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入秋后的一天,北京一处老胡同口来了一辆小轿车,还是十分高级的那种。车上的人没有着急下车,因为他们在等一位名叫“耿碧琰”的老妇人回来。等老妇人从菜市场买完 菜 回来,车上相继下来了3个人,周整的衣衫透露着一股浓厚的干部气息。
“你就是耿碧琰,也就是当年的赵碧琰吗?”其中一人的询问,让老妇人 神情 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她已经 死去 丈夫名叫赵欣伯,曾是“伪满洲国立法院长”,一位为了荣华富贵叛国求荣的大汉奸。突然被当官的人来找,老妇人的第一反应只能是:难道政府这是要追责汉奸家属们的罪行了吗?所以,她会害怕是自然的。
为了不被发现,赵碧琰从丈夫死去后便改回了娘家姓为耿, 唤 名耿碧琰,然后带着儿子赵宗阳搬回了这座老四合院内低调生活,至今已过10年有余。这些年里,赵碧琰从不提及过过往,在街坊邻居的眼中,她也不过是一个满手老茧、勤俭持家的老妇人罢了。谁也不会想到,她其实是伪满洲国立法院长的妻子,曾经过着无比阔绰的生活,并且还在日本有着数十亿的遗产可以继承。
而今日这台车辆的到来,便是为了替中国公民赵碧琰夺回属于她的财产的。就这样,一桩长达20年的跨国奇案被拉开序幕。
赵欣伯出生于1890年,河北宛平人。自幼聪明的他,从小就是长辈眼中那个“长大后必有作为”的好孩子。1915年,25岁的赵欣伯留学日本,先后在明治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学,于1925年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
至此,他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日本法学博士的留学生。这样的成就,在那个大多数人都只是为了吃饱穿暖为操心的年代里,显得是那么 得 了不起。然而赵欣伯似乎从未想过要用自己的高学历、高智商为祖国做些什么。他的眼中只有名与利,并且为了这样的人生追求,就算是从受人尊敬的学者,变成万人唾骂,臭名留千古的汉奸也在所不惜。
因为学习成绩斐然,赵欣伯在校期间就已经颇有名气,因此结识了不少日本军官。故而在他学成归国后,得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的极力推荐,于是直接当上了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的法律顾问,很受张作霖的器重。
有着 赵欣伯在日本的那层关系,张作霖通过他与日本方面的沟通、合作变得更加便利起来,军事实力因此大涨,很快就稳居奉系军阀中实力最强之位。而反方面,日本也通过这层关系逐渐将魔爪伸向我国东北,为往后的侵华战争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赵欣伯就已经在为日本效力,并且处处维护日本人的利益,是当时奉天省出了名的“亲日派”代表。
原本赵欣伯在1927年7月,跟着出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当上了“安国军”政府外交部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打算以此扩大自己的财路,但没多久日本为了实现扩张计划,便威胁恐吓张作霖,让其在 同意 日本徐建铁路的计划。
虽然张作霖当时也留了个心眼,为了以后可以反悔,他没有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仅仅只是写了个“阅”字。但造化弄人的是,随着奉军的全线崩溃,张作霖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尴尬境地。最终因1928年6月4日清晨,被日本关东军提前在铁路上埋下的炸药炸成重伤后,于上午9点半不治身亡。
于是,在北京没有靠山的赵欣伯只得跟着奉军回到奉天省。虽然此后没有了张作霖撑腰,但凭借他此前在奉天的地位,依旧担任着重要官职。并且快速成为由日本人创办,计划用来控制整个辽宁省(1929年奉天省改名为辽宁省)的“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的重要领导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赵欣伯更加坚定了“只有跟着日本人才有出路”这样的 想 法。于是他为稳固自己在日本人那里的地位,同时也向日本人表示自己的忠心,他提出了扶持“傀儡政权”的想法,也就是后来的“伪满洲国”。
“伪满洲”这个象征着耻辱的“国号”是他第一个提出的,将长春改为“新京”作为“新国”的首都也是他提出的。故而历史上更多人都将他称为“伪满洲的产婆”。
溥仪成功“上位”之后,赵欣伯在日本眼中成了绝对的“红人”,因此被提携为“伪满洲国立法院长”。同时他还因为“建国有功”获得日本方面的特别奖励,共计40万元的“建国功劳金”。溥仪能够如愿重新当上“皇帝”,归根结底赵欣伯是最大的功臣,所以上位之后的他是相对信任赵欣伯的。不过,终究还是溥仪太过于天真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打的 远比他所能想象到的要精。
随着地位越来越高,两边都“受宠”的赵欣伯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他不仅通过“效忠”日本关东军赚钱,还将贪婪的魔爪伸向了国内外药物运输等交易中,从中获得更多利益。本来抗战年代里,百姓生活困苦少有钱 财 可以买药,军队条件艰苦很多负伤战士都因为没有药品治疗而死去,又经过赵欣伯这样一搞,无论是对于百姓还是国家未来的都是一种不可逆的危害。
