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穷小子，考上北大，却被北大封杀，合伙创业，又被踢出局

他是北大学子，替人背黑锅，却被北大全面“封杀”，无法留在北京。

此地留不住爷，自有留爷处。

之后，他被学长邀请，加入广告公司，25岁便赚到第一个100万。

30岁，他通过一款产品，挣到人生第一个1000万；

31岁，与合伙人决裂，辞职回家休息3年，期间，他依然赚到了第一个1亿。

36岁，他自立门户，涉足金融服务行业，轻轻松松拿下第一个10亿。

他就是孙陶然，金融界的大佬，却一直自称“普通的创业者”。

然而，他的经历，确实不普通。

（孙陶然）

1969年，在那个提倡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孙陶然出生了。

多年前，孙家祖先三人闯关东，结果走丢了一个人。

剩下的两个，其中就包括孙陶然的祖先，他决定就地扎营，留在了辽宁昌图县后窑村。

而另外一个，则继续徒步，最后在黑龙江佳木斯落脚。

孙陶然的祖先特别努力，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地主，家境殷实。

轮到了孙陶然太爷这一代，太爷不幸得病，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两人。

太奶奶一个人带娃，没人帮衬，被族人排挤、算计，最后只分得一点家产。

到了孙陶然爷爷这代，更是没讨着一点好处，但比起一般人，家境还算不错。

可再多的钱财，也奈何不了爷爷大方。

爷爷为人仗义，谁家有困难，他一定会出手相救，谁家需要钱，他肯定会大方掏出来。

有一次，村里有个小伙子被抓走了，他家人马上跑去求老爷子想想办法。

对方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孙老爷子二话不说，拿出1000块大洋，只身进入牢狱，把人捞出来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人有好报，孙老爷子也得到了善报。

后来，东北每家每户根据其土地占有量划分，土地多的，自然会被划分为地主、富农。

一旦顶上“地主”的头衔，就要被“打土豪分田地”，上交土地、家产，甚至受到骇人的惩罚。

孙家财产虽然已经被老爷子“败光”不少，但土地还是富足，很容易被划到地主一类。

碰巧那年，突发大水，孙家的大片土地遭殃，被淹了不少。

等到划分时，大家都很默契地“忘记”这片土地，帮孙老爷子瞒天过海。

而当时负责划分土地的组长，就是那年老爷子掏钱救出来的小伙子。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小伙子便顺理成章将孙家划为“下中农”。

“‘老孙头’必须是‘下中农’，是我们一伙儿的，不是敌人。”

就这样，孙家才逃过一劫，免于受罚。

也因为这样，孙陶然的父亲才有机会上学，成为孙家的第一个大学生。

孙陶然出生后不久，母亲本来在工厂上班。

父亲大学毕业，学历吃香，也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孙陶然小时候）

但后来国家大搞三线建设，工厂搬迁，为了照顾孩子，母亲辞掉工作，成了全职妈妈。

一家四口，全靠父亲那份工资生活。

而当时作为家中的独子，老孙还要赡养自家老爷子、岳父。

45元工资，掰成几块用，生活过得捉襟见肘。

有一次，孙陶然生病，吵着嚷着要吃罐头。

可罐头一瓶最便宜也要两块钱，抵得上一家人两天的饭钱。

实在拗不过孙陶然，母亲只好拉下脸，跟邻居借了两块钱。

结果罐头刚买回来，孙陶然一撇手，罐头打翻了。

罐头没了，钱也借了。

那天，母亲心疼的哭了一晚上。

一个人的工资实在养活不了一家人。

思考再三，母亲决定重新工作，帮忙分担压力。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可工作地点太远，如果母亲去了，夫妻俩面临着异地分居生活。

