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城旧事

特别提示：淹城是从春秋时期遗落到常州武进的一座城池，被发掘出来后常州人按照时下旅游开发原则，在淹城遗址旁投巨资试图恢复古淹城7.6平方公里的旧貌，现该项目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常州标志性旅游项目。

正文

眼睛破碎了星光，月亮被风刮伤，故乡还在路上，黄道铺尽秋凉。江河有几条，谁来护我回航？穿过风的胸膛，脱去雨的衣裳。城郭留给荒冢，雾色吟唱迷茫，昊天在何处，我就要被大地收藏。祖先站在彼岸的一方……

（一）第一种孤独

淹城在它所经历的时代，有两个异相，值得凝视。其一是针对春秋吴越，它是一个孤独的误入者，对周围的世界，深怀戒心。其二，如果站在春秋诸夏的立场，它是提前投射到那个遥远年代的阴影，春秋的任何一抹夕阳，都有可能是它的最后一场黄昏。

而我唯愿的命数，对于淹城，也对于一路走来的吴越，应是如下的江南美景陈设：凤鸟在大湖飞翔，翠绿的河水像流动的宝石，阳光就像是黄金的信使，大地生长谷物，稻香散布在每一个清晨，草场，牛群，孩童和歌声，在琴棋书画的桌案上荡漾。

淹城临世诸夏落地春秋，来历和身世，被后世追问了很久。直到淹城以消亡的方式从历史中离开，围绕淹城的各种猜测，仍如江南的一帘秋雨，打湿着一怀愁绪。

我们现在是知晓了淹城的陨殁，成为时间的灰烬，也包括灿如吴楚，至战国凋敝，都是迟早必来的运数。但是，这个注定的命运框架，我并不希望对以下结论的介入，构成影响：被我们描述为民族融合的图景，实际上是一个消除异质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的百花盛开，只是大历史中的一个意外。

（二）复活

淹城对吴国来说，算不算意外？没有人愿意下这个定论。但是对江苏常武地区而言，这项假定的意外，却成为了常州旅游业的一笔资产。常武地区的城市运营官们，在得知了淹城遗址的巨大价值后，在旅游学和神仪学的帮助下，在古淹城的侧畔，投巨资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5A级旅游景区，淹城春秋乐园，增加了地方税收，也颇有规模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淹城在好天气里，是常给我惊喜的，最值得夸耀的一点是，每当红日东升如长灯高挂，你从常州武进的湖塘方向望去，天光云影下的淹城总给人一种亘古不灭的气象。淹城在功能规划上，也是极端出色的，设计师们将春秋时期的风俗进行了高端化的旅游安排，气势磅礴，并将春秋时期的一众灵魂人物，像什么孔子老子季子鬼谷子等，几乎全压缩进了淹城乐园内，超越性地形成了类似当下的增强现实的VR场景。据说自那以后，常州的周边城市，许多被认为可以伟大起来的历史遗迹，都在相同理念支持下，重见天日。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旅游化的历史IP开发，在阴阳哲学主导万事万物的大国文化中，所收获的态度是肯定少不了两面性的。换言之，当你决定追求历史的旅游价值，你就要同时准备接受鱼与熊掌的定律约束，别再指望花了钱的游客对历史的敬畏感，还能维持。其实不仅是常武的淹城，整个中国的历史旅游开发都有这个问题。好在我从未指望过东亚的历史遗产，能够获得西亚古迹的崇高感。

这真的让人遗憾，安慰的是，淹城的兴建已经尽力了。淹城在规划上一直试图通过东方实用主义美学的指引，来建立起和江南吴越相匹配的文化尊严。除此之外，淹城乐园的开发，也是隐含了诸多寓意的。举例说，如果有人在游历淹城的过程中，发现淹城所在的春秋诸夏特有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可能蕴含着更值得继承的文明，我想我会感到欣慰的。

只不过，我欣赏诸夏岁月的春花秋落，并不全是因它所蕴含的价值能够对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元文化的传统和原则构成的挑战。淹城是一个消逝太快的预言。它的同行者原本有机会凭着春秋的诸夏体制，去眺望古希罗之于欧洲复兴伟大实践的。

当然我也知道，即使这一切得到成全，也未必能使淹城的心事圆满。。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学会怎样和历史相约，而是至今我们不知道怎样向过去告别。我总是乐意把淹城的陨落当成是和春秋的诀别，大约也是如此吧。就像我去淹城的那年冬天，我在常州兰陵路的黄昏转身，看见没了游人的淹城，以一城的寥落与另一侧的繁华一街相隔。并在氤氲雾霭中，带着残梦几分，似乎忘记又记起了什么人。

