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江苏一女工发现汉代金印，引日本考古界轰动：迷案解开了

你知道东汉刘秀时期的日本正处于什么时代吗？为什么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研究者均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时，纷纷认为中日两国交流始于东汉时期。

当时，人们到底发现了什么？而日本历史专家，为什么说因此事件谜案解开了？这个谜案到底是什么？他们又得出了什么真相？

一：平凡女子捡到非凡印章。

1981年2月下旬，一位叫做陶秀华的江苏邢江县工地女工在小渠边休息。偶然间看到一个发光的物件。

怀着好奇，陶秀华起身走去，只见她扒开草丛一看，原来是一个黄色物体，看着像是印章。陶秀华借着旁边溪水给印章洗了洗。这才看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原来这是一个宽度不超过一尺的、镶嵌着乌龟（立龟）的印章，而且看材质金灿灿的，极有可能是黄金。

于是陶秀华将这小物件揣在了怀里，干完活后就把小印章带回了家。当天晚上，陶秀华和丈夫两人借着煤油灯对其研究了一遍又一遍，虽然看不出什么名堂，但眼看它通体金灿灿的，他们只觉得这个东西不简单。而且别看它小，只要放在手里稍微掂量掂量，就能发现它还是有一点重量的。

陶秀华的丈夫早年间在当地考古队当过民工，看到这东西的第一反应就是，它可能是文物，于是他建议陶秀华赶紧将这东西上交给相关部门。

可是谁曾想，“母亲捡到乌龟印章，有可能是金子做的”的消息早已被陶秀华的孩子传遍了整个村子。其他好看热闹的村民们听到后，便争先恐后地跑过来，围在陶秀华家，堵住了他们夫妻俩的出路。

最后还是村长报了警，警察闻讯赶来，这才将陶秀华夫妇“解救”出来。

民警赶紧将印章送去了南京博物馆，请历史考古研究者来定论。专家们发现该印章重达100多克，材质主要为高纯度黄金，印章上刻了4个大字：广陵王玺。

陶秀华怎么好好的就能捡到历史文物呢？原来江苏甘泉镇附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被考古专家盯上。人们发现此处的20个土丘，被鉴定为古代汉朝贵族墓葬群的封土层。

经过申请，专家组便在1976年时邀请了南京博物馆的历史专家们对该地的汉墓进行挖掘，此项工程被列为甘泉1号。

由于墓葬群规模过大，后来甘泉2号的挖掘项目也被提上日程。1980年，南京博物馆陆续从两项工程中挖出众多价值连城的古代历史遗物，其中包括鎏金博山炉、龙形王冠和众多金银饰品等。

可惜的是，墓中文物虽多，但墓志铭早已被毁坏，导致这一墓葬群的墓主人们的身份没办法被定论。直到陶秀华女士主动上交了这枚乌龟印章，考古学家这才确定了甘泉1号和甘泉2号中部分墓主人的身份，而这枚黄金制成的广陵王玺的主人，正是来自东汉时期的刘荆。

刘荆的父亲是东汉王朝的奠基者刘秀，他的哥哥是东汉第2位帝王叫做刘庄。刘荆于公元三十九年，被封为山阳公。两年后又晋升成为山阳王。父亲刘秀去世后，刘荆派人冒充东海王刘彊的舅舅，写信怂恿周边诸侯王起兵叛乱，目的是将自己同母哥哥刘庄取而代之。

谋反行动很快败露，刘庄念及兄弟之情并无为难刘荆的意思，只是在言语上斥责他，让刘荆以后不可自由出入河南宫。

事后不久刘荆又收到消息，称西北各少数民族意图谋反。刘荆决定联合西羌叛乱，开始第2次谋反。公元58年8月，刘荆的行动再次败露，朝中大臣举言纳谏，希望刘庄以谋反罪将刘荆赐死。

但汉明帝刘庄只是改刘荆的爵位，废山阳王而立广陵王，封地也改为如今江苏扬州附近。但刘荆不念恩情，依然希望找机会谋反，公元67年刘荆请到一众巫师，他希望通过巫术祭祀的方式诅咒刘庄的帝位不稳。

但他未曾想到，巫师直接将刘荆的话如数转达给了当地官府。事情败露后刘荆畏罪自杀，但刘庄念及兄弟之情立刘荆长子刘元寿为侯位继承人，上任广陵侯，可享受诸侯王的待遇，于是广陵王玺便被传了下来。

回顾捡拾到广陵王玺、并且主动上交的当事人陶秀华。她在事后不仅被相关组织颁发了锦旗，表彰了她一家人拾金不昧、主动将文物上交给考古队的精神，还额外给其发放了奖励津贴。

二：日本也曾挖到金印：汉委奴国王。

对于中国人找到刘荆的广陵王玺的消息，更为激动的并非本国人，而是日本人。甚至在日本，其程度可以用震惊二字形容，因为日本人在江户时代时就发现了另一枚金印，但被炒作成了私人大骗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784年，日本天明4年，有两位佃农，名字分别叫做秀治和喜平。他们在田间劳作的时候挖到了水沟里的一块金印，金印完好无损，四四方方，印面呈正方形边长为2.3厘米，高度为0.9厘米。