可当下，赚钱养家要紧。

夫妻俩一商量，老孙一边工作，一边照看两个孩子，妻子一人去打工。

就这样，日子才一点点好起来。

父亲是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孙陶然简直近水楼台先得月，跟着父亲一起学习。

为了教儿子，老孙自己编写教材，鸡兔同笼、相向相背的经典数学题，孙陶然一学就会。

虽然是理科生，可老孙也对文学情有独钟，经常看书，兴致到时，还会吟诗作对。

在他的熏陶下，孙陶然的语文水平不错，在入学之前，他早已熟读《诗经》等经典著作。

8岁那年，孙陶然跟着母亲生活，就近入学。

机床厂小学只有5个老师，老师还时不时请假。

一请假，学生们就开始玩，丝毫没有学习的心思。

孙陶然实在看不过去，既然没有老师，那自己就亲自操刀上阵吧。

老师一请假，8岁的孙陶然就成了“代课老师”，站在台上一本正经给同学们讲课。

只不过，孙老师讲的课太过于超前。

如果稍微开小差一会儿，之后肯定跟不上节奏。

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在讲四年级的数学题，常常听得同学们一头雾水。

后来，由于底子不错，学校破天荒让孙陶然跳级，二年级读完，直接升入四年级。

这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跳级升学的人，因此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那段时间，机床厂广播站反复播送：

孙绍文教授和厂医院薛淑珍的儿子孙陶然，通过了跳级考试，成绩优异，直接从二年级升入四年级……

有个聪明绝顶的儿子，母亲在厂里自然沾了不少光，成了厂里的红人。

1980年，孙绍文工作调动，孙陶然跟着父亲回到长春，就读五年级。

读了一年，孙陶然直接参加升学考试。

当时，他自信满满，对考上好学校势在必得。

结果，可惜的是，以0.5分之差，与东北师大附中失之交臂。

最后，退而求其次，孙陶然去了长春五中，那里也不差，是区重点中学。

到了长春五中后，孙陶然像解放天性似的，变得调皮捣蛋，特别能惹事。

初二那年，孙陶然忽悠几个男女同学，跟他一起逃课逛公园、看电影。

那时，逃课事小，男女来往事大。

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直把“男女之事”视为头等大事。

一旦发现，班里男女同学私下往来，她绝不放过，杀一儆百。

班主任发现这件事后，挨个谈话，找家长，让家长领回去教育。

最后，她还当着大家的面，训了孙陶然一顿。

还让大家以孙陶然为反面教材，别逾越男女界限。

孙陶然非常叛逆，老师不让做的事，他偏要做，而且还要当着老师的面做。

为了管束孙陶然，班主任安排女班长跟他当同桌，希望班长能帮忙管一管这个刺头儿。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班主任还是小看了孙陶然。

