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30日晚，在刚刚落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宴会。这场国宴，诸多重要的中外来宾参加，出席者近5000人。其中包含了国家领袖毛主席、赫鲁晓夫、金日成。参加这一次的宾客，乃至工作人员，对此次宴会都印象颇深。但有一件事情，他们却并不知情。国宴进行期间，位于他们上方的天花板上，一直暗藏着数十个手里拿着棉袄的人。如此国宴，中外重要宾客云集，这些藏在天花板上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手拿棉袄藏于天花板之上，究竟要做什么？笔者今天将对1959年人民大会堂国宴时发生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讲述清楚。

公安局的质疑

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一个奇迹。毛主席早年在延安期间，就提出了建设人民大会堂的设想。一直到1958年，人民大会堂才正式开始投入建设，并且要求在1959年的新中国十周年庆前就要完工。

建人民大会堂为何被称为奇迹？彼时的中国物资匮乏，建造的器械也远远不足，由于人民大会堂的特殊意义，又必须要全部使用国货。大会堂预计建造的位置，存在着众多的商户和民宅，想要开工建造，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拆迁3993间房屋才行。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开工前，准备的建设材料中连1吨钢筋都没有，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仅仅在10个月后却顺利完工了。这样的奇迹，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也让人民大会堂从建设之初，就与人民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1959年9月30日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中国十周年宴会。这让负责国宴安保工作的同志们倍感压力。毕竟，参加此次宴会的宾客，全都是中外的重要人物，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纰漏。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这次国宴，有两位同志身上的担子很重。一位是全程参与人民大会堂设计建造的沈勃，人民大会堂建筑本身的安全问题，他是最了解的人；另一位是有着“国宴总管”之称的郑连福，他是此次国宴的总负责人，有关宴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各项宴会的调度等问题，他都要布置周全。

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到准备，再到破土动工、竣工，整个过程沈勃全都有参与。这个过程中的艰辛与欢乐，失落与成就，他全都深有体会。如今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同时对沈勃也一次考验。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问题，他必须要全面掌控，一切潜在的危险，都必须要彻底清除，不能给安全问题留下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沈勃自然知晓，他在国宴举办之前，已经对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全面检查，将可能存在危险的位置全都彻查了一遍，并做足了安全工作。

9月30日这天，参加国宴的外宾和海外华侨陆续抵达北京。赫鲁晓夫在参加完联合国大会以后，也于当天上午的10点飞抵北京，如期出席了此次宴会。宴会的一切都按照计划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这一点令沈勃倍感欣慰。中午，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的沈勃正在单位食堂吃午饭，突然接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亲自打来的电话，让沈勃立刻到他的办公室一趟。此时，距离国宴开始的时间只剩下不到7小时。

接到紧急电话的沈勃不敢怠慢，立即起身赶往市委。抵达刘仁同志的办公室后，发现屋内还有几名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见沈勃进门，刘仁同志也没有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表示，公安局的同志对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安全提出了质疑。

市公安局对宴会厅的安全提出质疑，这对即将开始的国宴而言非同小可。一旦公安局同志对于安全的质疑无法消除，这场精心准备的国宴很可能会就此取消，或者上报周总理，申请临时转换到其他场地举行。原因很简单，参会宾客的安全，必须得到百分之一百的保障。

当时，中外宾客已经悉数到场，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即将开场，如同箭在弦上，此时取消宴会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临时更换场地行不行呢？也不行！根据存放在外交部的一份档案资料记载：

“时间：1959年9月30日（星期三）下午7时至9时，地点：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请柬名义：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邀请范围和人数：参加招待会人数为4647人，其中：外宾约1981人，我方参加人员2666人。”

可见，想要临时更换场地，就必须要同时满足许多条件。参加此次国宴的总人数达到了4647人，其中外宾的人数约为1981人，这个“约”字，意味着外宾参会的人数可能会临时有变动，必须要按照超过“1981人”的数字来做准备，否则容易出现准备不足的情况。

