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树过雪山掉进冰窟，过草地掉进泥潭，竟都死里逃生，真是奇迹

1935年6月，四川夹金山，红四方面军战士王家树跟随队伍向雪线以上攀登。那时，他二十多岁，身上最不起眼的物件，是一条布制绑腿带。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原本用来固定裤脚的用品，后来会在雪山和草地两次成为救命的依靠。

长征路上，绑腿带并不只是绑在腿上的布条。它可以捆扎行装，固定伤口，修补破损的鞋袜，也能在临时救援中接成长绳。缺少器材的时候，战士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木棍、背包带、枪背带，甚至一截破布，都可能被赋予新的用途。

王家树的经历，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显赫的职务，也不是战场上家喻户晓的将领，却在夹金山和松潘草地接连遭遇险情。两次脱险，靠的不仅是个人反应，更是身边战友迅速形成的救援行动。

夹金山海拔高，积雪深，山风猛烈。1935年6月，红军翻越此地时，装备和补给都十分有限。高海拔带来的缺氧、寒冷和体力下降，会让人走路迟缓，判断力也随之减弱。表面看是一脚踩空，背后往往是身体与环境同时逼近极限。

王家树行进时，脚下冰雪突然塌陷，整个人跌进了雪洞。洞口很快被浮雪遮住，队伍如果继续前进，他很可能被留在山体之中。雪山上不能久等，停留意味着更多人暴露在严寒里，可救人也不能耽搁。

李云昌是班长。他发现王家树失踪后，没有只派一个人下去冒险，而是让战友就地寻找支点，整理可以使用的布带和木棍。几条绑腿带被接在一起，临时做成牵引绳。有人固定绳端，有人探身向下，有人负责观察洞口周围的雪层。

“人还在下面！”

“绳子系牢，别乱动。”

“慢一点，先把他托住。”

几句简单的话，谈不上什么豪言壮语，却体现了基层队伍在危急时刻的秩序。救援必须有人指挥，也必须有人服从。倘若众人同时用力，雪层再次坍塌，救人者也会陷入危险。

经过一番努力，王家树被战友从雪洞中拖了出来。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寒冷侵袭，脚趾留下了冻伤，后来成为长期的身体隐患。对一个年轻战士来说，这样的伤并不只是当时疼痛，还可能影响往后的行军、站立和作战。

一、夹金山的危险，不止来自风雪

夹金山给红军带来的考验，是连续性的。风雪会遮挡视线，积雪会掩盖地形，薄冰下面可能是空洞，山坡上的脚印也会被很快抹去。战士们没有完善的登山设备，只能凭经验判断雪层厚薄，依靠前后队形相互照应。

高山环境还会放大疲劳。人在缺氧状态下，动作协调能力下降，呼吸加快，体温也更难维持。王家树跌入雪洞，并非一个孤立的意外，而是极端环境作用于普通人的结果。

红军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能够及时处理冻伤已经不容易。许多时候，战士只能把湿透的衣物拧干，把脚放在同伴身边取暖，再继续行军。没有充足药品，也没有宽敞的休息地点，队伍只能在行进中尽量保存有生力量。

有意思的是，绑腿带在这里体现出一种很朴素的军事经验：越是缺少专门器材，越要把日常物件用到极致。它本身并不坚固，却可以通过连接、缠绕和固定，承担短时间的牵引任务。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物件、地形和人的配合。

王家树获救后，队伍仍然要向前。没有人能够因为一次事故停留太久。山顶还在前方，风雪仍未停止，身上的冻伤也只能边走边处理。长征的残酷，恰恰在于许多脱险并不意味着危险结束。

1935年8月，王家树又随部队进入松潘草地。这里与夹金山完全不同，没有陡峭山壁，却有更难辨认的地面。大片草甸下藏着积水和泥层，草根交错，水面看起来平静，承重能力却极不稳定。

草地行军最怕走错一步。坚实处和泥潭之间，常常只隔着一层浮草。人一旦陷入，越是急着拔腿，身体越容易下沉。泥水会迅速浸透衣物，寒气从脚底向上侵入，体力消耗得非常快。

王家树就在行军中踩进了泥潭。起初，他试图自行拔出双腿，可脚下没有着力点，身体越挣扎越不稳。周围的草茎被压倒，泥水漫到身边，队伍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决定救援办法。

二、松潘草地的泥潭，考验的是判断力

李云昌和几名战友没有贸然靠近，而是先观察附近地面。他们找到较牢固的草根和地面，将绑腿带接起来，从侧面伸向王家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硬把人拽出来，而是让他先稳住上身，再一点点减轻双腿的压力。

“别往下蹬，抓住带子。”

“听口令，一起往后收。”

王家树按照指示调整姿势，战友们则分段用力。有人拉住绑腿带，有人压住草根，还有人趴在较硬的地面上，为前方的人保持平衡。经过几次尝试，他才从泥潭中脱身。

这场营救看似简单，实际包含了不少经验。沼泽地不适合直线冲刺，行进时要尽量踩前人留下的脚印，遇到积水处则用木棍探测。队伍之间不能拉得太开，否则一旦有人陷落，附近没有人能够迅速响应。

