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倦鸟该回老家吗？沪漂顶着20倍房价差留上海，中年人已无法说走就走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齐鑫 刘婷

北漂、沪漂们的中年危机有解了？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表示，建议40岁以上中年人才返乡建设“倦鸟归巢”。

胡卫认为，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的节奏显著慢于一二线城市，工作节奏更适合中年人才持续发挥能力优势。应鼓励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出台“倦鸟归巢”的人才回流计划，支持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逐步实现人才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双赢局面。

40岁，青春逐渐远去，生活与家庭的压力不断增加，无论在北上广深继续坚持，还是回老家重新开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近日，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三名面临选择的中年人，他们当中有人不愿再忍受大城市的竞争压力，决定回老家重头再来；有人顶着20倍房价的差距，一心要留在大城市，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还有人回到老家后，因老家的工资待遇、产业发展与大城市相差甚远，而后悔不已。

从小县城来，到小县城去

“我要回揭阳了，最早3年，最晚5年。”吴琼（化名）告诉好友，她已将返乡计划提上日程，并有了初步的时间表。

吴琼是一名餐饮人，毕业近15年，她在潮汕开过奶茶店、快餐店、私厨，均以失败告终。

2018年，吴琼踌躇满志，在揭阳市区周边开了一家私厨门店，为小县城里的上班族定制商务午餐。为此，她租下一间约25平方米的店面，租金约2000元/月。房租、装修、包装、食材等，一共投入十余万元。

“现在想想，我当初好傻好天真，每天到菜市场里定最好的牛肉，让亲戚从乡下运青菜过来，为追求食材品质，我几乎做亏本生意。”3月9日，吴琼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餐饮店“水太深”，竞争对手的食材成本仅为她的一半。从开私厨之日起，她从未认真计算过收支，直到亏光资金才醒悟过来。不得已，她关闭了私厨门店，到广州学习餐饮店经营方法。

如今，吴琼在一家大型连锁餐饮店担任店长。两年多的从业经验，重塑了她对餐饮业的认识，也让她学到更多专业知识，于是萌生了回家创业的想法。

吴琼算了一笔账，在广州创业需要投入大笔资金，且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难度太大。对个体户而言，高昂的平台费超出她所能承受的范围。在广州创业还需要团队作战，做餐饮店，雇佣一名员工可能就要“吃掉”所有利润。若是回老家，各方面的成本更低，压力相对较小。

考虑到留在广州的种种压力，吴琼决定回老家重新开始。她已做好初步规划：在老家找一个小门店，只做外卖单，先从“单打独斗”开始，再慢慢建立团队，一步一步“收复失地”。

在吴琼眼里，年岁渐长，对留在大城市的执念逐渐消退。将在大城市所学到的专业知识用于小县城，在离家人更近的地方施展身手，也是另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

8年收入没变，挣钱才是硬道理

与吴琼不同，曾在广州打拼多年的杨娟（化名）在回乡后，不止一次地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留在广州买房定居。最近，去大城市发展的念头在她心里不停冒出。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3月8日，杨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最近有辞职的打算，我想去大城市。赚钱才是硬道理。”

杨娟今年34岁，从事服装行业。20岁时，她来到广东中山、广州等地工作，26岁那年因为怀孕生子回到湖北荆州老家。

生完孩子，杨娟想再回到广州，可又不忍心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为了孩子，她留在家乡。8年里，她一直在荆州做老本行，但荆州的服装行业让她失望。

“行情不好，很多人都走了。在荆州我们这行工资不高，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生产设备、信息技术都比外面大城市落后好多。工厂不创新，只想着做加工，我们厂的80后是最后一批人了，现在车间都是40岁以上要带孩子的中年妇女。”杨娟感叹。

杨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自己现在的收入和8年前在广州时差不多，当初的企业给她交五险一金，现在她还需要自己花钱买保险。在荆州，能为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服装厂太少，能交的工厂开出的工资又不高。如果去大城市，杨娟的月收入可达到一万多元甚至两万元。看着越来越多的同事离开，她也蠢蠢欲动。

杨娟也曾梦想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然而人到中年，梦想早已被现实磨灭，去大城市赚钱是她现在最大的愿望。

虽然还没到40岁，但杨娟坦言自己也有中年危机感。她明白去大城市闯荡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职场压力，但还是想趁自己干得动的时候多干几年。

“能留在大城市就不要想着回乡，除非家乡收入确实可以，大城市的工资小城市真的没法比。”杨娟感叹。

20倍房价差距，顶着压力去上海

关于选“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问题，李雷犹豫了6年。

2016年，他考博来到上海，在读博的三年多时间里切切实实体会到了大城市的优势。读博期间，他继续着在河南某大学的教学工作，在开封和上海之间来回穿梭，反复感受着四线小城和一线大都市间的差距。

几番思想斗争后，关于“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问题终于有了回答，李雷拒绝“倦鸟归巢”，要“向前一步”。

2021年李雷40岁，这一年他离开生活工作了15年的小城，正式搬到上海。

“大城市和小城市间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就能补齐的，长期来看也是一个难题。”3月9日，李雷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雷认为，从个人发展层面看，上海科研环境好、学术资源丰富，如果回到小城市，他在读博期间积累的学术资源、人脉等都难以维持；在子女教育方面，在上海读书能让孩子开拓眼界，学习到更多更新的知识，升学压力也相对较低。

作为传媒类高校教师，上海能为李雷的学生们提供更丰富的实习、就业机会；在城市服务上，小城市是人情社会，大城市办事效率高，讲求公平公正，生活体验更好。

为了来上海，李雷付出了不小代价，把家里的大房子卖掉又借了些钱，他才在上海买了套小房子定居下来。

“在开封，我把房子以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卖掉，在上海，我买的房子8万元/平方米，整整20倍的差距。”李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现在只能把妻子、孩子接来，很难有能力再把父母带来身边，他们年龄也不小了，我无法像以前一样一直陪伴、照顾他们，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除了面对经济压力、与父母分离两地，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轻松，大城市的高校对教师提出的学术要求更高，优秀人才也更多，李雷评职称的压力很大。

尽管如此，李雷依然选择在大城市“扎根”，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下一代。

中年人已不能“说走就走”

关于中年人回乡还是留在大城市的探讨，其背后是中年人就业及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约为3.76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约为1.25亿人。

“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住房成本高，就业成本高，现在竞争激烈，找工作也有一定难度。”胡伟表示，引导一部分40岁以上的中年人回到农村建设，为三四线城市建设出一把力，既有利于一二线城市减负，也有利于三四线城市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

他提议加大职业培训，鼓励单位招录35-40岁员工，发展新业态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对大城市的中年人而言，很难像年轻人一样“说走就走”，他们已有了一定人脉、技术、经验等方面积累，因此也有了更多顾虑，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看来，中年人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已习惯了大城市的收入、生活和工作，其学习能力、知识结构已基本确定，也积累了相关资源。回到小城市的家乡重新创业难度大，择业机会少，孩子也已习惯享受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这些都是阻碍中年人回乡的原因。

“增强中年人职业培训有一定帮助，能让他们拓宽眼界，提升技能，此外还应该有更多元化的方式给予保障。”3月9日，王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王鹏认为对于回乡创业的中年人，尤其是自主创业的中年人，要设立一定的税收、激励和补贴政策，给予老人、孩子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保障，真正解决返乡中年人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