那时，班上的捣蛋学生上课看课外书、自习课说话，甚至还到操场溜达。

但无论如何，总能被班主任抓个正着。

他们没怀疑自己拙劣的演技，反倒怀疑起女班长，咬定是女班长打小报告。

大家决定给她点颜色瞧瞧，一起孤立她，偷偷对她的书包、座椅动手脚。

班长是小女生，受不了大家的排挤，经常偷偷哭鼻子。

这时，孙陶然反倒当起了“知心大哥”，安慰班长，站出来替班长伸冤。

这招“趁虚而入”，直接攻破了班长对他的防线。

从那之后，孙陶然上课说话，班长也跟着说，他看课外书，班长还给他“补货”。

多亏班长，孙陶然初中读了不少好书，写作水平噌噌上涨。

高中时期，孙陶然的阅读量更是暴增，几乎读了高阳、金庸、琼瑶，以及尼克松所有的作品。

那时，孙陶然还结交了不少书友，大家一起交换书看，临了还一起交流心得。

吕彤是孙陶然的同学，每天中午，两人就跑到学校广播站，广播一节《恶魔导演的战争》，每天读半小时。

高一文艺汇演，孙陶然跟吕彤、文艺委员张翠薇一起合作了一首诗歌联唱。

诗歌作词是孙陶然、吕彤的劳动成果，张翠薇负责作曲。

演出一结束，全场沸腾，孙陶然三人也瞬间成了学校的名人。

不仅如此，他们的作品成了附中第一个学生自行创作的诗歌联唱类作品。

高二分科，当时孙陶然的理科成绩名列前茅，在大家看来，他自然选理。

而且当时，理科占上风，大家普遍瞧不上文科生，只要理科成绩还过得去，大家都会选理科。

可孙陶然却不走寻常路，执意选文，他一人学文还不够，他还要“拉别人下水”。

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忽悠几个理科学霸，跟着他一起学文科。

最后，他们班学文的人，几乎占了文科班半壁江山。

他们一走，原本实力最强的四班，瞬间元气大伤，逐渐跌出排行榜前三。

到了文科班，孙陶然更是如鱼得水，成绩一直名列前三，还成了班上的头儿。

1986年元旦，文科班开联欢晚会，孙陶然跟吕彤来了兴致，站在班门口，吟诗作对，贴对联。

（吕彤写给孙陶然的诗）

那一年虎年，吕彤说，“虎威虎风虎跃腾观自然界”，孙陶然对“才子才女才高笑傲理科班”。

这时，碰巧有个同学路过，一看班门口的对联，直接贴了个横批“不服不行”。

公开叫板理科班，挑衅理科班，这种事只有孙陶然敢做。

但不得不说，孙陶然确实有本事，有本事就有底气。

1987年高考，孙陶然以总分559分，全省文科第四，考上北京大学。

进入北大后，北大自由的氛围，让孙陶然更加敢想敢做。

大一时，孙陶然串掇同学赵欣舸一起做生意，两人合资进了一批北大九十周年校庆纪念品。

结果，进货时有多雄心壮志，卖货时就有多胆战心惊。

站在地摊前，孙陶然根本放不开，拉不下脸吆喝，最后只好赵欣舸来叫卖。

结果，吆喝了半个月，没有卖出一件货品，两人只好灰溜溜收拾东西回家。

然而，这次失败经历并没有打垮孙陶然，聪明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千百个理由。

孙陶然自我安慰，自己是韩信一样的才人，只能扫天下，不会扫一屋。

做不了生意，孙陶然只好跑去参加社团。

在社团里，孙陶然混得风生水起，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还带领社员参加不少课外实践活动。

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把精力花在社团、社交，自然也就没心思学习。

英语四级考试前晚，孙陶然还有兴致，跟北医联谊，一群人去王府井电影院通宵看电影。

电影看完，天已经亮了，孙陶然骑自行车回到学校，已经七点多。

而四级考试八点半开始，孙陶然回宿舍收拾一下，直接去考试。

结果，孙陶然61分侥幸过关。

然而，更大的大事，还在后头，这次，孙陶然并没有逃过一劫……

大四那年，考虑到未来想从事记者，孙陶然申请到大学生杂志社实习。

那时，北大正在搞节约粮食运动。

孙陶然一向有话直说，直接写了一篇“节约粮食不能靠运动”文章，公开与校方对着干。

如他所愿，文章火了，但在北大“百家争鸣”的精神下，校方也拿他没辙，也就没处罚他。

然而，这个插曲，却由此让他摊上更大的事……

当时，大学生杂志社策划“夜访首都七大高校”活动，展示七大高校真实的校园氛围。

孙陶然作为北大学生，负责接待记者，带他拍摄北大。

当时的孙陶然，没有什么心眼，心想不就是一次展示吗，自然是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纪录片一出，其他六大高校，要么走路看书，要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学术，学术氛围浓厚。

只有北大，画风突变，学生打扑克牌，搞派对，丝毫没有学习的氛围。

作为堂堂的北大，展示出来的竟是“不三不四”的学风，北大一下子被推上风口浪尖。

校方立马追责大学生杂志社，杂志社扛不住压力，直接把锅丢给了孙陶然。

这下，校方气不打一处来。

又是孙陶然，新账旧账一起算，大大处罚了孙陶然。

成了替罪羊的孙陶然，甚至被全面“封杀”。

毕业后，同学们都拿到了留京指标，只有孙陶然，被禁止留京。

校方的指示是：

“即便你系所有的学生都留京了，孙陶然也不可以留京。”

