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杨勇花400元请同事吃饭,黄克诚得知后大怒:你自己掏钱

1980年的某天,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亲自设宴请新同事张震吃饭,结果一个不小心超出预算,招待费就花了400元。

当杨勇向有关部门申请走公账报销的时候,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得知后当场震怒,他十分生气的给杨勇打去电话,怒骂道:“这顿饭钱你自己掏!”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黄克诚为何因为400元便对杨勇发怒呢?

1980年,杨勇花400元请同事吃饭,黄克诚得知后大怒:你自己掏钱

黄克诚

黄克诚带头捡粪,开垦荒地

“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的、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黄克诚在自述中,曾这样回顾自己入党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

黄克诚1902年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1922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学校克扣学生伙食费而引发了学潮。

当时学校和省政府非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开除了不少学生,这也引得学潮愈演愈烈。黄克诚由于从小读的都是私塾,思想也是有些封建的,因此对学潮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但他却很佩服学生们的斗争精神。

学潮的爆发也改变了黄克诚的人生,他经过摸索和探求,最终在1925年加入共产党。从这以后,不管黄克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

1980年,杨勇花400元请同事吃饭,黄克诚得知后大怒:你自己掏钱

黄克诚

1928年底湘南起义失败后,黄克诚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由于黄克诚身无分文,因此他需要一边乞讨一边去上海。

然而在黄克诚乞讨的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难,还差点被同乡的恶霸认出告发。黄克诚被逼无奈之下只好给曹勤余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曹勤余之前也是共产党员,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便脱党了,他知道黄克诚的处境后,劝黄克诚跟着自己去部队做事,其条件就是改变个人的信仰。面对曹勤余的条件,黄克诚毫不犹豫的回答道:“我个人的信仰一辈子也不会改变的!”

就在黄克诚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同学曾希圣,曾希圣帮他联系到党组织。

黄克诚拿着党组织给自己的30块钱生活费支付了房租,买了一件棉衣,此时他的内心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从这以后黄克诚再也没有跟党组织分开过,并一生为党的事业奔劳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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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黄克诚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7年8月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前往抗日前线杀敌。9月,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取得胜利,黄克诚奉命前往115师检查工作。

黄克诚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虽然115师打了胜仗,但部队的战士们却染上了旧军阀的不良风气。按理说八路军战士大多都是农民出身,最是勤俭才对,那么他们怎么会染上不良风气呢?

黄克诚经过调查后得知,自从改编以来,八路军的战士们长期和国民党军处在一起,他们也渐渐受到国民党军的干涉和影响,再加上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这才令战士们染上了军阀习气。

为了让八路军的战士们恢复如初,黄克诚建议立即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在部队中开展反军阀主义斗争。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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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是苏北遭受灾害的一年,先是水灾,紧接着又是干旱,导致粮食稀缺,连老百姓自己都饿肚子,更别说给我军提供粮食了。

黄克诚得知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解决战士们的口粮问题,他在会议上说:“现在老百姓都在饿肚子,我们只能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然而现在唯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就是开荒种粮!”

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同意,毕竟百姓们连自己的口粮都不够,更别说给战士们提供口粮了。

第二天黄克诚带着其他战士们种上了许多容易活下来的蔬菜,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一块毕竟平整的荒地上种植耐饥的玉米。

大家都知道种庄稼除了要播种种子外,还需要施肥,然而当时根本没有化肥,因此战士们只好用人畜的粪便来施肥。部队驻扎在一个名叫罗桥村的镇子,黄克诚则住在农民张学成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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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早上黄克诚起得很早,他背上粪兜子就准备去捡粪,等张学成起来的时候,他在家里翻来翻去都找不到粪兜子。当张学成得知黄克诚亲自出去捡粪的时候,他一边惊讶一边埋怨道:“师长,你怎么可以去捡粪呢?这些都是我的工作!”

