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拉萨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公元 7世纪，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奠定了拉萨作为吐蕃王朝中心城市的地位，拉萨古城在西藏地区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拉萨经济社会亦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后随着西藏政治的发展，拉萨的地位有所起伏。

清代（1644一1911)治理西藏、保卫西藏、在西藏全面行使主权，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此背景下，拉萨城市有了显著发展，规模扩大，维修、增建布达拉宫、扩建大昭寺等寺庙，新建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等园林，暑、府第和民居增加，手工业、商业发展，市场活跃，城市人口也有所增长，拉萨城市的发展得以复兴，彻底巩固了它作为西藏地方政治、宗教、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在1959 年民主改革之前尤其是民国时期，拉萨处于封建农奴制度时代，社会发展虽较前有所进步，但是，总体上停滞不前，落后的社会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领域的全面发展，这在社会领域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均有所表现。

一、民国时期拉萨社会与经济的基本形态

民国时期，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自然拉萨市的社会经济状况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前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也具有封建农奴制以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这两大特点。

统治阶级－-－三大领主占有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20 世纪前后的中国藏区是一个传统、封闭的农奴制社会，“中世纪的”“古老的”是 1904 年入侵西藏的英国侵略军描述当时西藏社会的常见形容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前，是民国时期中国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

这一时期的西藏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当时西藏的统治阶级－-－农奴主阶级主要由“雄格曲松”（即“三大领主”)组成：“官家”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世家”（贵族)寺庙，三大领主只占西藏总人口的 5%。在 1951 年西藏和平新中国成立之前，西藏各地的重大事件，均由三大领主决定。

这些封建农奴主在全西藏共有 300 余家，其中大农奴主 20 余家，最大的不到9家，每家都有几十处“豁卡”（庄园)。如“拉萨的哲蚌、噶丹、色拉三大寺在民改时，共占有庄园 321个，土地 147 000 余克，牧场 216 个，牲畜 11 万头，农、牧奴 4 万余人”，在民国拉萨城里和拉萨郊区，还有约占当地人口 10%的“朗生”，辈辈为奴，多半从事纺毛线、织毯、糅皮子等手工业生产，其生活比“堆穷”更悲惨.所从事的手工业生产，实际限制在领主家中，更难以推动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必然依附于农牧业。还有游民和乞巧，他们挖厕所、背尸。铁匠、屠户及以演唱为生。在拉萨还有一些戴着木枷脚镣、手铐沿街讨饭的人。这都是封建农奴制的产物。

概而言之，在民国时期，居住在拉萨的三大领主是西藏三大领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包含三大领主中的最上层分子，是西藏地区统治阶级的上层，也是拉萨城市政治、经济、宗教等活动的主宰者，而他们在拉萨城里从事政治宗教、文化活动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直接控制庄园和牧场，直接控制农牧奴三大领主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从根本上占有了农奴。这既是三大领主剥削农牧奴的基础，也是占有农奴人身的基本前提，拉萨城市聚集财富的来源，一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三大领主对农牧生产成果的搜刮。

二、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

民国时期拉萨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格局是：以自然经济为主，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就是农牧业，可以说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是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最大；手工业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小，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农业和畜牧业；商业建立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的基础上，对当时拉萨社会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牧业

从公元 10 世纪开始，西藏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领主庄园和个体农户的出现标志着新生产方式的出现，成为早期“政教合一”制度的经济基础。发展至民国时期，领主庄园制早已普遍建立，封建农奴制度推广到整个西藏地区，而以拉萨为中心。拉萨的封建农奴制经济已打上其独特的时代烙印。

民国时期拉萨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西藏农牧业基础上。农业上，拉萨继续使用以二牛抬杠为主的传统耕作技术；最主要是农作物是青稞，此外还有小麦、豌豆、马铃薯、麦、油菜和圆根、蚕豆等农作物。其中，青稞的栽培区很广，在西藏普遍栽种；小麦则主要在海拔低于 3 500 米的地方播种，产量远不如青稞。民国时期陈观浔《西藏志》根据以前一些方志总结出适合在西藏土质上种植的农作物，其中适合拉萨一带种植的农作物为青稞、梨干、核桃、葡萄等。