当时，孙陶然已经通过联想公司的面试。

按照计划，毕业后孙陶然可以直接进联想，当总裁室秘书。

可没有留京指标，留在北京都是难事，更别说可以到联想公司。

当时，大学生杂志社编辑刘文献，当时的风波，他也有责任。

看到孙陶然如此境地，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补偿人家，拉他一把。

毕业后，刘文献进入四达技术中心，担任公关部经理。

可当时，公关部只是一个空壳，刘文献几乎得从零开始。

他想到了孙陶然，于是打电话，拉他过来一起组建公关部。

在四达，孙陶然大展身手。

仅用五年，孙陶然便从一名普通职员，摇身一变成副总裁。

当时，副总裁的待遇相当于副局级干部，此时的孙陶然才28岁。

此时，孙陶然已结婚成家，爱情事业双丰收，妥妥的人生赢家。

1997年，孙陶然与好友赵文权一起，成立了蓝色光标公关公司。

1998年，孙陶然受张征宇邀请，又加入恒基伟业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担任常务副总裁。

加入恒基后，孙陶然大刀阔斧，策划新产品，成功推出全中文掌上手写电脑—商务通。

商务通一上市，市场份额一度超过70%，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

而作为“孩子他爸”，孙陶然自然名声大噪。

此时，孙陶然已经站在顶峰，吃喝不愁。

以前是“千金散尽不回来”，半个月就花完了一个月的工资，剩下的半个月只能喝西北风，到处蹭吃蹭喝。

如今，孙陶然想要什么，就能买什么。

1999年，为了犒劳自己，孙陶然大笔一挥，买了辆宝马728、宝马540。

当时，全北京只有两辆宝马540，其中一辆，就在孙老板手中。

春风得意，孙老板在台前笑得乐呵呵，有人在台后恨得咬牙切齿。

作为四达集团的副总裁，同时又参股几家公司，孙陶然混得如鱼得水。

不久后，智能手机刚刚起步，恒基伟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市场，决定加入厮杀，分杯羹。

孙陶然认为，从现有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中选择一款手机，贴上商务通的牌子，先攻入市场，抢占先机。

张征宇唱反调，执意自己研发产品，否则决不进入智能手机市场。

可孙陶然觉得，按张征宇的想法，恒基伟业绝对不占优势，失去瓜分市场的主动权。

而张征宇听不进任何声音，决心先原创，再打市场。

两人意见不合，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孙陶然以为，这只是一次纯粹的争吵，可没想到，张征宇却决意与他一较高下。

在孙陶然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组织新的团队，开始研发产品，他甚至承包了全产业链。

最后一次开会，张征宇果断对孙陶然说：

“我想清楚了。如果由你来做决策，有50%的可能是对的，有50%的可能是错的；

而由我自己做决策，同样50%的可能是对的，50%的可能是错的。

既然我是大股东，那我还是想由我来决策。”

张征宇打的算盘，孙陶然早已心知肚明。

他这是完全将自己排挤出局，既要吃肉，又要喝汤。

后来，张征宇看中一个美国项目，计划投资。

可孙陶然仔细考量过后，觉得项目对公司毫无帮助，不值得投资。

在孙陶然眼里，张征宇拿着几百万美元，白白去送给人家，他决不同意。

而且，孙陶然见过项目负责人，他一看就是那种满嘴跑火车的大忽悠，完全信不过。

结果，张征宇自作主张，用个人分红去投资，如孙陶然所想，这笔钱打了水漂。

张征宇三番两次，与自己对着干，孙陶然终于受不了，主动捅破窗户纸。

在一次会议上，孙陶然直接问张征宇，“你扪心自问，公司是你一个人的吗？”

结果这句话，一下子点燃张征宇的怒火，张征宇毫不犹豫回他：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没有我，你们屁都不是。”

原来，昔日好友从没把自己当兄弟，孙陶然心灰意冷，老泪横流，提出辞职。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孙陶然走后，核心创始团队陆陆续续辞职，最后只剩下张征宇与李明。

