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泉州港的兴衰看我国海上政策变化

今年，泉州以其特色的新年兔和闽南风俗吸引了广大游客，作为千年古城，泉州究竟有什么魅力，宋元时期的第一大港泉州港又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

自古以来，我国都属于典型的内陆傍河型文明，从地图上看，我国陆地上仅东南边一个方向靠海，其国土从东北到西南，绵延漫长的陆地疆域，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型国家。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的海洋强国发展历程上还是出现了不少传奇之谈，无论是宋元时期达到鼎盛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还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这些曾经的辉煌以及最终的落幕都能给予当下时代正在发展海洋强国的我们一些启示。本篇文章将以泉州港的兴衰为线索，浅谈中国古代海上政策的变化之路。

泉州开元寺

从先秦到唐代的漫长岁月里。受较低的生产力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影响，各代政权总体上对海洋的热情明显不如后世，这也导致了这一时期一直没有专门管理海洋相关事务的行政岗位。

彼时的福建被称为闽地，“闽”字中带虫，“八山一水一分田”，都生动地体现了福建所处地理位置之偏远及气候之恶劣。但由于晋人南迁，本来处于帝国边缘的福建却得到了晋人先进生产技术所带来的发展契机，由市镇发展为城。

天宝元年，泉州人口为两万三千户，而在安史之乱的影响下，唐廷面对广袤的疆土已经无法掌控，帝国已经力不从心，自张骞兴盛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至此没落，商路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海路，东南商旅日渐兴盛。
根据《全唐文》记载，“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海上丝绸之路

自此，东南沿海诸港角逐第一大港的斗争打响。泉州的兴起，自然有区位优势、物产富饶、劳力解放的自身原因，更有不可逆转的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因素，以及海上贸易兴起的历史背景。
公元971年，广州率先设立市舶司，在权衡了各党派之间的利益争斗后，公元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立了福建路市舶司。

此时的大宋，西域丢失，北方外患众多，南宋时海外贸易及内部转运更是基本只限于南方，杭州由临时的“行在”正式升级为都城——临安。
南宋朝廷南迁之初，就在泉州设立了南外宗正司，将一大批皇亲国戚送至泉州享乐,进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
南宋时期，泉州与广州可相提并论。船舶从东海、南海往来，异常繁荣发达。1225年，泉州已经可以进行通商贸易的国家、地区多达50多个。泉州城内部有专门供外商聚集居住的住所，被称为“蕃人巷”。同时，宋朝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供外商学习与文化交流的“番学”，让外商子女可以在这里安心求学。

据记载，宋朝末年，还有阿拉伯人的后裔、海商巨贾蒲寿庚得以“提举泉州市舶司，擅犯舶利者三十年。”
此外，宋代时期，泉州造船业同样十分发达，还专门设立有“泉舶”。

在1974年的时候，泉州后渚港古码头遗址中就曾经发现过一艘南宋时期的海船，船长24.2米，宽9.15米，就是极具泉州特点的南方型海船。船内还出土了大量的香料、胡椒、瓷器等货物。造船业的高度发达为明代郑和下西洋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的泉州商人自发奋勇争先的开拓精神，整个宋朝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大浪潮的推动下，泉州的相关机构发展更为完善。

泉州又称“鲤城”

这个阶段是海上贸易经济迅速腾飞的黄金期，但仅仅停留在经济贸易层面的海洋政策并不具备海权意识觉醒的先决条件。越是空前繁荣的盛景，越像幻灭的泡沫。
元朝承接南宋，泉州仍然为当时的第一大港口，而元朝共计有庆元、上海、澉浦、广东、杭州、温州、雷州、泉州等八处港口，皆设专人管理。以朝廷为主导下的八大港口船舶众多，来来往往的船只卸下的货物堆积如山，依然维持着繁荣的景象。

明朝最大港口为广州，明朝初期对外贸易主要港口是泉州、宁波与广州三处，由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则是一种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受倭寇影响，则关闭泉州宁波二处港口，余广州一处为确保朝贡体系的运行。
根据马汉的理论，海洋意识这一概念指的并不是对舰船的操控水平，造船的技术或者进行海上活动的时间，海洋意识大致包括三层含义：海洋领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国防意识。
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海洋意识基本上停留在海洋经济意识，一旦所获取的经济利益不满足预期，则无法驱动朝廷对海洋权益的行使。且在受到倭寇等海洋上的外敌的影响时，朝廷更倾向于“闭关锁国”政策来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害，而无捍卫海洋领土的自发意识，这也是陆权国家的农耕文明所引导的必然结果，泉州港的衰亡也已成必然。

尽管如今的泉州，不可能像马可波罗写的那样遍地黄金，我们只能通过追忆往昔来描摹过去那个无比瑰丽无比繁华的时代，但作为一个曾经无比开放包容的城市，它依然保留了一种遗风，泉州在百年来的这种沉寂中，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息蛰伏着，发展出丰富的饮食文化，文娱活动，继续乐观开放包容地迎接不同的文化。

泉州中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