在此次国宴以前，新中国的历次国宴举办地都在北京饭店。以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开国第一宴为例，宴会出席600余人，共60余桌，与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这次国宴来比，人数要相差数千人之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面积为7000平方米，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足以替代宴会厅的地方并不容易，这还不算已经为此国宴做的诸多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会堂刚刚投入使用，第一次举办国宴就遭遇“滑铁卢”，这样的影响实在太大，必须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国宴总管”郑连福

笔者在前文提到，人民大会堂举办这次国宴，有两位同志的责任很重，沈勃是其中一人，另一人是被称为“国宴总管”的郑连福。如果国宴举办的场地更换，意味着郑连福前期的所有工作全部失去意义，对他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结果。

郑连福出生于1918年，家住天津的三义庄。父亲是北京六国饭店的服务员，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家人的吃穿用度，再无余钱供读郑连福读书。所以，郑连福小时候只读了3年私塾，就不得已离家打工谋生。

郑连福7岁就开始打工，因为当时年纪小，只能做一些小工，或者捡一些煤球补贴家里。13岁那年，郑连福来到北京谋生，父亲托人给他找了一个在“北京球房”打杂的工作。在“北京球房”的日子并不好过，经常受外国人刁难，但郑连福一干就是3年多。17岁时经人介绍来到北京饭店打工，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不断得到提升。

1946年，28岁的郑连福被华人经理看中，破格让他穿上了紫坎肩。郑连福获得此次提升，凭借的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刻苦勤劳，以及在“北京球房”打杂期间养成的待人处事面面俱到的素养。最重要的一点，郑连福本人的性格和做人标准，与北京饭店的企业文化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北京饭店作为驰名中外的著名饭店，管理极其严格。郑连福对自己的要求也一向很高，来北京谋生后，身处都市之中的郑连福，却从来没有对自己停止过严格要求。你很难相信，进京务工多年的郑连福，一直都不会吸烟，也不会喝酒，更不会如其他年轻人一样去跳舞。唯一让他一直保持的习惯，是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勤勤恳恳、面面俱到。也正因如此，郑连福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和认可，逐渐成长为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国宴总管”。

郑连福的一生，与宴会密不可分。他负责设计、安排的高级宴会和国宴，总场次已经有上千场。论及郑连福最自豪的一次，就莫过于1959年十周年庆的这场盛大国宴。

一场盛大的国宴，对于宴会的负责人而言，无异于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战役”。郑连福接到任务时，距离宴会开场的时间仅剩下三十余小时。他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查看场地的时间，也仅仅是在宴会开始前的三天而已。在这样短的准备时间里，郑连福需要安排的事情很多，包括餐饮使用什么样的器皿，餐桌采用何种款式，现场如何布局，确定服务人员的服务位置和区域，以及上菜时行走的路线等等，全都需要郑连福事无巨细的的参与设计。每一道菜品，甚至是一件饰物，他都需要亲自过目，不能出现半点纰漏。

在这场盛大的国宴当中，国内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对于餐饮的口味喜好各有不同。为了照顾到每一位参会宾客的感受，周总理亲自下达指示，此次国宴的菜式“以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淮扬菜为主”。

彼时，人民大会堂刚刚投入使用没多久，顶级的厨师不多，很多的菜品都是定完菜单以后，在北京饭店制成半成品运到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备用，再由人民大会堂的厨师进行加工处理，完成菜品制作。问题在于，即便是北京饭店也没有那么多大师级的淮阳菜大厨。为了能确保完成周总理的指示，特别请来了当时在北京城颇具盛名的淮阳饭店“玉华台”的九位淮扬菜大师掌勺。

在周恩来的启示下，郑连福深受启发，为了此次宴会更加全面周到，他创造了一种“中餐西吃法”，这种全新的用餐方式，在宴会上深受外国宾客的赞赏。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面积7000多平方米，当时预计接待的宾客数量是4647人。按照这两个数字算下来，整个宴会厅里至少需要摆放460多张桌子，每张桌子的占地面积加上空余区域需要控制在15平方米之内。即便如此，还没将宴会厅里的主席台、主宾席、乐队和过道的区域计算在内。

