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是这些关键因素导致的

为什么"死亡高峰"这个话题，会突然被摆到公众视野的中央？背后究竟是哪些结构性因素在推动这场悄然到来的变化？

要理解这一现象，就必须回到人口结构演变的起点，看清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奇迹背后所埋下的人口伏笔。

1978年，中国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从此走入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期，其中更有长达二十五年保持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10%的高速阶段。

很多人都认为，亚洲时代甚至是中国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经济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新兴的经济中心。

但是近年来的就业压力、地产波动、金融风险频繁出现，中国GDP增速明显下降，说明几十年的中国崛起，是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即将面临历史上较为严峻的人口问题，很快中国透支的人口红利，就会变成一笔需要用三十年来偿还的账。

在衡量一个国家规模的时候，一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口多少。大国人口多，消费旺盛，靠自身就可以发展；而小国一般都要依靠邻国，所以发展上会受到限制。

但问题是，人口数字在直接衡量一个国家规模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误导。

在对比国家人口的时候，潜意识之中，人们都认为一个国家人口变化的同时，各种人口不同比例也相应增加或减少，比如每一万人里边有多少个律师、医生、学生、工人。

在人口较少的小国可以这样思考，但是在衡量大国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发展并不均衡，没法单纯用人数来衡量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学家找到了另外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可以对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作出预期，这个数字就是年龄。

表示人口年龄分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人口金字塔。在每一个年龄段方块所占面积越大，表示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之中占的比重越大。

使用年龄段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最直观的方法。虽然每个国家各个年龄段人口比例不一样，但是年龄段属性并不受到文化的影响。

第一个年龄段是 65 岁以上的退休人口。

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退休，不用工作，对生产贡献较少，还需要社会提供养老、医疗等保障，整体消费水平较低，消费偏好也更趋稳定。

第二个年龄段是 30 至 64 岁的贡献人口。从经济学角度上讲，贡献人口是所有人口之中生产价值最高的一部分，他们收入高、消费高、贡献高、纳税高，产品和服务大多是针对这个年龄层开发的。

人们在三四十岁左右，达到一生之中收入的最高峰，纳税、消费、存钱，或者投入股市、债市、退休金账户。

同时 30 至 64 岁也是各个领域顶尖人才涌现的关键时期，学术研究以至于推动社会科学技术发展都集中在这个阶段。

有研究发现，近三十年诺贝尔获奖者的学术研究都是在 35 至 55 岁之间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获奖年龄，而是获奖学术报告或成果发表时的年龄。

诺贝尔奖获奖者，很可能在研究问世之后几十年才拿得到奖。而初创公司创立者的平均年龄在 45 岁左右。这里所说的是 "初创"，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创业"。

初创是完全创新，并且探索可以拓展的新科技和企业模型的公司，比如线上设计公司 Canva；而创业则包括所有新建立的企业，开个咖啡店也叫创业。

第三个年龄段是 19 至 25 岁的借贷人口。

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还在上学，背着助学贷款，或者刚刚开始工作、刚刚结婚、买车买房，开始承担养育小孩和照顾双方父母的责任。

这个年龄段人口的特点，就是负担较重、借贷较多，对社会的贡献相对有限。

第四个年龄段是零至十四岁的婴儿和未成年人。

从经济学上讲，这个年龄段人口对生产的直接贡献几乎为零，他们对社会尚未形成完整的认识，并且要占用家庭相当大一部分收入。

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口要等二三十年以后，才有可能成为对社会有主要贡献的人。

在明确了各个年龄段的定义之后，就可以来看看年龄段人口比例的不同，对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会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

虽然说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口年龄比例，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较好的和较差的比例之分。每种典型的比例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反映当下的社会问题，也预示着国家未来的发展。

以几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社会类型。如果一个社会里边，婴儿和未成年人占据 80%，说明这是个婴儿型社会，国家绝大多数资源都用在养育婴儿上面，对经济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整个国家可能要在二十年之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期。

如果 80% 的人口在 30 至 64 岁，整个社会生产力达到巅峰，发明创造不断，社会欣欣向荣，同时老人和小孩子很少，不用花太多资源去照顾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但是二十年之后，这批贡献人口同步进入退休阶段，新生人口补充不足，社会福利与医疗支出将面临巨大压力，经济发展动力会随之减弱。

政府、军事、经济影响力都对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但如果没有合理的人口比例，前面几个因素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剔除政府、军事、经济影响力之后，单单看一个国家的人口比例，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目前的状态和未来的发展。

以几个国家为例，国家 A 零至 65 岁人口分布非常平衡，说明国家发展稳定、经济稳定，如果能够持续保持出生率和社会福利，未来发展将会延续当前的趋势继续向前，这个国家是美国。

国家 B 的主要人口分布在 45 岁到 80 岁之间，说明社会已经老龄化严重，新生儿数量连年减少，青壮年比老年人数要少很多，整个社会负担沉重，经济发展停滞，二十年之后人口将会大幅度缩减。