2000年，恒基利润下滑到2.5亿；

2001年，利润下滑至5000万；

2002年，直接进入亏损阶段。

之后，恒基等来救世主，与橡果国际合作销售商务通保密手机，再次获得热度，重新活了过来。

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罢了。

恒基伟业垂死挣扎时，孙陶然做起了世外仙人，休养生息。

白天，打高尔夫球，晚上，约朋友在家打牌，快活似神仙。

得知孙陶然“失业”，各家公司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邀请他加盟。

当时，孙陶然虽然离开了恒基，但他还是蓝色光标的创始股东之一，赵文权邀请他来担任董事长。

考虑到赵文权已经做得很好，如果自己中途加入，恐怕会再引起事端；

被误以为自己抢了风头，破坏两人友谊。

于是，孙陶然拒绝了蓝色光标的邀请。

除此之外，一家巨头家电集团也发起了示好信号，联想集团也有意邀他入局。

考虑再三，孙陶然全都拒绝了。

对他来说，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还不如自立门户，自己闯出一片天。

2005年1月，孙陶然正式成立拉卡拉。

听到孙陶然自立门户，各行大佬非常看好，纷纷投资入股。

联想投资100万美元，雷军投资50万美元，孙陶然自己掏出50万元，拉卡拉的启动资金一共200万美元。

此次自立门户，孙陶然发誓，要做一定要做到最好，做最伟大的企业。

他设立了三条标准：

一是必须做到行业内数一数二；

二是要可持续增长，每一年至少要比前一年增长20%以上；

三是要受人尊重，受自己员工尊重，受同行尊重，受社会尊重。

对于公司的发展方向，孙陶然与雷军商量，最后将目光瞄准金融领域。

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曾放言开放金融。

而此时，金融服务还是一片空白，孙陶然这时进军，绝对能抢占先机。

但在某程度上，空白也就意味着危机四伏。

金融服务行业遍地黄金，细分服务，都有其红利可赚，但它属于高门槛行业，切入很难。

牵一发动全身，金融任何一个服务都会牵扯到银行、银联，如果对方不同意你做，你就没法下手。

换句话说，在金融服务行业，你永远不是老大，永远得被牵着鼻子走。

当然，这也不是无路可走，金融服务行业里，虽然老大在，但用户才是永远的上帝。

这个月活跃的用户，下个月基本上还是这批用户，有时候还能裂变出其他用户，盈利很快。

只要掌握了用户，就等于取得了胜负关键，输赢的筹码。

由此，孙陶然权衡取舍之下，最后决定与卡友、银联合作，做终端用户的生意。

很快，孙陶然在北京、上海打响知名度，拉卡拉名气大增。

2007年，孙陶然得到第二轮融资，总共820万美元。

他趁胜追击，挥一挥旗帜，将拉卡拉遍布全国。

2014年，徐氢找上门来，建议孙陶然尝试做互联网小额贷款。

他已经把产品做出来了，孙陶然只负责砸钱就行了。

但是，互联网小额贷款水深，几乎很少人敢碰，可孙陶然一听，果断决定入局。

“给你3000万，先按照你们的模型，闭着眼睛把1500万放出去。

如果都没还回来，你来找我，我们复个盘，然后再闭着眼睛把剩下的1500万放出去。

如果还是都没还回来，我们认了。说明我们不是做互联网小贷的这块料。”

要知道，拉卡拉当时还没有实现整体盈利，孙陶然一下子丢出3000万，无疑是在玩火。

事实证明，孙陶然不愧是高级玩家，“闭眼”玩，还是玩赢了。

2017年，3000万已经暴涨至120亿，仅3年时间，扩大了整整400倍。

仅靠这项目，拉卡拉收入就有25亿，净利润超过5亿。

2019年4月25日，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上市之后，孙陶然加快步伐，双管齐下。

打造基于IDC、专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融合生态，推动业务体系向“云原生”迁移。

除此之外，孙陶然搭建新平台，快速响应前端上下游用户需求。

2020年，公司高管总薪酬1212万，作为老大，孙陶然工资517万。

去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33亿，发展如日中天。

对于孙陶然的成就，别人夸他有实力，别人捧他有能力。

而他却只说，因为自己敢想敢做，才有了财力。

只要敢想敢做，梦想也可以不是空头支票，它能够拥有兑换力。

他曾给女儿写过三句话：

1.To be a nice one！如果人生有捷径，那一定是“做个好人”。

2.Just do it！好人！赶紧去做你想做的事，过你喜欢的人生吧！

3.So What！去追逐你的梦想吧，只要不违背普世价值，结果成败又如何？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愿你我共勉！

作者：朱小畅&罗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