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驾考823人被“关照”：回看历史，腐败之害从来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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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哥阅读·以史鉴今

文丨朱衡

山西吕梁，一则新闻撕开了一道令人触目惊心的口子——823名考生，经领导“打招呼”违规过关，一条驾考舞弊的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

很多人看完不禁感慨：腐败，原来不只存在于重大工程、巨额资金之中，它早已潜伏在各行各业、各个看似不起眼的岗位里。以史为鉴便能看清：权力一旦失去约束，无论岗位大小、行业冷热，都会滋生寻租的土壤。

一、古代科举：从主考到巡捕，人人皆可伸手

翻开史册，腐败从来不是高官大员的专属问题。古代官场中，上至朝堂重臣贪墨国库，下至州县小吏、城门巡检、驿站差役——只要手中握着一点权限，就有人借机谋私。

科举，乃国之根本，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大考”。制度设计层层设防，可舞弊依旧屡禁不绝。

唐穆宗长庆元年，时任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朝中权贵纷纷递条子、打招呼，名单上的人名多达数十。钱徽顶不住压力，录取了所有“关系户”，朝野哗然。白居易上书弹劾，最终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榜上多人被重新复试、淘汰黜落。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真宗朝宰相寇准的女婿考中进士，被人举报“关节请托”。朝廷彻查发现，主考官与寇准确有书信往来。最终寇准被降职，主考官罢官，涉案考生功名作废。

清代咸丰八年，更是爆发了震惊天下的“戊午科场案”。顺天乡试中，平龄、罗鸿绎等人通过贿赂考官高中。咸丰皇帝震怒，下令将主考官柏葰处斩。这是清朝唯一一起斩首正一品高官的科场舞弊案，涉案数十人，或斩或流，一时官场震颤。

从主考官到看门巡捕，上上下下一条利益链环环相扣。一场公平考试沦为私下交易。而科场腐败的恶果远不止埋没人才——那些靠贿赂得官之人，日后掌一方治理大权，又会盘剥百姓，祸害更深。

二、古代基层：“衙蠹”之害，不在位高而在权近

除了科举，古代驿站、漕运、城门税卡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岗位，腐败同样高发。

驿站本是朝廷传递公文、接待公务人员的中转站。不少驿丞却借着迎送之权，向过往商人索贿、强征夫役。宋代《折狱龟鉴》便记载，某地驿丞长期勒索路过客商，积攒家财万贯，最终被巡视御史查办。

漕运负责运送官粮，基层押运官吏层层克扣，虚报损耗。元代的《元典章》便有载，江南某漕运小吏，仅靠“吃漕”几年间便侵吞官粮数千石。

古人将这种基层权力寻租，称作“衙蠹”，藏在官府缝隙里的蛀虫。个头虽小，日积月累却足以蛀空整座大厦。明朝中后期，州县衙门的书吏、差役把持基层政务，上下其手、包揽词讼、索贿受贿，百姓苦不堪言。史载“天下苦衙蠹久矣”，小吏之害，甚于贪官。

三、以古观今：小岗位也能酿成大塌方

吕梁驾考事件，正是现代版的“衙蠹之祸”。

车管所、驾考中心，算不上万众瞩目的实权高位。然而考试放行的权力落在少数人手中，便演化成一条批发式作弊的黑产链。多名领导开口“打招呼”，823人绕过正规考核拿到通关资格——驾考，守护道路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样被人情和利益轻易撬开。

而值得深思的，是一条规律：腐败从不会自己挑选行业。 它既可能出现在手握重权的关键岗位，也可能潜藏在交通、教育、医疗、基层审批、市场监管之中。只要存在审批权、考核权、放行权，就有权力寻租的风险。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腐败只发生在大项目、大金额当中，普通岗位人微言轻，不会滋生严重问题。吕梁一案恰恰敲响警钟——小岗位，同样能酿成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种“打招呼办事”的潜规则，最容易侵蚀社会公平的根基。当考试可以托人关照、规则可以人情变通，守规矩的老实人便成了吃亏的一方。公平底线一旦失守，损害的是大众的安全感。

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历朝历代但凡吏治清明之时，必然坚持大小腐败一同严查。

唐代名相姚崇整顿吏治，从地方小吏到朝中大员，不问位阶高低，有贪必惩。明代海瑞主政地方，对基层差役的“常例钱”“打点费”痛下杀手，毫不手软。清初名臣于成龙，从知县做起，对基层小吏索贿苛责零容忍，一路做到两江总督，治下的地方衙蠹几乎绝迹。

反腐从无“岗位大小之分”，没有哪个行业是天然的净土，也没有哪个岗位可以成为腐败的避风港。无论身居高位还是扎根一线，权力都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吕梁一案也印证了当下反腐的方向：打虎之外，绝不放过蝇贪蚁腐。

深挖每一条“打招呼”的利益链条，清除每一处行业内部的潜规则，守住每一道关乎民生安全的闸门——社会公平的基石，才能坚不可摧。

火哥阅读，读千年兴衰，察当下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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