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养老困局：覆盖2亿人的刚需市场，为什么始终做不起来？

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我国已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

老龄化、少子化、未富先老等各种严峻问题横亘在前，当大多数年轻人难以承担2-4个老人的养老开支后，“谁来养老”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尝试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业内人士最熟知的上海的“9073”和北京的“9064”两种养老模式。

在这套规划当中，90%老人将在家庭中养老；6%或7%老人依托社区养老，3%或4%老人会在机构养老。这两个数字，在养老福祉行业中是最为人熟知的数字。

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生活水平来看，“家庭养老”作为绝对主力途径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大多数老年群体都需要在一定的消费限度内解决基本养老服务。

而且，从这两套体系中我们能看出，国家层面很早就意识到了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通过为家庭养老提供服务或财政支持是让更多老人安享晚年的关键。

然而，政策号召是一回事，现实情况是另一回事。截止2022年，中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已经增长到34万个，但“养不起老”、“养不好老”仍是大多数老人面临的现实。

居家养老，到底难在哪？

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普遍情况来看，能提供养老设施和护理服务的专业机构不在少数，但支付价格却令大多数有需求的老人望而却步。

以北京为例，24小时的陪护护工一般收费为300~600元之间，也就是说，请全日制上门护工来照顾老人的话，每个月花费至少在5000元以上。

考虑到老人的其他日常生活开支同样不少，即便是半日制的上门护工，动辄2000、3000元左右的花费也超出了大多数老人的承受能力。

那么，是否离开大城市就会好一点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广袤的农村里，往往上演着更沉重的现实：绝大多数老人终生务农或者打工，没有医保和退休金，所谓农合也只是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无法覆盖农村群体需要的养老护理服务。

从产业端的角度来看，护理服务价格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缺人才、成本高、盈利难。虽然养老行业处于一片红海，但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企业依旧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困境。

一方面，由于护理、社工等专业人员的严重短缺，以及年轻人不太愿意接触这个行业，导致服务始终无法跃上台阶；另一方面，护理机构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成本，土地租金、护理用品及人工成本都很高，投资高、回报慢的行业无法吸引更多资本进入。

在绝大多数城市的调查中，都会发现一个相同的事实，那就是很多人都愿意承包或者管理提供机构服务的照料中心，但是不愿意管理直接提供居家服务的驿站。

直接提供居家服务，是解决“居家养老”最好的方式。但现实是拥有成熟护理技能的护工难找，相较于其他孕妇、婴童的群体来说，照顾失能老人既费时又费力，护工不愿意来。

如果尝试用高薪来撬动人力资源，经营成本势必要上升，最终也会体现在服务价格上。老人本身经济水平就有限，很多人都没有付费请护工的意识，更不可能为这些东西买单。

最终，需要照护的老年群体、能够提供服务的居家机构、拥有成熟护理技能的护工等几方人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谁也不能从中逃出。

国家买单，不是万能灵药

居家养老困难重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自然能想到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国家政策倾斜，比如2016年以来不断扩大试点范围的长护险就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政府将养老护理服务纳入基本社会保险，既能解决居民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能规范老年护理服务市场，让服务方和需求方都能从中受益。

不过，近年来长护险试点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趋缓，也说明国家买单的模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财政压力。

参考隔壁日本推行介护险的经验，从2000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介护险覆盖人群从最初的200多万达到了600多万，其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让日本政府不堪重负。

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社会保障高级顾问中村信太郎介绍，截至2015年，接受介护服务的人群增加了337万人，介护保险总费用已经达到约10兆1110亿多日元。

即便是在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如此增加财政负担能否长久尚未可知，更何况如今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筹资问题势必会成为限制长护险推广普及的核心。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介绍，在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中国将从“老龄化社会”逐步过渡到“老龄社会”，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加上80、90后这两代人更多是独生子女，一个年轻人往往要承担2-3位长辈的照护，如此沉重的照料压力必然会迫使社会照料需求猛增.

届时，我们又将如何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