的社员大会，父亲常带着我。首先是会计宣布，当年一个公分值多少钱；接着宣布，谁家是长钱户，谁家是欠钱户，我家当然是欠钱户；然后，会计再慢条斯理地念着长钱户具体长多少，欠钱户到底又欠多少。最后，轮到队长讲话。队长点着欠钱户的名字，问当年能还多少欠款。比如，点到我家时，队长就会说：“杨家老表，你今年打算还多少？”其实，在他点名之前，父亲早已盘算好了，杀一口猪出多少斤肉能卖多少钱。父亲答：“七八十块钱吧。”那时候，市场上，其实也不是市场，公社食品站的猪肉一斤卖七毛三分钱，卖给生产队的邻居则按七毛钱一斤算。也就是说，父亲打算卖一百多斤肉。问完欠钱户，队长又问长钱户，谁愿意接哪个欠钱户的钱。结果竟然没有一户长钱户愿意接我家的钱。为什么？因为我家实在太穷了，他们担心父亲赖账。其实，他们的担心纯属多余，父亲一辈子从未赖过账。但是，他们的担心却反映出人心的冷暖。最后，杀了猪，父亲只得以每斤六毛八分钱把猪肉交给屠夫。父亲从屠夫手上接过钱，然后一户一户地送到长钱户手上。

春节过后，盼来了春天，天气渐渐转暖，我们总算告别了冬天的寒冷。但是，可别高兴得太早，寒冷过后是饥饿。到了春天，我家就开始缺粮。关于饥饿，以前写过，今天不表。我倒是想到，朱元璋在饿肚子的时候，豆腐、剩饭、烂菜叶做的“翡翠白玉汤”都是香的。可不是吗？

我们内心渴望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我清楚地记得，直到公元一九八二年的冬天，父亲母亲和姐姐妹妹才算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大学，身体过了发育期。

如今，一到冬天，我的身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痛。我去问医生，医生说，这是我小时候饥寒交迫落下的病根，没治。

既然无法医治，就得和疼痛和解。经过几十个春秋，我也想通了，疼痛未必是坏事，它时时提醒我：一切都会好起来，春天总会来的。不过，急不得，春天不是急来的，春天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熬过来的，春天是等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