（三）那时春秋

关于忘记，有人向我转述过一位属于境外势力的大人物说的一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显然是有道理的。而我也一向认为，好民族，或者心意完全的人类，通常是要追问事物的来处的，这就像我们的成长离开家园，总要时不时地回望一下高堂凝望的眼神，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家族寄托给我们的那一份初心。

我们对淹城的追问，也源于此。

遗憾的是，迟至今日，考古学界仍是不能确切地知道，2700年前的吴国地区，也就是现今的常州武进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就在春秋时期的某一个夜晚，一座巨大的城池悄然浮出地面，并有三河拱卫，对外充满戒心。那之后，又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春秋，那座谜一样的城池，被时光的洪流带走，消失在了江南烟雨的尽头。

淹城是直到2700多年后的上个世纪30年代，才在江苏常州的武进湖塘地区重见天日的。

那时的民国，也是急于要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叙事，古淹城遗址临世，对民国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直到新政府掌权后的改革开发，这座城池才被鉴定为春秋时期的遗址，名号淹城。至于这座城池的主人是谁，来自什么地方？依旧隔着重重迷雾。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淹城落户吴国的延陵，也就是现在的武进地区，是有一个庞大的土方工程的。考古挖掘显示，淹城占地面积65万平方米，城墙长6500米，城高5米，墙基宽40米，护城河道宽度30—50米，共有三条河道环抱。城墙夯土成型，总之工程量巨大。

但奇迹的是，如此巨大的土方建城，延陵的现场感不是很强。或者说，吴国延陵没有留下有关淹城的任何文字。甚至整个春秋诸夏，都没有为淹城留下只言片语。给人感觉，似乎从开始到末了，淹城一直坚持与延陵，包括吴国，隔绝生死。甚至和春秋诸夏，相忘于江湖。

直到500多年以后，春秋战国已烟消云散，淹城才被东汉的史学家提起。汉代《越绝书—吴地传》记载：“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我曾在2017年的2月，抚摸过淹城土墩寒冷的骨骼，云空很遥远。那一天我第一次在常武大地，注意到浩渺的地平线向虚空伸展，然后是土墩，城阙，大冢东南雨，依次列入视野，孤独而显赫。

其实孤独的，不止是城池和土墩，还有覆盖在土墩上的层层岁月。人类到底是从历史中领受使命的。而历史的崇高性也藏于此。春秋以后，那些进入死循环的王朝历史，大而无趣。但是江山政治学，一直坚硬如铁。

《越绝书—吴地传》记录淹城的文字，是简约的，简约到让人怀疑文字的发育在东亚是否经过了太长成长期。不过更吸引我的是文中的“冢”字，它像是一块磁石，引起我的关注。

“冢”是人类历史的定义者。直到现在，依旧是现实世界的意义表述者。我甚至相信，如果没有更高信仰的介入，“冢”的统治地位很可能会千秋万代。世界上唯有希伯来文明能够借助弥赛亚复活的寓言逃过“冢”的网罗，其他的人类文化区，都甘愿俯伏在“冢”的权势之下，让类似清明时节的细雨轻尘，弥漫成无尽无助的光阴。

汉语文化区其实更是如此，简单的通过“冢家”二字同构，就为我们揭示出了“既为家园，也为荒冢”的汉家真相。也如《越绝书》的“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二者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直到有一天，在自己的命数里，零落成泥。

（四）彼岸

其实想想看，谁甘愿让自己的家园成为自己的坟场呢？淹城的古淹君，应该和春秋时期的诸夏列国国君一样，想过如何从吞噬万物的历史巨浪到来前逃脱的。就像东亚泛神论者在密室接受成仙的辅导，或者像新月地带的天启宗教用祈祷换取救赎。古淹君也应该眺望过救赎的彼岸的。这是我理解淹城之于现实的一个支点。

如果不考虑狐狸拜月，救赎大概是唯有人类才有的行为，只是在东亚一直是以人殉和血祭方式展开的。救赎的含义，是协助人类登录现实和灵魂的彼岸。遗憾的是，救赎一词后来被外邦抢注为一个非我族类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概念，爱国者闻之弃之。好在我们已经懂得，现实不过是从人类共围一桌的历史延续下来的一场牌局，换牌是很正常的行为。而救赎也不全是私属VIP特权。至于救赎的国度含义，类似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儒家士大夫对天命的运作相近。

古淹君渴望的救赎，和他背后的族属有关。而这是我们无法得知的部分。我们知道的是，在春秋无义战的背景下，淹城如何能够平安到明天，这应该是古淹君最大的心事。

我在重见天日的淹城遗址，目睹过古淹君用三城三河的城堡建筑，表述的这种心事。据说这种建筑符合军事城堡的标准，或者说，淹城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综合体，集生活和作战于一身，用来防御诸夏随时到来的危机。而我也一次次仿佛看到在燃烧的战火中，淹城勉力支撑起一场场摇摇欲坠的星辰。