畜牧业为西藏的主要产业，但是因为牧区较广，很难统计所产牲畜具体情况。牲畜种类主要有牛、羊、马。牧业生产以藏系绵羊、山羊、牦牛为特产其中，牧区主要养牦牛@。在牧区中也有骡、驴，但很少。驴体小，容易饲养。骡只有少数可供骑乘，多数用于远途驮载运输。畜产品有毛皮、牛羊毛、乳品、肉类。牧业仍采用仍然采用原始的自然放牧方式，只在一定区域内逐水草而居，草场和牲畜品种逐年退化，牲畜疫病严重，兽害猖獗，草场不能充分合理利用，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牲畜的成活率低，到 1952 年，整个西藏地区牲畜总数才 974 万头。

（二) 商业与贸易

民国拉萨市的主要生产领域是牧业和农业，这是一种相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习惯上，城区有一定的商业，农牧区则采取以物易物的传统交易方式，牧区以牦牛、酥油、羊毛等畜产品到农区换回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一般不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除个别地区可以进行自由的商品买卖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商业完全操持在政府、寺庙头人，豪富、巨贾之手，人民不能私自经营。民国初期，西藏与周边各省的贸易有所减少。内地商品除少数取道青海、西康外，多数改道海路，经印度转口进入西藏。1933年，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有所改善，内地和西藏间的经济交往有所恢复，藏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茶叶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

概言之，拉萨的商人可分藏、康、汉、尼四大帮。“藏帮”以西藏的寺庙商世俗贵族为主干，其资金活动范围，多为羊毛百货之进出口及利贷各自庄田之佃户。“康帮”来自西康，多经营茶叶及羊毛，其中以“邦达昌”为首领，又包括“热振昌”“三都昌”等以及西康大金寺、理塘寺等寺庙商人；“尼帮”即尼泊尔商人，专营印、欧、美、日等国外进口的商品，资金多由尼泊尔政府免息贷来，在拉萨开设的商店较多，实力很强。而所谓“汉帮”，指来源于内地陕西.四川、云南、青海、北京等地的商人或商号，则来源广泛，其中，北平各号，专营内地绸缎及百货，经营商品价值较高，与西藏地方上层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与往来；山陕各号，来自陕西、山西，主要经营虫草、鹿茸、麝香、贝母、藏红花等药材；云南各号，多营茶叶（产自云南普洱、四川雅安等地)、杂货；四川商人。

西藏寺院、贵族、地方政府都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传统。西藏的“大达公司”“喜马伦公司”等商业活动不限于拉萨市内，其中包括大量与内地和国外的马帮式贸易。此外，随着藏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地藏区的商业组织如四川康定的“锅庄”、青海涅源的“歇家”，康区的“桑都昌”及大、小金寺的寺院经济团体、康区的“邦达昌”也在经营藏区内外商业活动，对拉萨商业均有影响。

（四)交通

1934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前往西藏的致祭专使黄慕松记述当时西藏的里程道路。据他记载，西藏通内地之道路有四条，经康区入藏仍然分南北两路，多为官员经过；由青海西宁经塔里木河到拉萨的道路，多为北平甘肃的商人经过；由云南昆明或其他地方经丽江、中甸、阿墩子，到昌都拉萨的道路，多为西康、云南的商人经过。此外，西藏通新疆的路有两条，通往周边国家的道路也有几条。

至于交通工具，如取道四川经康区入藏，则一过康定，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乌拉牛马，行李箱物由牦牛驮运，人则乘马缓行。乌拉分雇佣及征用两种，征用仅限于政府官吏。抗日战争中期，中国曾有计划修建通过西藏昌都地区的中印公路，终因英国政府的阻挠而宣布放弃。同时，国民政府准备采用古老的传统驿运、驮运方式运输物资，并专门成立了驿运管理处，驿运管理处设计了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康藏线。经过努力，组织了康藏驮运公司@，为官商合营，资本 400 万，交通部投资半数，该公司主要驮运布匹，线路从印度之噶伦堡出发，经拉萨运往康定。

