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

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2019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安吉龙山107号古墓葬（俗称八亩墩），位于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贵族墓园，西北距安吉古城城址约850米。

八亩墩航拍全景（西—东）

整个墓园由主墓、外围陪葬墓和隍壕三部分组成。主墓耸立于墓园中心的小山之巅，为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主墓外围现存30座排列整齐的小型土墩，大体呈两周等距离分布，内外对应、紧紧环绕。小型土墩外围是围绕山体一周的规整隍壕，隍壕转角方正，周长约630米、宽21—23米。包括隍壕在内，墓园总面积达35000平方米。2016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截止2019年11月，已完成主墓、外围31座陪葬墓的发掘，完整揭露了整个墓园，出土印纹陶、原始瓷等随葬器物571件，另有千余件以绿松石为主的玉石器，已移至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

龙山107号墓土墩及块石护坡（南—北）

（1）主墓

主墓是在修整后的小山顶部人工夯筑而成，由上下两层覆斗状土台和封土构成，土台营建采用分块版筑技术，下层土台四周有两层整齐的块石护坡，上层土台底脚有转角方正的大块石坎围护。土台底边长70米，宽约50米，人工营建部分的垂直高度达15米，所用土石方量20000多立方米。

主墓平面为东西向甲字形，由墓坑和墓道两部分构成，墓向272 。

斜坡墓道位于墓坑西端正中，长9米，宽2.5—2.9米。墓道两侧及底部发现木柱、竹篱笆及多道横撑木朽烂痕迹。圆形立柱半包在墓道壁内，立柱之间有密集的竖条状竹篱笆，他们和墓道底部及填土中发现的横向撑木组合，共同支护起一条东西向的巷道。 椁室位于墓坑中后段，为长方体箱式结构，长8.6米、宽2.4米，椁外有二层台。独木棺位于椁室中部，长3.9米、宽0.69米。

墓坑前段，墓室与墓道之间，首次发现用草包泥垒叠的封门墙，朝向墓室的一侧较陡直，另一侧为斜坡状，墙宽3米、高2.9米。主墓北侧发现一个长条形器物坑，长23米、宽1.3米、深0.7—1.2米。坑内密集摆放陶瓷器，其中原始瓷器成组集中在西段，带盖印纹陶器整齐排列在中、东段，个别陶罐内尚存牛骨和海产角蝾螺，初步推断陶器内原应盛放不同的物品，已全部取样做进一步分析。

（2）陪葬墓

外围小型土墩均为馒首形，直径10—20米，高2米左右，土墩间距5—8米，土墩间未发现叠压打破关系。除一座土墩内墓葬被完全破坏外，其余土墩中心均发现一座墓葬，加上无土墩的两座，主墓外围共发现小型墓葬31座。有土坑石床、土坑木椁及石室墓三种类型，以土坑石床墓占绝大多数。东西向墓葬30座，且多有位于西端的墓道，11座墓葬的外围发现了同时期的器物坑或器物组。墓葬朝向、随葬品摆放、墓外器物坑设置及时代特点等，均与中心主墓高度一致，这批小型墓葬应为主墓外围大体同时的陪葬墓。

龙山107号墓绿松石饰件出土状

（3）随葬品

随葬品包括陶瓷器和玉石器两大类，陶瓷器主要集中堆放在墓室后端，少数散见于墓室前端及中段。陪葬墓的随葬品346件，几乎均为陶瓷器。主墓除225件陶瓷器外，还在独木棺内外发现大量玉石器，包括绿松石、玉、玛瑙、萤石、水晶等，玉簪、绿松石组合髻及成串管珠组成的冠饰和服饰最为精美。

印纹硬陶罐类存储器和原始瓷碗、杯等饮食器是随葬品固定配伍，多数墓葬还共存一定数量的泥质或夹砂陶盆、越式鼎、三足盘、汝钉足壶等，显示出强烈的越文化特点。越式鼎、三足盘大小递减，显然受中原列鼎制度影响。主墓及个别陪葬墓出土少量中原及江淮地区特点的仿铜陶鼎和袋足盉等，是墓园范围内少有的非越文化因素。

（4）发掘意义

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时代和文化面貌判断，墓园范围内墓葬均为春秋晚期的越墓，中心主墓规模巨大、气势雄伟，或达王侯等级。

本次发掘是继绍兴印山越王陵后越文化考古的另一项重大新成果，对弥补文献记载较少的东周越国早期历史，研究越国的历史文化和疆域变迁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次发现并完整揭示了一处越国高等级贵族墓园，墓园要素齐备、布局整齐，结构独特，全国罕见，这一全新发现填补了越国贵族墓园制度研究的空白。

中心主墓由两层覆斗状土台构成，土台外围有块石护坡和石坎围护，整体气势恢宏，工程量巨大，堪称东方“土石金字塔”。

土台营建采用分块版筑技术，墓道边壁发现了立柱、横撑木及竹篱笆痕迹，为江南大型土墩墓熟土堆坑找到了关键性证据。

龙山107号墓原始瓷器出土状

主墓外围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越墓器物坑。坑内器物排列整齐，器内存储样品的检测将为越国贵族墓葬埋葬制度研究提供极为难得的资料。

本次发掘，是在大遗址考古规范指导下，明确的学术目标引领下，以城址为中心，除墓园的完整揭示外，还利用调查、勘探等手段，探索城、墓之间的有机结合。全程采用多种数字记录手段，注重多学科横向联合，始终兼顾考古发掘和保护展示利用，是历史时期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典型案例。引进民营资本参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运营的新模式，更是全国首创，对今后的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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