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万直鲁移民涌进海河两岸，近代天津由此成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后，《直报》这样记述来津的难民潮："四外贫民妇孺匍匐来津者日以千计……每日沿路乞讨，倒毙者不计其数。"（据《直报》102号）推着独轮车、挑着铺盖卷的华北农民，在随后三十年间把天津从三十五万人口的小城推进百万人口大都会的行列。据曹树基《中国移民史》估算，1930年代天津市区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其中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一百三十万，九成来自直隶与山东两省。

壹庚子战火后的城市避风港

移民从来不是天津的例外，而是这座城市的常态。明永乐二年（1404年）设天津卫，戍卒军户即由各地卫所调拨而来，旧县志称天津"五方杂处"（据《天津县新志》所载旧志）。此后数百年间，漕运水手、盐商灶户、南北行商络绎填塞城厢。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津门保甲图说》统计，天津城乡内外共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十九万八千七百一十六人。此后五十年人口缓慢爬升，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据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全城人口三十五万六千五百零三人。让人口曲线陡然抬升的，是庚子之变。

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直隶总督衙门由保定移驻天津，袁世凯在此推行北洋新政；英、法、德、日、俄、意、比、奥匈等国租界相继划定，海河工程局自1901年起对河道六次裁弯取直，京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先后贯通。这座城市从拱卫京畿的漕运卫所，变成北方工业、外贸与金融枢纽，也变成华北灾民眼中唯一能避乱觅食的去处。天津的难民吸纳并非始于庚子。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年）华北三年大旱，直隶与山东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此后每逢灾年，流民便沿运河北上。

王守恂在《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庚子之后直隶、山东难民"肩摩袂接而至，又且巷充溢矣"（据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海关报告留下了更精确的数字："查1922年仅有80万，1931年则增为1388747矣。"（据《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同一份报告解释人口激增的动因："比岁以还，萑苻遍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十年间，天津市区人口从八十万蹿升到一百三十八万九千，净增近六十万。

▲ 二十世紀初天津街頭避難流民與近代洋行建築並存圖景

贰九成移民来自直鲁两省

天津人口的大头从来不是本地人。1946年、1947年两次籍贯统计中，天津本籍人口分别只占40.79%和40.13%；外来人口中，河北籍占四成以上，山东籍约一成，河南、山西各约百分之二，江浙皖粤及南方各省合计不足百分之二（据《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天津的外来人口九成以上来自直隶本省腹地与山东半岛。

这与上海形成鲜明对照。上海开埠后吸引的是欧美侨民、江浙买办与两广茶丝商人，人口来源横跨半个中国乃至海外；天津的移民则几乎全部来自华北传统农耕社会，是在农村破产与灾荒挤压下向唯一区域中心的人口应急避难。山东移民中不少人本是奔闯关东而去，行至津门便因盘缠耗尽或谋得生计而滞留下来，天津遂成关内关外之间的一个半途聚点（据北方网《老天津卫》）。

据估算，1840至1936年迁入天津的非本籍人口占78.89%，其中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迁津人数最多，每年三万余人，占年净增人数的95.86%（据南开大学相关调查，见《近代乡村移民的城市融入：以天津和青岛为例：1928—1937》）。本地人反而成了少数派。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1947年天津净迁入四万三千余人，1948年更达十九万八千余人，迁入人口占当年人口增长的大头（据《二十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所引《天津市统计总报告》）。华北农民向天津的流动，几乎贯穿了整个近代。

▲ 推著獨輪車攜帶鋪蓋卷排隊湧入天津城關的北方農民

叁纱厂码头脱胎为产业劳工

这批移民进入城市后，第一站大多是工厂与码头。1930年代初，天津华新、裕元、恒源三大纱厂共有工人3898名，原籍天津者927人，仅占23.78%；河北籍2155人，占55.28%；山东籍409人，占10.49%；河南籍293人，占7.52%（据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调查）。对地毯业、针织业、织布业1815名工人及学徒的调查更极端：天津本籍仅62人，占3.42%，河北其他县占85.07%，其中以武清、枣强、冀县和南宫的工人最多（据《近代乡村移民的城市融入》）。

纱厂本身即是移民经济的产物。恒源纱厂由直隶模范纺纱厂与恒源帆布公司于1915至1916年间合并而成，裕元纱厂1918年开工，时称全国华商纱厂中资本额最大的企业（据天津市政协《津沽史话》）。三条石一带则聚集了36家铸铁厂和71家机器制造厂，形成著名的"铁厂街"（据《天津：商贸中心工业之源》）。

据1927年统计，天津棉纺织、面粉、化工、机械等行业工人总数已有七万余人，至1930年代初工人与佣工合计超过十万人。1931年2月7日《大公报》记纱厂女工的作息："天尚未明即呜呜怪叫，是为妇女之起床号"，"工钱最多不过三角，少则一角以下"，"日作十二个小时，夜深始得回家"（据1931年2月7日《大公报》）。进不了工厂的，则聚在码头、车站与货场，靠扛包、拉车、装卸挣一日之食，天津近代移民中帮伙团体极多，脚行、把头制度把持着各码头的活计（据北方网《老天津卫》）。这些细节之下，是百万移民一天天撑起的产业城市。

▲ 民國時期天津海河沿岸工廠煙囪與碼頭作業場景

肆谦德庄的窝棚与天津的平民底色

移民落脚处并非只有工厂。1917年直隶南部大水，文安、大城、静海等县灾民涌入天津，先栖身于地势较高的小刘庄一带。天津盐商"李善人"家族之孙李荩臣在荣园（今人民公园）西北、广东路两侧盖起土坯房两百余间，名"李家小房子"，租给灾民；天主教会崇德堂在同一地段填坑平坟、建房出租；无力承租者则自搭"滚地龙"窝棚栖身（据天津市河西区档案馆《河西老街道》及谦德庄地方资料）。这片芦苇丛生的荒地逐渐聚成村落，因临近崇德堂取"谦让崇德"之意，得名谦德庄。1939年河北再发大水，灾民又一次涌入津门，在元兴里后、小河沿一带搭起半地上半地下的简陋窝铺栖身，形成新的窝铺区（据天津市河西区档案馆《河西老街道》）。到1949年前后，谦德庄已是全市人口稠密、危陋平房集中的区域之一，居民多以苦力谋生。

百万移民也把口音留在了这座城市。天津方言的研究者注意到，天津话与皖北、淮南一带语音词汇相近，又有晋语影响，移民来源的驳杂，正写在这口音里（据北方网《老天津卫》引地方文史研究）。从庚子年推着独轮车过海河浮桥的逃荒者，到纱厂机床边的纺织工，再到谦德庄窝棚里的码头苦力，这百万直鲁移民没有留下显赫的碑铭，却在城市肌理里留下最深的印记。今天天津话里的冀鲁口音、居民户口本上的河北山东祖籍，以及"李家小房子"这类以赈济灾民为起点的地名，都是那次人口大迁徙的实物遗存。近代天津的平民底色，正是由这一百三十万在战乱与灾荒中走进海河两岸的农民一笔一笔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