据郑连福自己回忆，他当时接到的任务是在宴会厅内摆放500张桌子，因为外宾参会的人数是约数，真正来多少人无法确定，要做出充足接待外宾的准备。郑连福亲自站在宴会厅以后，才真正的感受到此次任务的重大。如何能够在有限空间里，将500张桌子有条不紊地摆放，还要彰显出国宴的格局，成为第一件令郑连福犯难的事情，也是他负责此次国宴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郑连福在北京饭店工作多年，早已经养成了注重穿着和礼仪的习惯，但在研究如何摆放下餐桌这个问题时，郑连福却似乎忘掉了自己一向注重穿着的习惯。他为了圆满完成将500张桌子摆在宴会厅的任务，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眉头紧锁着量来量去。当时的郑连福，因为害怕穿鞋划伤新铺设的地板，光着双脚站在宴会厅。为了方便测量，他挽起裤腿，脱掉了整洁的外套，全身心投入到如何解决摆放问题的思考中。那段时间，宴会厅里响起的最多的声音，可能就是他的叹息声吧。

为了能够尝试自己想到的每一个方案，郑连福还绘制了宴会厅的平面图，又按照比例制作了代表桌子的“棋子”。遗憾的是，在空间有限的宴会厅内，优雅地摆放下500张桌子，他始终没想到合适的方案。

其实，限制了郑连福摆放桌子的条件，远远不止“面积有限”这一点，另外两个方面也让给他的设计提升了难度。其一，宴会的主桌位置必须固定，不能偏移，因为位置一旦挪动，主桌就失去了主要位置；其二，宴会厅内的安全通道和服务通道必须空出来，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不能占用，这些标准都有相关部门时刻核查。也就是说，留给郑连福摆放500张桌子的实际使用面积要远小于7000平方米，这项任务的难度极大。

幸运的是，郑连福陷入困局之时，传来一个好消息，“宴会厅摆放桌子的数量由500张变为472张”。已经对宴会厅了如指掌的郑连福，听闻此消息后如释重负，少摆放28张桌子的方案，他很快就设计了出来。

根据保存在外交部的宴会桌位分布图来看，最终的方案中，共布置了472张桌子，共分为十个区域。其中11张桌子设为主宾席，另设19、21、23、78、81、107、394、396号桌子为空桌，属于预留的部分。

安排好472张桌子的郑连福，没有时间休息，立即投入到下一项工作当中。如何不失礼仪地摆放好桌子，只是国宴重要工作中的一项，还有很多重要工作等着郑连福去安排。食品安全问题、卫生问题，以及上菜的线路问题，服务人员的站位问题等等，都需要郑连福逐一解决。

1959年的这次国宴，堪称盛况空前。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此次国宴，北京各大饭店的优秀厨师和服务员汇聚在人民大会堂。但热闹归热闹，198名厨师，1000多名服务员，近5000位宾客，472张餐桌。这些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员，从未在一起工作过。由于宴会时间紧张，也没时间给他们做一次统一的培训。如何将如此庞大的厨师和服务员队伍进行统一管理？如何协调后厨备餐上菜？如何让1000多名服务员在餐厅内行走顺畅不发生拥堵？诸多问题，都等待郑连福来安排。

郑连福甚至想到过拿扩音器来指挥，但立即就否定了，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可以协调服务员和后厨，但会场用餐的人会受到很大影响。如何不干扰现场，还能让后厨与服务员全都能接收到整齐划一的指令，让郑连福再次陷入苦想。

走路时都在想如何解决难题的郑连福，竟然受到了马路上红绿灯的启发。想到此处，立即命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厨房和东西两侧的出入口安装了三色指示灯，让会场内所有的服务员和厨师都能看到。