方形印章的上面镶刻的动物并非立龟而是蛇形钮，整体高度超2.2厘米，而在金印的全身人们只找到了5个字（篆体）：汉委奴国王。

自出土后，汉委奴国王金印便被一路转手。它先是从那两位佃农的手中交到了当地日本官府的手中，后又被日本某一家族收藏。直到1979年时，该家族的后人才将其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但该金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时便饱受争议，部分学者专家曾对印章的真伪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说这是资本家花钱开的玩笑。理由一：金印上刻字为委，而非倭。毕竟《后汉书》中，东汉时期的国人对于日本的形容为倭国，所以这一字之差必引人怀疑。

理由二：金章上本应该带有“印”或“章”字，但汉委奴国王金印上仅有5字，没有带上“印”或“章”字。

就这样，争议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专家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的说法，这才慢慢趋向统一。

他们解释：可以理解委通倭的意思，同样可以理解为委任的意思。也就是说，东汉时期的中国封建国王对日本部落国王的一种委任。

那么，汉委奴国王金印上的动物图腾，为什么是蛇而不是乌龟呢？1956年，云南省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大小、高度、材质几乎相同的另一枚金印，叫做滇王之印。

该金印上端也为蛇钮，后经两国专家借用文献资料、多处考古的汉族古墓文物进行研究。最终得出结论称：汉朝时期，中央集权者对于地方诸侯的封赏可能会采取特色制。

例如远在云南的滇王之印，上镶蛇钮。西北诸侯的金印上镶嵌骆驼钮，部分北部地区的诸侯金印上镶嵌山羊钮，类似等等。

经深入考察，汉委奴国王印的锻造时间为公元57年，而陶秀华所发现的广陵王玺，锻造时间为公元58年。据综合考量，两国专家认定这两枚金印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这不仅验证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正品地位，同时也揭开了东汉时期的中国，与同一时代的日本之间的联系。

三：该金印产出时的日本，为部落时代末端。

东汉初年，刘秀陆续统一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但同一时期下的日本列岛上，仍处于公社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石器时代末端，他们正朝着国家制度迈进。

那时的日本列岛上拥有众多部落，为保持生存和后期的发展，这些部落结成同盟，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王国。而为了树立更加强盛的帝国权威，日本列岛上的部落王国便开始拉帮结派，想要谋求海外权势的依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相对而言较大的部落国王便派遣使者一路西渡，来到了大汉王朝觐见汉朝皇帝。光武皇帝了解到了日本使者的请求后，接纳了对方表达的恭敬之情。

双方的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在这时便奠定下来，为维持双方的友好往来，汉武皇帝便授给了日本部落王国金印，并赐名以倭。日本的部落国王接纳了汉武皇帝的所有恩赐，并将倭来命名国家，意图表示顺从。

之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对于日本的介绍就更多了。其中《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日本，说东方有海，海上有岛，岛上有倭人，他们的国家延续了百年历史，每到固定时间都会乘船来朝献贡。

《后汉书》中提到，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国来朝贺贡，期间自称为大夫，光武皇帝还赐给了这些代表们其他的金印和紫色的带子。

《三国志》中记载：倭人地处我国的东南大海之中，他们不敢盗窃，也不敢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日常行为受国内的法律制度管理。

否则轻者会失去妻子，重则会被抄家灭户。所以这些倭人见到国家派去的巡逻者，往往会激动地朝其跪下。双手放在地面，额头贴近地表，为了表达恭敬。

但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友好往来的典型案例，还有很多。三国的曹魏时期，古倭国曾在9年的时间里来中原王朝进贡了5次。双方都互赠给了对方珍贵的礼物，这也是古代历史中第1次双方互派使者的桥段，也为现代生活中中日两国友好交往创造了更多的经验。

四：金印为两国友好交流，创造友好背景。

两国经广陵王玺和汉委奴国王金印事件，加强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交流。1989年，日本福冈市意图举办亚太博览会。活动主办方便主动与中方取得联系，希望借此机会同时将两印展出。

而南京博物馆在了解对方想法后表示同意。博览会反响很广，日本的名古屋博物馆也希望与南京博物馆取得联系，借广陵王玺进行展览。双方取得了友好交流后，南京博物馆也同意了对方的请求。在福冈博览会展览计划结束后，广陵王玺又被送去了名古屋进行展览。

该消息一经散布，便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历史考古者的目光。期间，有一位德国历史研究者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上疑似在右下角部分有一个古代篆体的火字。

这个消息也惊动了中日两国考古文化研究学者，后经过证实，这位德国历史研究者的发现值得研究。为什么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上面会有一个火字呢？

两国学者想要在由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上去寻找到答案。这是一本通过对我国文字写法研究的书籍，但可惜学者们并没有得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无奈之下，两国学者只能着手研究这个火字是否有其他细节。仔细一看，该火字位于金印的右下角，临近汉委奴国王中“汉”字的右下角，而且印章上的“汉”字右半部分还是被隔断的，那么两者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经过文化、政治发展、朝代研究等方面的探寻，最终中国历史专家得出新见解：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的万物，皆由5行所组成。

这一点比较容易体现在服装上，例如秦始皇时期国人认为秦朝的建立得亏于土德。而大多数肥壤的土地都是黑色，为维护土德秦始皇更加青睐于穿黑色龙袍。

随时间的推移，汉朝刚建立时国人又改变了说法，认为汉朝中央集权的稳固得亏于水德，紧接着观念又转换为土德。再到东汉时期时，该观念又转化为火德，所以东汉人民便认为中央集权的建立是得亏于他们是火德之国。

这一个小插曲无疑也在侧面进一步验证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同时又进一步证明了东汉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发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