松潘草地的困难还在于补给不足和昼夜温差。白天走在湿地上，衣物被水汽浸透；夜间气温降低，寒冷会让疲惫的身体迅速失去热量。粮食不够时，战士们只能想办法寻找能够充饥的东西，行军速度也因此受到影响。

王家树第二次获救，却没有等来轻松的路程。草地上不断有人掉队，伤病、饥饿和寒冷交织在一起。对红军而言，草地不是一段普通道路，而是一片必须依靠集体纪律才能穿过的危险区域。

三、一条绑腿带，连接着生存和秩序

在物资匮乏的环境里，绑腿带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材料本身。它可以修补草鞋，捆紧背包，固定担架，也能临时包扎伤口。某个战士把自己的绑腿带解下来，往往意味着他放弃了一件个人用品，转而用于共同需要。

这类行动并不神秘，也不需要事先安排。队伍长期处在共同生活和共同作战的状态，谁受伤，谁体力不支，谁的鞋底脱落，周围的人都能看见。相互补位逐渐成为一种实际习惯。

李云昌多次参与王家树的救援，反映的并非单纯的个人交情，也体现了班长在行军队伍中的职责。班长要掌握人员情况，注意掉队者，判断地形变化，还要在救人和继续行军之间作出决定。

这种基层组织能力非常重要。长征途中，命令不可能事事传达到每个人，很多突发情况只能由班、排一级干部临机处理。救援动作能否迅速展开，往往取决于身边的基层骨干是否沉着。

草地上，老红军张顺的牺牲，则让这种生死处境显得更加沉重。张顺于1929年参加革命，在长途行军中已经有多年经历，但经验并不能完全抵挡严寒和疲劳。他最终倒在草地上，战友们只能用很短时间为他作别。

有人把这种极短的告别称作“一分钟葬礼”。不是战友不愿多停留，而是队伍必须继续前进。草地环境不允许修筑完整墓穴，能做的往往只是整理遗体、默哀片刻，然后把姓名和牺牲经过记在心里。

这一幕与王家树两次获救放在一起，构成了长征中最真实的两面：有人被拉了出来，有人却没能等到援手。生存从来不是单凭意志就能保证，身体条件、天气变化、地形状况和队伍互助，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四、从幸存者到通讯兵

1936年，王家树随部队抵达陕北。夹金山留下的冻伤并未消失，但他的军旅经历没有停留在“死里逃生”四个字上。长征中的险情，使他更加清楚通信和联络对于部队行动的重要性，后来他转为通讯兵，并担任通讯班长。

通讯兵的工作不显眼，却关系到命令能否准确传递。战场上道路被炸断、人员需要分散、部队不断转移，通信器材必须便于携带，也要适应野外条件。王家树长期接触这些问题，开始尝试改进通话记录和传递方式。

1940年，他制作了野战通话图板。有关资料对其具体使用范围记载不尽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王家树把战场通信中的实际困难，转化成了技术改进的方向。这个变化很有代表性：一个经历雪山和草地的普通战士，后来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人员。

他没有脱离部队生活去谈技术，而是在行军、作战和联络的需要中摸索办法。长征中形成的动手能力、节省意识和协作习惯，延续到了后来的工作里。绑腿带能被接成救命绳，通信工具同样可以在简陋条件下不断改进。

1950年，王家树的儿子王树林参军。对于这个家庭而言，参军并不是一句抽象口号，而是上一代人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下一代选择。王家树曾经走过雪山、草地，也见过战友牺牲，他对军队生活的理解，显然带有亲身经历的分量。

五、从一件旧物看见一段长征记忆

到了1980年代，王家树退休，并整理撰写自己的回忆。回忆录的价值，不在于把每个细节都写得惊险，而在于留下普通战士如何走过那段道路的见证。

宏大的历史由许多具体物件支撑。破旧的鞋，磨损的枪带，补过多次的衣服，还有那条曾经连接战友的绑腿带，都能把抽象的“长征艰苦”还原为可触摸的生活细节。

2000年，夹金山国家森林公园设立相关纪念馆，王家树使用过的旧绑腿带被作为展陈物件保存。它没有耀眼的外观，也没有复杂的工艺，却记录了两次救援、一次次行军，以及无数战士在恶劣条件下彼此照应的经历。

王家树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记录，不是因为他两次遇险都活了下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他把个人命运放在了队伍行动之中：雪洞里有人伸手相救，泥潭边有人冒险牵引，草地上有人为牺牲者短暂停步，走出困境后又有人把经验用于通信工作。

一条绑腿带，能接成绳，能缠住伤口，也能捆紧物资。它所承载的，不只是布料的重量，还有那个年代普通战士在极端处境下形成的协作方式。王家树从雪山和草地中走出来，留下的正是这段无法从单个人物履历中删去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