可是,赵欣伯从始至终都只看中了自己的利益,随着到手的钱财越来越多,内心便就更加忘记了自己原本是一名中国人这件事,甚至越来越不把日本军官放在眼里。出任“伪满洲国立法院长”后的赵欣伯,一度将“立法院”视为了自己的天下,不断通过安插亲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久而久之,赵欣伯似乎就已经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日本人”,对外宣称自己是“日本通”,不仅精通日语,了解日本风土人情,并且表示在“立法院”中没有日本人一样可以把事情办好。尽管赵欣伯从就职于张作霖手下开始,就处处为日本人效力,但他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这在当时日本人的眼中是“低等”的存在,注定了他不会被日本人视为“同类”。
所谓树大招风,赵欣伯栽就栽在了这一方面。从1933年开始,以溥仪为首的汉奸群体逐渐完善,于是此前就因傲慢无礼引发日本人不满,这时候又恰好贪污行径败露的赵欣伯,成了首个被卸磨杀驴的对象。当然,也可以说日本关东军是想以他杀鸡儆猴,让溥仪身边的大小汉奸们往后安分些。
就这样,为日本卖了这么久命的赵欣伯被迫辞职。虽然说来日本人 有 对他从轻发落,将被迫辞职后的他以“宪法制度调查使”的身份派到日本出差,但在接受调查期间还是没收掉了他此前借着日本势力走私鸦片谋取的暴利。
携妻儿去到日本后的赵欣伯虽然没有了日本方面的照顾,可他并未自怨自艾,反而凭借这些年谋取到手的暴利,在日本房地产领域有了不俗的成就。
前面也有提及,赵欣伯自幼聪明,只可惜聪明才智没有用到正道之上。他去到了东京之后,很快就发现了地产的投资价值,于是利用他在国内为日本人卖命赚到的钱财,在东京一带购置了大量的地产。
而那时候的赵欣伯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越发高涨,于是便开始担心如果日本战败,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自己会有为曾经的卖国求荣付出代价的那一天。所以为了守护住这些钱财和投资,他将自己在日本所有房地产投资的署名受益人全部写的是自己妻子赵碧琰的名字。
赵欣伯一家人在日本待了大约5年时间,直到1938年他觉得自己在日本的投资并未达到预期,便又带上妻儿回到了北京,再次投靠日伪政权,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成了王克敏的手下。
回国后的他始终挂念着自己在日本的财富,可随着日本不仅扩大了中国战场,还以“偷袭美国珍珠港”开辟了太平洋战场将战线越来越长后,这仗越打日本可谓越没了当初的底气。所以赵欣伯迟迟没有等到重返日本管理财产的机会。
直到1943年,他才好不容易带着妻子去到了趟日本,并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委托给日本的律师朋友铃木弥之助管理,打算等中日战争结束后再由他接手。很显然,这时候的他依旧认为日本胜利的可能性更大。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了“无条件”头条,中日之间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以中国人民胜利落下了帷幕。
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新账老账也就该一起好好算算了,而这首要的便是严惩那些曾经为了自己的利益卖国求荣的“汉奸”们,赵欣伯自然难逃严惩。
抗战结束没多久,赵欣伯就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关押至北平第一监狱。至此他便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去到日本,享受他多年来费尽心机“赚取”的巨额财富。
其实赵欣伯是可以有“戴罪立功”机会的,那就是作为“证人”如实陈述他所知道的,日军在侵华期间所犯下了所有罪行。然后这些证据将被用于国际法庭上,指控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日本战犯。
原本他在狱中已经答应了,愿意如实交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可正当我国选派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官开始收集证据时,他却突然反悔,不仅将之前已经写好的材料丢进火炉中毁于一旦,还直言自己再也不会写任何东西,任凭再多人劝诫、开导全都无济于事。
原来就在这之前,他不知又从哪里听说“日本皇军”还没有完全失败,东山再起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样的假消息。这话对于当时的赵欣伯而言,宛如沙漠中的一汪甘泉一般,于是他再也不愿意站在日本的对立面。
可见当时的他,只想到了万一日军真的卷土重来,自己会面临巨大灾难的后果,殊不知愚昧顽固的想法,直接在当下就把自己引向了那条不归路的尽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关押的期间他依旧不肯死心,还在1948年趁着解放军解放北平,国民党方面自顾不暇时,以几根金条买通了监狱看守,以保外就医的借口逃回了家中。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该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的那天或许会迟些来,但终究会到!