三、社会经济新事物在拉萨的出现

在民国拉萨，一些新事物逐渐出现。从清末至二十世纪中叶，一直有新的变革主张、措施在西藏拉萨颁布推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了开矿山、筹办电报局、创办报纸、兴办学堂教育等措施。虽然受到保守势力的阻碍，有些措施被迫中止，但有些确有成效，并对以后产生了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荫棠以副都统、驻藏帮办大臣之职衔进藏“查办藏事”,11 月张荫棠进入拉萨。至拉萨之后，有维新变法思想的张荫棠提出新治藏大纲（即西藏地方的《治藏刍议十九条》及稍后传逾藏中各地的《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其主要内容有：重建新式藏军；练民兵，建立拉萨枪械厂；改革行政机构，革新吏治，设立执行新政的交涉、督练、财政、盐茶、路矿工商、农务、学务、巡警九个局及相应官职；建筑打箭炉（即康定)到拉萨以及江孜、亚东一带的“牛车路”；从速架设拉萨通向巴塘的电话线；准许军民人等报明矿务局后开采五金煤矿；设立银行，开办铸币厂；广设汉文学堂，教习汉语、算学、兵式体操；发行报刊，以启民智等

张荫棠及之后的驻藏大臣联豫，到过欧美，具有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主张改革图强。在张荫棠、联豫二人的倡导、主持下，新政逐步得以推行已取得了一些实绩，如参照当时的《四川旬报》及各省官报的办法，创办、发行我国最早的藏文、汉文旬报《西藏白话报》，十天一期，每期发行三四百份，这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家报纸，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之先河，是当时“维新”的重要举措。这些措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尊称张荫棠为“张大人”“海上大臣”

由于张荫棠的新政措施触犯了十三达赖喇嘛为首的上层集团的政治利益，因而引起了西藏某些人士的反对，清廷以“恐激成事变”为由，于 1907 年6 月将张荫棠调离出藏，前往印度西姆拉(Simla)谈判与英印的通商章程张荫棠离藏后，他制定的许多措施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推行，联豫与帮办大臣温宗尧有着驻欧、美的外交经验，具有维新思想。宣统元年(1909)，二人在上奏的《会奏筹备西藏一切事宜折》中，提出了“新政纲领”，推出了改革措施：建立武备学堂，编练新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采矿山等。@

清末西藏地方新政，其大部分举措出现在公元 1907 年至 1911 年之间且主要集中于后半段；另外，晚清官员的改革藏政系由张荫棠启其端，联豫温宗尧继其绪并成其事的，所谓“（联豫)收回中央在藏之主权，举办各种新政，颇有改革之意。张荫棠、联豫改良的措施，使他们在维护国家主权、抗击侵略者上立下了功绩，产生的社会效果与深远影响，意义重大。张、联、温、赵的改革藏政与经营川边，如编练新军、开辟商埠、兴办学校、开发矿产、引入新式农业与现代工业，有积极性的意义”。

此外，新式教育的萌芽。民国拉萨经济社会的变革，催生了新式教育新式学校的兴办，首先在医学教育领域产生，是民国西藏教育史上的大事1916 年，在拉萨丹吉林寺内建“门孜康”（医学历算院)，藏医大师、著名教育家钦绕罗布出任院长。学院的主要宗旨是培养医务人员为民众防病治病，研究历算指导农业生产。当时，十三世达赖下令藏区各宗派学员前来学习，并规定各乡间小寺庙派出僧人来学习医疗常识@。门孜康起初规模不大，初期招生 30 名，以后逐渐增加到六七十人。学制三年、六年、九年不等。门孜康设有正副院长二人，教员若干，编著了著名的《医书汇编》和七部“医算书”作为教材，是西藏民国培养藏医、历算人才的重要基地，被称为西藏地区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它在藏医教学的继承和发展史上影响巨大，现在的藏医院就是 1980 年 9 月由门孜康转承而来。

1940 年春，重庆国民政府在拉萨建立国立拉萨小学，设 6 个班，当时有学生 77 名，教职员9 人。除此之外，民国史上由噶厦政府办的学校是布达拉宫内的僧官学校（藏语“则洛扎”)，在噶厦政府中附设的“孜康”（审计)和“译仓”（秘书)两所学校，孜康学校培养俗官，译仓学校培养僧官。

这些现代新事物的逐渐出现，与这些现代化产业的萌芽，不仅表示上述产业在拉萨的萌芽、发展，而且具有超出了这些产业自身的意义，反映出民国时期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