黄克诚却不以为然,笑着说:“什么你的我的工作,这是大家的工作,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接触这些,根本不算什么。而且我身为师长更要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

很快黄克诚亲自捡粪的消息在全师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被黄克诚的举动所折服。而黄克诚和战士们开荒种地,不仅让口粮有了保障,还和当地老百姓相处的格外融洽。

亲改军帽军服,只为节省布料

黄克诚在苏北除了解决战士们的粮食问题外,还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当时苏北地区是可以种植棉花的,但非常可惜的是他们却没有制作衣服的工厂,因此老百姓穿衣服全靠自己手工纺织,而一年织的土布却是有限的。

1943年部队制作夏天衣服的时候出现了棉布短缺的情况,黄克诚在指挥战士们抗击日军的空闲时间,也在想如何解决战士们衣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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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和妻子

某天深夜黄克诚的脑中突然萌生出一个主意,他拿着军帽,让妻子唐棣华帮他改帽箍。

当时我军战士的帽子是参考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子,这种军帽在后脑处多了一层布料,如果将它放下来的话,前面的布料可以拉到下巴,但战士们却很少用到。

黄克诚早就想着将双层的改为单层的,如果真的实施起来的话,一顶帽子就可以减少一块小布条,第三师战士们一共20000多人,他们节约下来的布料足足有三四千尺布,如果将全军战士们的布料都省下来的话,那就更多了。

黄克诚让妻子先将自己的帽子改一下,自己试戴后再推行下去。唐棣华听完黄克诚的话很是惊喜,她连忙拿出针线包开始改帽子。当唐棣华将一顶改过后的帽子递给黄克诚的时候,黄克诚先是看了看,然后戴在头上高兴地说:“这和双层的没有什么区别嘛!”

第二天早上,黄克诚就把这顶改过的帽子交给师部其他的干部们试戴,大家戴上纷纷直呼这个办法好,随后一致同意将帽子改成这样,帽子和之前没有区别,布料却省出不少。

黄克诚刚改完帽子,又将主意打到自己的军装上,他开始思索如何节省出更多的布料,然而前看后看都没能找到最好的办法。既然不能在衣服上找到省布料的办法,那不如重新制作一套军装。

1980年,杨勇花400元请同事吃饭,黄克诚得知后大怒:你自己掏钱

黄克诚决定将原来废布料的翻领改为直领,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省布料,除此之外还去掉两只上衣口袋;裤子从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也不再发放绑腿布。

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军区的全体指挥员收到新的军服后,有不少人都在发牢骚,为此黄克诚穿着和大家一样的军装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说:

“军装改一下并不影响什么,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现在节约一点,就是为了今后的丰富多彩。我们全师上下有20000多人,每个人一天可以节省一两粮食,一天就是上千斤的粮食,我们一套军装可以节省一两尺布,全师就能省下来上万米布,积少成多,就能派上大用场……”

果然黄克诚的这项改革措施的作用是很巨大的,军装一改变,整个苏北地区一年就节约下来上万米的布料。连续几年下来,布料节约的数量也变得非常多,这也大大减轻了苏北人民的负担,使根据地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慢慢的黄克诚发现战士们长时间在篮球场上打球,鞋子容易坏,于是他召集全师的干部和战士们在打篮球的时候脱下鞋子,光脚上阵,这样可以减少对鞋子的磨损。

有一次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穿着布鞋打篮球,黄克诚看到后毫不客气叫住他,让他将鞋子脱掉再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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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要求部队节约,首先他自己就要做到这一点,要为国家尽量节约一点东西。根据地巩固扩大后,黄克诚仍保持这种作风,爱护公家的一针一线,从来不会大手大脚的花钱,连部队发给他的毛巾,他都会剪成两块用。

在黄克诚的带领和影响下,苏北地区的干部们都十分注重爱惜人力和物力,节约一分一厘。白纸不仅正面可以写字,背面也布满了文字,就连寄信的信封都可以将邮票撕了用好几次。

当黄克诚节约的举动被其他人得知后,上上下下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抠门佬”。黄克诚对这个称号并不生气,反而很受用,他觉得节约无小事,节约能够办大事,应该理直气壮地“抠门”才对。

