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间、革命历史

细读小说《三家巷》之后，明显可以感到该文本中交织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即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革命历史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交织于一处，看似混沌，但因有民间文化作为枢纽起到调和的作用，从而使传统、民间、革命政治三种文化样态熔于一处，从混沌走向清澈。本文将从《三家巷》的民间文化形态入手，探讨三者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革命历史文化的融合与表现

传统文化对《三家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者对传统艺术经验的借鉴上。在《三家巷》中，欧阳山主要借鉴了史传笔法和言情传统。对史传传统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公元纪年、人物传记以及历史传记中丰富多样的塑造人物的手法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欧阳山很好地将这两种传统用之于主流意识形态，即革命历史文化的叙事中。史传传统中，史的意识通过大写的公元纪年形式，强调小说叙事所发生的时间背景。作者用编年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自觉地将小说人物成长的时间纳入动荡的历史长河中，为主人公周炳在一系列大的历史事件中从一个少年，逐渐成为一个坚定地革命者提供了时间的训练场，从而为言说革命历史提供了便利。

与之相应，史传传统中传的意识，则体现在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场景的选取上。从盟誓之约、换帖之会等人物生活场景，到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等人物参与的历史场景，小说细致、生动地描写刻画了丰富的人物性格，也为不同的人物选择不同的道路提供了政治倾向异常鲜明的舞台。

言情传统在我国的叙事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三家巷》中几乎具有了言情小说的一切因素，三角恋、背叛及爱情悲剧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描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当大一部分就源于作品中的爱情描写[1]。可见，《三家巷》中的爱情描写确实意义重大将传统言情叙事放置于民间文化场景后，首先与民间文化达成了某种契合；继而这种默契又为主流的政治话语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和途径。

二、民间文化与革命历史文化的融合与表现

在《三家巷》的文本叙事中，民间文化形态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充斥于小说当中，在丰富小说审美感受的同时，还发挥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深化作品主题和反映时代风貌等重要文學功能[2]。然而，在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占据主流、政治叙事已成文学创作唯一合法叙事范式的十七年里，欧阳山是如何缝合传统、民间以及革命历史文化之间的裂隙的？带着目的，回顾《三家巷》中的节日、民俗描写，不难发现作者的大多数描写其实是用心良苦地旨在反映二三十年代大动荡时期人民是如何走向革命之路，为新的国家的合法性证明这一主题。

文学描写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三家巷》中，民间文化形态的呈现，一方面体现了民间文化中自由自在的基本审美风格，写出了市民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族中三个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样态，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蕴；但另一方面，小说中的民间文化经过作者的合理安排进行重新建构之后，一起走上了革命历史文化的叙事之路，最终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以周炳的爱情之路为例。小说塑造主人公周炳的形象时，爱情描写在文本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既为作品赢得了广泛读者和很好的社会声誉，也为后来其命运之多舛埋下了因由。[3]周炳与表姐区桃、表妹陈文婷之间的爱情关系，有学者指出有《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角恋的影子。而在亲缘关系之下一同成长、共读共玩的生活场景，则体现了才子佳人、青梅竹马等民间文化中的隐形结构，使情爱叙事具有了扎根民间的动人力量。当然欧阳山不是曹雪芹，《三家巷》也不是《红楼梦》，分析周炳与区桃及陈文婷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才子佳人、青梅竹马、一男二女（三角恋）等民间文化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向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转化，并最终完成了革命历史叙事的建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十七年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欧阳山选择了别样的修辞策略对革命历史进行想象与言说。作者试图把民间文化还原为家庭、市民的生活风貌与习俗，为人物的成长与历练提供更为读者接受的民间场所；且使用传统文化中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重新整合关于历史的叙述，为革命、政治主题的确立毕其功于一役；使传统、民间、革命政治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从并存的混沌走向交融的清澈，这些当是欧阳山创作《三家巷》时所使用的最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