但是这些内容通常在大历史叙事中见不到的。而有关淹城的历史叙事，在春秋史记中，也不会记载淹城的百姓如何在城垣上眺望诸夏惊恐的黄昏，以及在有二十八星宿照耀的寥廓夜空下，为淹城值更的古淹君那警惕而恐怖的眼神。

但是我愿意相信，古淹君在最后的黄昏一定会有回望的。回望在时间以外的故乡祖屋中，祖先给予他的最后的凝视。然后这位古淹君，一步步登上城垣，在最后一刻关闭了淹城城垣上那来自月亮的古老的光阴。从此让淹城的历史，和悠悠万事，归于岑寂。

淹城的隐身和沉默，一直延续了270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古往今来的史学界偶尔会在亦真亦幻之间，记起曾经有过淹城的那些日子。南宋印制的《咸淳毗陵志》孤本这样记载过：“淹城在阳湖延政乡”。而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写道：“淹城，在（常州）府东南二十里，其城三重，壕垫深宽，周广十五里。”

到20世纪30年代和60年，淹城的一些遗物，独木舟、青铜器、陶器，编钟、三轮铜盘，女人陶纺轮等，从裂开的常武大地上破土而出，然后在21世纪的常州淹城博物馆，陈列为我眼中染着时光之尘的考古文物，而且依旧带着历史深处的孤独，并在当下的异度空间，打量着我这个隔窗相望的陌生人。

（五）相传

如果用诗意的思考方式理解，我以为文字是从历史的背后透过来的光亮，但即便如此，关于淹城，你要想获得那种清晰的答案，仍是很难。

淹城的身世传说，有若干版本，像古老的神话扑朔迷离。版本之一，淹城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四子延陵季子的食邑。季子有三让天下的美名，是一位贤德的君子，也因此让这种叙事变得不可采信，原因当然是儒家向来为大义而灭亲的传统，为大义灭真相更不在话下。版本二，淹城是吴国的囚徒之牢和越国的质子之境，这个说法的底层逻辑，是季子因不满阖闾刺杀王僚篡位，故迁居淹城，并立誓“终身不入吴”，被发配淹城。

版本三，神龟救奄。这则寓言，是将淹城被描述为是因神龟救主而龟化的城池，相信该版本包含有令人敬畏的真相和信仰。只是古今已经不同，他们看为神圣的，我们或许视为轻贱。

版本四是关于淹城细节的，也有着引人入胜的悲剧情节。而且它让我在淹城乐园的街巷漫步时，能隐约听到淹城公主百灵姑娘的歌声、笑声、哭声，和她在熊熊火焰中穿云裂帛的嘶喊声！在这个版本种，百灵姑娘以心口洞穿的带血娇躯踉跄着举剑前行，她那紧闭的唇角，咬着殷红的黄昏。之后，百灵姑娘的身躯被古淹君以诸神的名义断为三截，埋为三座古冢，以此献祭给他们的神明。

此外，还有相对严肃的史学家版本。这些版本在寻求淹城真相时，是有正史怀抱的。而我也愿意接受顾颉刚们的指引，让幽梦和灵魂回溯遥远的岁月，去展开一场有关淹城的穿越之旅。

说到穿越，其实一向如心。路上既有姹紫嫣红，也有荆棘丛生。如果心情好的话，像那类“嘒彼小星，三五在东”，“绸缪束薪，三星在天”，这些“在水一方”的蒹葭幽梦，是随处可遇的。但通常情况下，那种荡湖雪涌、衰草摇曳，野兽出没，甚至饿殍遍地，也是随时可能遇到的荒景。

而我仍愿意任由历史的幽梦牵引，在时间的荒原上，或跏趺而坐，或踉踉跄跄地去接受你身前身后展开的一个个时代的背景，然后眼睁睁看着古淹君，以及我们的先人，在茫茫路途中迎着呼啸的风雪，领着他的族众，继续在大地上跋涉或筑城。

（六）同化陷阱

关于淹城的前世，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他的《古史新证》中这样说道：“鲁地有淹中，亦作弇中，淹与弇，即奄也。周公东征，灭奄国，将封在鲁地的长子伯禽，改封到奄，奄就不再叫奄，叫鲁了。淹城被称“淹君地”、首领被称“淹君”。

显然在王国维先生看来，最初的奄城，是受到周公东征而灭亡的。周公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封于曲阜。武王卒，周公摄政。其时，殷贵族武庚和东夷反叛，奄国加入其中，战败后，逃亡延陵，也就是今日的常州武进地区。