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苏北地区返回延安的时候,曾说:“黄克诚同志就是个‘经济学家’,全军共有7个师,第三师的人数是最多的,但花钱却是最少的。”

公私分明,绝不谋私

1949年1月黄克诚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他来到天津后当众说:“我黄克诚今天进天津的时候穿的是这身衣服,有一天离开天津的时候,穿的必定还是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

黄克诚说到做到,他不仅在天津穿着俭朴,进了北京也是如此,他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也不管好不好看,只要能保持最基本的暖和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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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黄克诚生病住院,医护人员见他身上的衣服充满补丁,感到十分奇怪,于是悄悄询问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黄老平常也是穿的这些吗?”

工作人员一脸平静的回答道:“黄老一向如此。”医护人员听后十分震惊地说:“真令人震惊,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从医护人员的语气中足以看出他对黄克诚做法的惊讶和佩服。

黄克诚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时候,也曾大力提倡大家要节约,不要过度浪费,更是严格控制行政和军费的支出,不该花的钱,他一分都不许花。

尽管当时国家分给军队的费用很有限,但黄克诚还是用这有限的钱数节约出更多的钱,以此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黄克诚在部队严格,对自己严格,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的严格。

全国解放前,黄克诚前往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一职。当时的湖南正在闹饥荒,很多南下部队的战士们都是北方人,他们习惯吃面食,不习惯吃米饭。

黄克诚得知后特意配给北方的战士一周两次黑面馒头当主食,黄克诚有个警卫员也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于是他也有了一周两次黑面馒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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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一家

黄克诚的大儿子是第一次见到黑色的馒头,他有些好奇,闹着嚷着要尝尝黑面馒头的味道,警卫员便拿出自己的馒头给他。

这一举动刚好被黄克诚看到,他立刻制止了警卫员的举动,并说:

“不准抢战士们的粮食!不要看见好的、想要的东西就伸手去要,你去大街上看看,有多少百姓没有东西吃?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我们没有资格挑挑拣拣!”

除此之外黄克诚还说:“以后这种情况就不要出现了,更不能让孩子们去动别人的东西,纵容他们就是害了他们!”黄克诚让大家记住一点:公家的东西永远都是公家的,要公私分明,决不能谋私!

黄克诚一直忙于工作,以至于回湖南一年多了,也没能抽出时间回到老家看一看。这年冬天黄克诚的哥哥黄时玑来到长沙看望他,这也是黄克诚离家20多年后,两人头一次见面。

黄时玑家中一贫如洗,再加上连年灾荒,生活格外艰苦,这次来找黄克诚一来是代表家里和村里的人看望弟弟,二来也是希望弟弟可以给自己弄一件皮袄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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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和妻子

黄时玑的身子骨太弱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坐在火炉边的时候,穿着棉衣还是感到四处漏风,如果有一件皮袄可以御寒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黄克诚听后一口答应下来,在他心中,哥哥就是普通百姓的缩影。黄克诚想起革命时代哥哥对自己的帮助,就算是买上十件皮袄也是不够的。

那个时候皮袄在湖南是非常流行的商品,因此指标很少,不过以黄克诚的身份和地位,想给哥哥拿一件皮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他却不愿意搞特殊。

黄克诚给担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王平写信,希望他能帮助自己买一件皮袄,就算是旧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王平在张家口,那里的皮袄会相对便宜和方便些。

皮袄买到了,黄克诚按照市场价给王平付钱,别看他这次这么大方,其实对自己却是十分抠门的,一件毛衣能穿十几年,当初和妻子相识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毛衣,如今这么久过去了,这件毛衣还没有扔。

不得不说黄克诚真的值得我们大家敬佩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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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

杨勇请客花费400元,引得黄克诚动怒

黄克诚光明磊落、铁面无私,不管对谁他都不会搞特殊,更不会包庇任何人。

1980年1月份,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了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以及迎接调来的张震,便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这顿饭共花去接待费400元

因为当时参加宴会的人是比较多的,最重要的是杨勇宴请的也都是高级干部,因此他在京西宾馆请客也是非常正常的。京西宾馆的消费是要高一些,但预算超支是令杨勇没想到的。

事情发生后不久,有人将这件事据报道中纪委,在中纪委工作的黄克诚听后非常恼火,说:“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必须要认真查!”

