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是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哈默德，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

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这并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是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悖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 ——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一群科学家或艺术家，仅仅因为他们组成一个团体这个事实，并不能就一般性问题作出与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十分不同的判断。

由此可见，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经常遇到它，由此会产生另一种认识，即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时间在做完它的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灵还是人，一概无法逃脱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