郑连福又将472张桌子分为十个服务区，在每个服务区配上同样多的服务人员。这样一来，就可以统一指挥，十个服务区同进同退。郑连福的计划是，等到宴会正式开始，他就站在视野开阔的主席台东侧，通过指示灯来控制宴会厅内的调度。黄灯亮起，服务员和厨师准备就绪；绿灯亮起，各个服务区的服务员开始有秩序地上菜、走菜；红灯亮起，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郑连福设计的这个三色灯调度法，切实可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忙完这一切，郑连福又开始着手菜品和酒水的准备工作。国宴招待外宾的三大标准是茅台酒、中华烟、龙井茶，寓意着中国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外宾，体现对外宾的重视。同时还备了一些北京啤酒、俄口烧、白兰地、柠檬水、矿泉水、苏打水等等，来满足不同宾客的不同需求。

可以这样说，郑连福在负责这场近5000人的国宴期间，细致周到的安排了非常多的工作，为此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试问，如此繁杂的准备工作，国宴临时更换场地如何能做到？所以，临时更换场地的结果，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沈勃的决定

国宴的准备工作难度大，国宴的场地无可替代。但如果真的存在安全问题，也绝对不能勉强。沈勃对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在国宴准备之前，他就已经反复对人民大会堂存在的安全问题做过检查，甚至在建设期间，沈勃对人民大会堂的质量问题都非常重视。当公安局的同志对宴会厅的安全提出质疑后，沈勃也提出了问题：“什么地方不安全？怎么不安全？”

刘仁同志答道：“公安局同志讲，宴会厅防火不安全。”对于公安局同志提出的这个“安全问题”，沈勃其实是有了解的。沈勃当即解释道：

“因为时间紧迫，宴会厅和大礼堂的吊顶采用了木吊顶，这当然对防火不利。但是对于吊顶上面的电线都穿了铁管，并在铁管周围采取了消防措施。这些又都是和公安局消防处共同研究办理的。”

沈勃解释后，依然无法打消公安局同志的疑虑，毕竟国宴上的防火安全问题不是小事，草率不得。最终，沈勃当众表态：

“宴会厅今晚进行国宴，从建筑来说是经过试验的，是安全的。”随后又表示，“我敢负责任。”

沈勃对人民大会堂的了解很深，再加上他表现出来的坚定态度，这才让公安局的同志打消了疑虑。最终决定，国宴继续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进行。

沈勃离开市委以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过往经验而放松警惕。立即找到人民大会堂机电科的电工和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亲自带他们爬上了顶棚，对宴会厅的顶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排查。

宴会厅的天花板上，木龙骨架的数量很多，虽然做了安全措施，又进行了一次突击排查，但安全问题依然不容小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沈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找来了50名办事稳妥的老工人，让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件棉袄，暗中爬上天花板。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沈勃对这次行动进行了严格的保密，不仅现场的宾客全不知情，即便是郑连福对此事也不知情。

沈勃安排这数十人手拿棉袄暗藏于天花板上，到底要干什么？其实，这是他想到的一个确保万无一失，消除消防隐患的特殊办法。他命令这五十人在国宴进行期间，藏于宴会厅的天花板上，一旦发现哪条线路出现火花，就拿着棉袄把它捂灭。

根据沈勃的回忆，国宴进行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他一直坐在宴会厅上层走廊的西北角观察天花板有无异常情况。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宴会上总理的致词和赫鲁晓夫的讲话内容，他一个字都没听到，那是他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漫长的两个多小时。

最终，这次国宴进行得非常顺利，参会的宾客全部沉浸在热情洋溢的氛围当中。直到宴会圆满结束，沈勃和郑连福，以及藏在天花板上的50个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1992年，人民大会堂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维修改造，所有的木龙骨在这次改造当中，全都被替换为轻钢龙骨吊顶，彻底消除了木龙骨带来的消防隐患。

人民大会堂从建设之初，就创造了奇迹，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凝聚力。一场国宴的成功举办，背后是无数人的艰辛付出。藏于天花板上的救火队，承担的是国家荣誉；手中所拿的棉袄，成为了国宴背后的“护盾”。人民的殿堂，由人民来守护，跟着共产党坚定前行，必然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愿祖国繁荣富强，人民昂首阔步，这样的伟大祖国，任何强敌都无法战胜！

参考资料：《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国宴总管郑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