而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奄和蒲姑的南迁》一书中，对此作为更为详细的描述。顾颉刚认为，奄国国君原本是商代诸侯，殷商贵族武庚反抗西周统治，奄国国君主动参加，周公东征后，武庚战败，奄国也就成了周公的最大敌国。在平定奄国时，很多奄人被杀，奄国宫殿被毁，连墙基都挖光，成了池塘。奄灭国后，逃散的奄民，开始四散奔跑，其中南逃的一支越过长江，被驱赶到了吴国的延陵地，也就是常州。这些奄民开始构筑淹城，计划重整旗鼓。但终究湮灭在了西周春秋的世界。

奄国追随殷商，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殷商是依靠战争崛起的军事集团，是第一个远东秩序的建立者。这个古老的军事帝国，是以后的东亚和所有华夏叙事的开端。按照另一位学者的说法，殷商的武士军团嗜血如歌，常常以崇高的名义实施杀戮与征服，重组着远东青铜与血的秩序。

而血祭是秩序诞生的基础。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伟大的叙事。无关道德，只关乎勇气。事实上在崇高于人类意识之上的怜悯意志，介入人类社会以先，人的欲望，是驱动历史前进的关键动力。殷商之于东亚文明，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但是在大周天子崛起以后，殷商帝国的荣光，开始熄灭，其旧迹也开始被逐一删除。但唯有跨过长江逃到吴地的古淹君，或者说，曲阜奄国的继承者，成为了从殷商背景中逃出来的幸存者，也是春秋诸夏的闯入者。

这是一个让人神往的推测。我甚至愿意参与这场猜想的细节，和东夷人一道去参与殷商遗民密谋反抗周天子的暴动，尽管西周代替殷商，的确是历史和文明的进步。

但这并不影响我喜悦武庚的复国暴动，而且我宁愿在淹城的叙事中，看到一处没有添加剂的风景。哪怕这个风景，只有幽暗的意识，隐秘的欲望，在劫难逃的命数，深刻的危机，以及人殉中的挣扎和整个族群的血祭。

于是我想象着在那个历史以外的曲阜之夜，孤注一掷的殷商武庚看了一眼奄国国君，然后将青铜剑高高举起，而一排排的带伤的殷商武士，也排列成阵，武士们那一双双黑色的眼睛在滚滚暗夜烁烁放光，他们的手上那一把把紧握的弯刀，在月光下哗哗作响。

武庚的反叛失败后，那位古奄君从血光中冲出，带领着族人披荆斩棘，一路奔逃，一直逃到在吴国的延陵，并让最后一座淹城城池，成为了殷商王朝在春秋诸夏的最后一个孤岛。

再以后，那位古淹君或者是他的继任者，一直坚持着登上每一个摇摇欲坠的黄昏眺望，直到成为对古老的殷商帝国最后的守望。

当然现在看，淹城是迟早要消亡的，正如吴国和诸夏，注定药消亡在秦帝国大一统的洪流中。那以后，大一统的理论日臻完善，深入万众人心，让天下苍生认定春秋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民族融合不可阻挡，尽管这种融合不过是一场同化的陷阱。

（七）后记

在有关淹城的史学研究中，有一些通过古籍查考建立的理论，读起来是很令人欣喜也令人讶异。该理论认为，淹城古淹君是秦始皇800多年前的祖先。

在此之前，中国主流学界一直持“秦人雄起西方”的观点，秦皇嬴政属于“戎族”。上个世纪30年代，傅斯年、钱穆等学者提出：“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并进一步指出而“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原因是他们在战国竹简《系年》中发现，奄是嬴姓大国。而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也有“秦出自商奄”的说法，正与《系年》所记吻合。

这当然是值得坚持一统天下的学人著述庆祝的。但我对以上的种种说法，却不以为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如何描绘清楚古淹君的面孔。我记得那一天在我逐渐离开淹城的巷陌，我只看到那位古淹君在如画的夕阳和诸夏的黄昏，拖着一个时代长长的背影。

2019年的3月，也就是疫情爆发前，我因事再次来到常州武进，恍惚间总感觉是再次进入中吴深空的寥廓天幕。我眺望安静在夕阳下的淹城三处土墩，那里停泊着深邃的历史与静穆的时间。我的内心被牵引着向历史伸展。我试着去依靠常武的黄昏，以为应该如曹雪芹希望的，天尽头要有一个香丘的，用来拾尽百灵艳骨，使一抔净土掩尽风流。但我仍不打算满足。我隐约知道，这土墩对于我应该有一个倾诉的我想。比如，告诉我，当那日子近了，阴影的翅膀，开始在天空飞翔，而古淹君也在准备上路，朝着彼岸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