1951年7月20日,赵欣伯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传讯。到这时候他似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选错了道,所以在得知传讯通知那一刻,赵欣伯突然急火攻心,最终猝死于看守所。
赵碧琰得知消息去到看守所领回了赵欣伯的尸体,将其安葬之后为了不引得一身骂名,便改名为“耿碧琰”,带着家人搬到了北京一座老四合院内,过着与原本阔太太天差地别的生活。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她做过很多又苦又累的活儿,很快原本白嫩的纤纤玉手长满了老茧,生活的重担也一度压得她喘不过 气来 。
日子虽然艰苦,但她却也很满足于这样的现状。并且对于那些丈夫留在日本的财产,因为害怕自己会因此受到牵连的赵碧琰,慢慢地也就不再想着可以拿回来。
如此一来,可谓正中了赵欣伯委托的友人下怀。虽然抗日战争结束后,中日之间一直处于断交状态,但赵欣伯去世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日本。加上赵碧琰的隐姓埋名生活,铃木弥之助便对外宣称赵欣伯夫妇全部去世,同时还伪造了文件。文件上面白纸黑字地写上了:如果赵欣伯夫妇去世,在没有家人继承他的财产时,其名下所有财产归于友人铃木弥之助所有。
赵欣伯遗产一案,很快就在日本发酵,随之而来的便无数个冒充的“赵碧琰”,和冒充赵欣伯夫妇儿子的人前去争夺财产。所幸的是,该案件传到了驻日华侨总会那里,觉得这既然是属于中国人的财产,那么就应该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里。
于是,国务院侨务办主任廖承志开始介入调查,先是打听到了赵碧琰还在世的消息后,又到处打听她的下落,终于在1963年秋见到了改名为“耿碧琰”的赵碧琰。
不过这桩案件远比廖承志想象的要难得多。虽然耿碧琰按照他的建议先将名字改回了和地契上所写相同的名字赵碧琰,但那些地契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赵欣伯被逮捕受审在即时,为了减轻丈夫的罪行全部被她给烧掉了。
加上铃木弥之助伪造的文件上,赵欣伯的签名和他曾经的 字迹 可谓是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所以当我方聘请的律师出具的赵碧琰的照片,和北京市公证处所开的赵碧琰依旧在世的证据,面对铃木弥之助的否决时,毫无回击办法。
并且那时候中日关系依旧复杂,赵碧琰也无法到日本东京亲自出庭答辩,故而这桩跨国案件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76年铃木弥之助去世,案件才有了更多的胜利曙光。
那时候中日邦交已经走向正常化,赵碧琰也终于可以亲自去往日本,参加庭审答辩。在侨办工作人员和驻日华侨总会等多方面的帮助下,赵碧琰打赢了一场又一场官司,终于在1984年9月7日由东京家庭法院作出了最后裁决:赵欣伯留日的所有财产,全部重新回到其妻子赵碧琰的手中。
至此,这场长达20年的跨国案件落下了帷幕。而当初赵欣伯留日的巨额财富,通过膨胀已经涨到了30亿,令人叹为观止。
知足者仙境,不知足者凡境!赵碧琰虽然因为丈夫,曾经受尽了委屈,背负了骂名,但她明白自己也享受过丈夫罪行之下换来的奢侈生活,而如今这些钱同样与之相关。并且如果没有国家前前后后20年来的费尽心力,这些钱根本也不会回到自己的名下。于是在对比了丈夫曾经所做的桩桩件件损害国家,伤害同胞的事情后,她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情,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一天,她将一家人全部召集到一起,然后缓缓说道,她将把自己的80%财产捐给国家。大约30亿,80%也就是24亿。那时候,国家才进入改革开放没几年,这 比 钱财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笔巨款。如果赵碧琰将其留下分配给家人,那么他们余生都不用 再 为钱财而发愁,甚至往后几代人都不用愁生计。
但思虑过后,赵碧琰还是做出了决定,并且她这天只是在告知家人,并非征求意见。因为她想用这笔钱,为丈夫曾经的罪行买单,替他赎罪。
就这样,国家收到了来自时年84岁的赵碧琰,无偿捐出的24亿财产。在捐款确认那天,负责交接的工作人员还再三询问了赵碧琰,是否真的要捐出。面对疑问,赵碧琰的回答很坚定,并且还说了一句:这钱她要是不捐,自己怕是死不瞑目!
1989年6月,赵碧琰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享年89岁。在弥留之际时,儿孙们问过她是否有 遗愿 ,她没有作答,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因为早在解决了财产分布时,赵碧琰就说过她内心的那块巨石终于落下了。所以,往后的那几年时光她过得很是舒心。
更新时间:202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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