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玲：美国霸权衰落的教训与启示

霸权的“宿命”

2026年是美国立国25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正在全美展开，到7月4日“独立日”达到高潮。特朗普政府本想借机展示美国的“强大永恒”与“自由长青”，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美国正在霸权的惯性里滑入难以摆脱的衰退困局。

应当承认，美国的大国崛起和霸权兴衰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带给后发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很多启示。在这个时点上，本刊记者分别走访了五位学者，力求通过采访向广大读者提供一套从中国视角出发的完整叙事。对话围绕这样的核心提问展开：美国是如何实现大国崛起的，又是怎样走上霸权道路的，如今是否已经走向衰落，而所有这些又对中国产生着什么样的启发？本期“封面话题”奉上五位学者的观点实录。以下是第三篇：《美国霸权衰落的教训与启示》。

——编者手记

林玲（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美国的大国崛起与霸权扩张是相互套嵌的关系。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从一个地区大国逐步成长为全球强国，美国的霸权体系在崛起过程中，随着海外利益的扩张逐步成型。

2021年8月30日，最后一批美军士兵登上C-17运输机，离开喀布尔。仓皇撤离阿富汗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美国是如何走上霸权道路的

18世纪后期美国“立国之父”们的“初心”是确立一个独立、自治的共和政体，因而美国早期外交政策以摆脱欧洲殖民控制、保障新生共和国安全与稳定为核心目标，而非建立霸权国。这构成了建国初期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背景。

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力实现经济飞跃，步入“镀金年代”，至19世纪末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工业产值的1/3，为美国走上霸权扩张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驱动美国霸权意识萌发的，首先是资本的力量。庞大的过剩产能促使美国资本积极面向海外寻找出路。19世纪末，美国向在华西方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要求，参与瓜分中国市场。20世纪初，塔夫脱总统推行“金元外交”，鼓励和支持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促进了国家利益的拓展。与“金元外交”政策相配套的，是对海外战略资源的攫取，包括菲律宾的橡胶，古巴、智利等拉美国家的矿石和石油等，推动了以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等西班牙殖民地为目标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即1898年美西战争。

其次是军事力量的壮大。强大的工业实力有力支撑了美国的军事建设。20世纪初美国的钢铁舰队在老罗斯福总统命令下进行全球航行，威震四方，昭示美国海军突破近海防御战略走向远洋。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海权论”，对美军的远洋战略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依托强大海军，美国开始掌握全球地缘政治的局部支配权，老罗斯福顺势推出以武力威慑为核心的“大棒政策”，在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优先实践，并与“金元外交”交替执行。“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赋予“门罗主义”以新的内涵，标志着美国成为地区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则沦为债务国，纽约开始挑战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美国海军实力也上升到与英国平起平坐的位置。有着宏大“治世”理想的威尔逊总统发起国际联盟，但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盛行，共和党人重掌政权，放弃加入国联，带领美国退回到“美洲堡垒”中。直到二战结束，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北约、联合国体系等制度设计确立了国际主导地位，并在与苏联的竞争对抗中走上全球争霸之路，跃升为全球性霸权。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同石油挂钩，石油美元体系成就了“美元霸权2.0”，全球资本涌向美国。取得对苏冷战胜利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陷入“单极迷思”，试图通过输出制度模式和美式价值观永久称霸世界。经济全球化成为美国的霸权工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维系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2026年6月11日，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民众走过新揭幕的巨型广告牌前。美国联手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未达到预期目标，被普遍认为遭遇了战略挫败。

美国霸权又是如何步步走向衰落的

美国霸权的衰落并非突然而至，而是在一次又一次战略失误的堆叠中，在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

美国霸权真正开始衰落的标志性事件，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美国发起全球反恐战争并企图改造“大中东”，陷入战略上的过度扩张，不得不调整收缩，直至2021年自阿富汗耻辱撤军的“喀布尔时刻”；二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缺陷，造成美国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集中爆发，导致2009年右翼民粹“茶党”运动和2011年左翼民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著《大国的兴衰》一书指出，霸权的衰落总是始于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因为这意味着霸权对外做出的战略承诺及所承担的义务超出了其国力所能支撑的极限。我们看到，过去20年间，支撑美国霸权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均发生动摇。经济上，全球化固然给美国企业创造了巨大利润空间，但也在美国国内导致产业空心化，蓝领群体遭受重创，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和经济稳定“压舱石”的作用遭严重侵蚀。当前在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掌握着约70%的全国财富，其中1%人口掌握着约30%的全国财富，而约占总人口50%的社会底层只拥有全国财富的不到3%，贫富分化现象比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镀金年代”还严重。联邦政府债务问题日趋深重，联邦财政陷入赤字黑洞，国债规模现已突破39万亿美元，年利息支出超过军费。政治上，两党斗争不断升级，否决政治盛行，使得联邦政府很难通过立法解决社会问题，而更多依赖总统行政令推行新政策，这也意味着政策的反复不定，令移民、医改、社会福利等系列问题陷入僵局。同时，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战争”日益升级，族群矛盾与社会撕裂加剧。