如果没有巨大的科技进步来提升效率，整个社会经济将会进入倒退，这个国家是日本。

国家 C 的主要人口年龄分布在零至 45 岁之间，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进入经济爆发的初期，并且未来四十年不会有主要贡献人口的年龄断层，新生儿出生率连年增加，青少年也会在未来的二三十年进入职业黄金时期，劳动力在几十年之间都不会缺失，经济层面会快速发展，这个国家是越南。

国家 D 的主要人口正好是贡献人口年龄层 30 至 64 岁，这个国家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截止 2020 年已经处在发展末期，主要人口很快将会进入退休年龄，并且在未来几十年退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社会负担，尤其是福利金和医疗资源，将会受到较大的考验。新生儿比例连年下降，说明如果没有有效措施抵消人口老龄化趋势，国家 D 不久将会呈现出与日本相似的人口分布和社会现状。

国家 D 就是中国。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适龄工作人口足够多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人年轻，有干劲，有理想和追求，为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这些人也逃不过基本规律，同样会变老，而这个规律和政府、政策、文化等因素并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描述这种现象，还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人口红利"。

在青壮年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工成本保持低位，制造业等产业得以快速扩张，九十年代中国制造业崛起就是很好的证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

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人口红利最需要警惕的地方，就是曾经的青壮年、对社会贡献的中坚力量，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集中退休，从贡献社会转向被社会供养，持续消耗社保、医疗等公共资源。

过了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整个经济就会趋于疲软，增长速度放缓，甚至进入人口性经济衰退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其实并不完全是 "红利"，而更像是向未来借的一笔难以偿还的贷款。

青壮年在自己的全盛时期，收入连年上涨，但是在退休的那一刻收入会大幅缩减。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未来，都被寄托在年轻人和青少年身上。

如果这时候发生年龄断层，比如 15 至 30 岁的借贷人口数量比青壮年减少太多，或者婴幼儿数量连年减少，经济发展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些人口代表着未来劳动力缺失、社会失去活力，甚至政府税收减少。

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从 1978 年改革开放时期的 58% 增长到 2010 年的 74%，联合国预测在未来二十年，这一数字会重新回到 1978 年的水平。

到那个时候，中国的退休人口将会是 15 岁以下人口数量的两倍，而总人口数量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有人说那多生孩子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索。

首先是生育政策的多次调整。回顾中国建国以来对生育问题作出的行政调整，其中有一些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并不容易理解。

中国建国以来，生育政策有过多次调整。2011 年是一次重要转折，开始放宽了独生子女政策，同一年，中国的人口净增长有了一小波突破。

而随后的 2013、2015 和 2021 年，中国生育政策经过三次放宽，本来应该刺激更多的人口出生，但是每年的人口净增长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在 2021 年，中国人口净增长突破了历史新低，只有四十八万人。

那么，为什么在国家鼓励多生的大环境之中，年轻人还是不愿意生孩子呢？

在以前，养活一个孩子不过是多副碗筷，既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物质，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喂饱了穿暖了就好了，很少顾及智力发育和心理健康的培养。

而现在的养育模式完全不同，家长要在教育、医疗、住房、成长培养等方面投入极高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孩子不仅难以在成年前为家庭提供助力，步入社会后购房、成家往往还需要父母支持。

如果说生孩子是投资，以前是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的投资，而现在则是成本高、周期长、回报低的投资，更多的人认为并不划算。

再加上当代年轻群体普遍面临住房、职场、养老等多重经济压力，很多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精力支撑养育多个孩子，生育意愿自然持续走低。

退一步说，即便生育率能够快速提升，从零至 15 岁的未成年群体成长为 30 至 64 岁的核心劳动力，至少也需要三十年的时间。

和这种情况最接近的一个先例，就是日本所谓 "失去的三十年"。现在的中国和八十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会不会重走日本的老路，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所谓的 "死亡高峰" 其实并非突如其来的危机，而是长寿社会与人口结构自然演进的必然产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人群正在集中步入高龄阶段，加之人均预期寿命接近七十九岁，两代高峰叠加，让老龄人口结构如同倒金字塔一般沉甸甸地压在社会保障与医疗体系之上。

目前中国六十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三点一亿，按照趋势到 2035 年将接近四亿，与此同时新生儿数量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与深度老龄化同步到来。

养老、医疗、殡葬、城乡差距，成为最直观的四道压力：居家养老资源有限、慢性病医保支出攀升、部分大城市火化排队、农村青年外流留守老人无人照护，都在提示这场 "大考" 的复杂程度。

面对这一局面，国家层面从养老床位扩容、社区日间照料、医养结合到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持续推进，银发经济、节地生态安葬、云上祭扫等新业态也在加速铺开。

对个人与家庭而言，"养儿防老" 的传统思路已难以覆盖全部风险，提早规划养老金、健康保险与财产传承，主动关注长辈健康、参与家庭照护，正在成为新的共识。

死亡高峰不是紧急危机，而是周期性必然，只有顺势而为、沉稳应对，才能让长寿红利真正惠及每一个家庭与每一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