秘书在一旁小声提醒道:“用公款请同事吃喝是比较正常的现象,类似的行为是很多的,再说杨勇和张震也是您的老部下……”

黄克诚没有因为杨勇和张震是自己的老部下就破例,而是说:“一顿饭就能吃进去400元?一个农民辛辛苦苦一年才能挣多少钱?我们吃的喝的都是他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不管对方是谁,就算是我的老部下也要查!”

1980年,杨勇花400元请同事吃饭,黄克诚得知后大怒:你自己掏钱

杨勇、张震和黄克诚确确实实是多年的老战友,他们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在那枪林弹雨的年代,黄克诚和他们也建立下深厚的友情。然而不管黄克诚和他们两个的感情有多深,也不能阻拦黄克诚公事公办。

于是黄克诚当即给杨勇打去电话:“杨勇啊,你现在官当大了?”

杨勇一听老领导这样说话,连忙在电话里道歉,随后更是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公款吃饭的事情是我做错了,我向您作检讨。”

黄克诚语重心长地对杨勇说:“杨勇啊,请几位老战友和老同学吃饭并不算什么大事,但中央有规定,我们就要带头执行。我们要节约国家的每一分钱,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能要求下属呢?”

杨勇听后愧疚的低下了头,他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随后对黄克诚说:“老首长,这件事都是我的错,这笔400元的招待费不走公帐也不报销,都由我一人出。”

1980年,杨勇花400元请同事吃饭,黄克诚得知后大怒:你自己掏钱

黄克诚和邓小平等

黄克诚见杨勇态度如此诚恳,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是默认了杨勇认错的举动。不过大家也知道在那个年代,干部们的工资都不是太高,所以不少人得知这件事后纷纷找到黄克诚,希望他能网开一面,这400元就由杨勇和当时参加酒宴的干部们一起出了。

黄克诚听后却不同意,他说:“不行,既然这件事是由杨勇挑出来的,那费用也必须由他一个人掏。”

最终杨勇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还作出深刻的检查,主动在总参发了通报。

据何其宗回忆:“我当时刚到总参参加工作,便听说了这件事,黄克诚同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之后工作期间,我从未用公款宴请过任何人。”

黄克诚不允许任何人公器私用,自然也不允许自己以及家属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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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晴

这年春天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一家老小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沉浸在幸福的氛围当中。

但是只有幸福的氛围还不行,还缺少了酒席和家具,于是一个工作人员想到用汽车把新娘接进门,便向黄克诚请示,看能不能这样做。黄克诚知道后说了句:“新娘子年纪也不大,用不着开汽车去接她。”

另一个工作人员听后告诉黄克诚:“现在很流行用小汽车接新娘子的,而且都是一长溜的汽车,别人家都这样做。”

黄克诚听后说:“结婚是好事,但绝对不能用公车,我不能因为自己是高级干部,就让家属搞特殊!”

一旁的黄晴知道父亲的意思,他摇了摇手,示意工作人员不要再说了。

1980年,杨勇花400元请同事吃饭,黄克诚得知后大怒:你自己掏钱

黄克诚因为这件事将子女都召集过来,对他们说:

“我们家会比其他干部家庭严肃一点,但如果和普通百姓相比的话,我们是不是幸福了一点呢?以前你们不仅没有沾过我的光,还跟我吃了许多的苦,令我欣慰的是你们靠自己的本事有了好工作,以后你们还要保持这种本质,更不要想着沾我的光!”

黄晴结婚当天,他没有向父亲再说用汽车接新娘的事情,而是果断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了家。这天黄克诚的儿子结婚,既没有邀请客人来庆祝,也没有大摆宴席,而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幸福且满足的饭。

黄克诚的一生是俭朴的一生,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条件变好的新中国时期,黄克诚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始终为国家、为人民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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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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