美国立国之初，当欧洲还陷在等级制度、王朝政治和全球殖民主义的泥沼里，北美大陆的新兴政权却开启了一场基于启蒙思想的政治实验，展现出联邦共和制度的吸引力。历史上，每到重大危机时刻，美国几乎总能展现出强大的自我调整与修复能力，比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罗斯福新政”，60年代民权运动推动立法废除种族隔离，70年代水门事件后重建政治问责机制，等等。然而现在，面对霸权衰落的趋势，美国的政治制度反而成为变革的枷锁。一方面，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二任，不同时期的内外改革措施被不断推翻、稀释，一个总在“翻烙饼”的国家自然难以形成连贯、有效的战略。另一方面，党争升级酿成宪政危机，当前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已经开启，突出表现为两党极力争取重划国会选区的所谓“杰利蝾螈现象”，各种违背选举规则的操作不仅加剧政治极化恶性循环，也严重削弱了选举制度的公信力。

与此同时，以美国白人占比持续下降、少数族裔不断壮大、老龄化加剧、生育率低迷等为主要表现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政治极化、财政压力、劳动力萎缩和认同撕裂等形式，传导到国家治理层面，形成深层社会桎梏。移民开放本是美国获取新鲜血液、保持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如今却逐渐走向排外主义。而两党在选举中将经济民生与社会不平等问题转化为移民、种族问题等身份政治议题，以此转移矛盾、巩固各自选民阵营，激化了族群冲突。

特朗普政府自2025年5月起就开始操办美国立国2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极力向其注入白人基督教主流价值观，以此营造“团结叙事”，鼓吹美国已进入“黄金时代”，“伟大国家回来了”。其本质是排他性的“反觉醒”文化叙事，目的在于排除多元文化批判视角，比如将美国种族隔离的叙事视为“负面历史”，将种族批判的视角视作反美意识形态。这种“团结叙事”非但无法借弘扬爱国主义凝聚社会共识，治愈撕裂，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分化，对挽回美国霸权的衰落只会适得其反。

以上讲的是内因，而内因一向是与外因联动的。没有一个霸权甘愿走向衰落，必然走上以激进的对外政策调整为霸权续命的道路，美国概莫能外。当下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对外政策实际上重点在做四件事：一是“退群”及“甩包袱”，尽可能卸掉国际义务，特别是在保护盟伴和引领多边主义方面；二是针对委内瑞拉、古巴、伊朗等“反美先锋”加强战略攻势，主动出击，以彻底控制西半球和中东，作为重振霸权的踏板；三是深化美欧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同频共振，构建跨大西洋右翼价值观联盟，改造西方社会；四是反复发动贸易战，提高关税，倒逼制造业回流，向外转嫁美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危机。

特朗普2.0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旗号——即只讲现实利益，不再强调美国外交传统中所谓的“道德领导权”——实质上体现出一种“霸权的挣扎”，其效果适得其反：盟友不再相信美国向其提供保护的意愿和能力，美国的同盟体系呈现出深刻裂痕。对伊朗的“斩首”战争未能复制委内瑞拉特战行动的“速胜”，美以伊冲突造成的能源成本上涨等外溢效应，已严重拖累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被证明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失误。同时，过高的关税水平助长通胀压力，不仅削弱美国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也倒逼世界其他国家加强区域合作和双边、小多边贸易自由化，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如果说特朗普首任的一些做法，比如“退群”，还能被拜登政府暂时扭转，那么其第二任期政策给美国国际影响力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多是不可逆的，加剧了美国霸权的衰落。

霸权衰落的不可逆性和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全球战略在整体收缩中呈现出局部的进攻性扩张态势，表明特朗普正推动美国从一个“仁慈霸权”蜕变为“掠夺性霸权”，以军事或经济胁迫、制裁、技术封锁等方式，对包括盟伴、对手在内的国家进行资源掠夺，试图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而这本身，就是霸权衰落的一种表现。

概言之，美国的霸权走向衰落，并非突然之间发生，而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且根源在内因。自奥巴马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以或左或右或中间道路的政策逆转霸权衰落趋势，但最终困在制度的牢笼里无力回天。事实上，特朗普2.0政府的政策调整力度最大，却在实际中起着霸权衰落加速器的作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等同于国力的衰落——尽管两者有着内在关联，目前美国尚在科技、军事、经济等领域保持优势。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硅谷科技巨头为代表的科技右翼的崛起及其对联邦决策体系的深度介入，形成了一个新的“科技—工业复合体”，正在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同时，科技右翼主张政府“去监管”，推动不受约束的“技术加速主义”，受到来自左、右翼民粹力量的双重制约，科技右翼与民粹派的政治博弈将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

2026年6月17日，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图为西方七国和受邀参加此次峰会的对话伙伴国家领导人出席工作会议。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不断加剧着美国全球盟伴体系的涣散趋势。

对中国而言，我们从美国霸权兴衰中所能得到的教训与启示是：

第一，霸权“仁慈”也好，“邪恶”也罢，本质都是以实力操控别国的强权。纵观人类历史，霸权国家层出不穷，固然曾经睥睨天下或称霸一方，但总是盛极而衰。

第二，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其一手造成的，外部竞争博弈只是内部问题与矛盾的外化，并非主要原因。但霸权护持的需要必然推动美国锁定主要对手开展战略竞争，这是一场长期斗争。随着美国实力的消耗，其“霸权挣扎”的特征也会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绝不让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被外力强行阻断和打破。

第三，中国正在以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速度提升综合国力，所取得的成就令外界印象深刻，但比获得实力更重要也更难的是如何运用实力。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更是中国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做出的恒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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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6年

第13期

责编：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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