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72岁的王健林突然做出一个引人关注的决定,时隔14年,再次担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
然而,这次回归的背景,早已不同于当年的辉煌时期。万达近年来不断出售资产,核心业务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债务压力也没有完全缓解。

一个曾经打算68岁退休的企业家,为何到了72岁,反而要重新站到台前?
曾经靠万达广场创造商业传奇的他,如今又能改变多少局面?
11月5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原董事长陈洪涛卸任,王健林重新出任董事长。与此同时,公司董事、监事等多个岗位也进行了调整,一些熟悉万达业务的老员工重新进入管理层。

我注意到,这次变化并不是王健林一个人换了职位,而是公司治理团队的一次集中调整。尤其是他重新担任董事长这件事,放在万达目前的经营环境下,显得格外不同。
要知道,王健林上一次离开这个位置,还要追溯到2012年。当时万达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地万达广场不断开业,商业地产规模持续扩大。王健林把董事长职务交给丁本锡,自己更多地负责集团整体发展和上市安排。

在我看来,那次交班有着明确的经营背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需要职业经理人承担更多具体管理工作。
后来万达商业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也说明当时的公司正朝着更大规模、更复杂的业务体系发展。
可是14年过去,万达面对的已经不是如何加快扩张,而是怎样处理债务、调整资产结构,以及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职位更换得相当频繁。

2023年以来,公司先后经历多次董事长调整。2026年6月,陈洪涛刚刚接任董事长,仅仅四个多月后,王健林便重新接过这一职务。
如此密集的人事变化,让我觉得万达正在根据现实经营压力,重新寻找更加合适的管理安排。不过,这次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细节,陈洪涛虽然不再担任董事长,却继续保留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经理等职务。
这意味着王健林的回归,并没有伴随着原有经营团队的全面退出。至少从公开职务安排来看,万达仍然希望保持日常管理的连续性,同时让创始人参与更重要的公司治理工作。

王健林在万达经营多年,对公司资产、业务结构以及重要合作关系都相当熟悉。如今企业需要处理复杂的债务和资产问题,创始人重新参与重大决策,可能有助于协调不同方面的利益。
但我也不认为,只要王健林重新坐上董事长的位置,就意味着万达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毕竟,管理层能够调整,企业已经形成的债务和股权关系,却不是换个人就能改变的。

如果让我选出万达最具代表性的业务,我首先想到的还是万达广场。
从商业购物到餐饮娱乐,万达广场曾经进入全国大量城市,也成为许多人熟悉的消费场所。王健林能够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与这套商业地产经营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近年来万达最引人关注的动作,却是不断出售商业项目。实际上,万达大规模调整资产,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
早在2017年,万达便将13个文旅项目的主要股权转让给融创,同时将77家酒店出售给富力,两项交易公布的总金额超过630亿元。

当时的万达仍然拥有较强的商业经营基础,出售部分资产可以理解为企业主动调整业务布局。
可是到了2023年以后,万达出售广场的频率明显增加,资产处置也越来越受到债务压力的影响。
2025年5月,一笔涉及48座万达广场项目公司的交易引发市场关注。公开信息显示,收购方包括太盟投资、腾讯、京东相关资本、阳光人寿等机构,项目分布在39个城市,市场估算交易规模约500亿元。

按照相关不完全统计,自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售的广场项目已经超过80座。
我认为,这些交易最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万达卖掉了多少资产,而是企业为什么需要持续出售原本能够长期产生收入的商业物业。
一家企业出售商业项目,确实能够获得资金,但这些资金未必全部可以用于偿还其他债务。部分项目本身存在贷款、抵押或者其他负担,交易款项往往还需要优先处理项目相关债务。

所以,不能看到500亿元的交易规模,就认定万达立刻多了500亿元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不过,比出售广场更重要的变化,是万达旗下商业运营平台的股权调整。
这里需要分清楚两家公司,一家是王健林此次重新担任董事长的大连万达商管,另一家则是负责大量万达广场运营管理业务的珠海万达商管。
2021年,珠海万达商管引入投资者,融资约380亿元,并计划通过资本市场上市。但上市进程未能按照原有安排完成,相关投资协议涉及的回购义务,也给万达带来了不小的资金压力。为了缓解这一局面,2024年3月,万达与太盟投资等机构达成新的股权投资协议。

根据公开披露的交易安排,外部投资者联合向大连新达盟投资约600亿元,合计持有60%股权,大连万达商管持有40%,而大连新达盟则持有珠海万达商管100%的股权。
我认为,这次交易的意义非常明显,万达通过引入资金缓解压力,同时也让出了核心商业运营平台控股公司层面的多数股权。
换句话说,王健林现在重新担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并不等于重新获得珠海万达商管的控股地位。

当然,这也不能理解成万达已经完全退出商业运营业务,毕竟它仍然保留相应股权权益,万达品牌也继续在大量商业项目中使用。
只是对于王健林来说,曾经能够依靠自身商业资产推动扩张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这也让我更加关注另一个现实问题,万达出售了这么多资产,为什么债务压力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就在王健林重新担任董事长的前一天,11月4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公布了与万达有关的信用评级信息。
惠誉确认大连万达商管及相关境外公司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CC,意味着企业仍然面临极高的信用风险。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26年6月底,大连万达商管非受限现金约46亿元,而短期债务规模约330亿元。两者之间的差距接近284亿元,我认为这组数字比任何关于王健林回归的热闹讨论,都更能说明万达目前的资金处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万达必须立刻拿出284亿元现金,也不能据此认定企业必然违约。
因为企业还可以通过经营回款、资产处置、再融资以及债务展期等方式安排偿付,但如此明显的现金与短债差距,足以说明它仍然需要持续筹措资金。
近年来,万达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出售商业项目、引入投资者以及发行新的债券。2026年,万达通过境外平台发行了多笔美元债券,其中部分债券票息超过12%,反映出企业为了获得融资,需要承担较高的资金成本。

我认为,高成本融资虽然可以争取时间,但企业能否真正减轻负担,最终还要看后续经营收入能否覆盖利息和到期债务。与此同时,王健林本人也面临一些具体的法律责任。
2026年4月,永辉超市相关股权转让纠纷作出仲裁裁决,大连御锦需要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约36.39亿元,以及约2.18亿元违约金和其他费用。

由于此前签订了担保协议,王健林、孙喜双以及大连一方集团需要对裁决涉及的相关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随后进入执行程序。
我认为,这件事让外界看到,万达一些历史交易留下的责任,并没有随着股权变化自然结束。但需要说明的是,王健林对特定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等于他要用个人财产承担整个万达集团的全部债务。

也正因为如此,我并不赞同将王健林重新担任董事长,简单解释成他要一个人替所有企业债务兜底。在我看来,他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参与重大资产安排、协调外部投资者以及推动公司治理和债务调整。
可这些工作究竟能取得什么效果,最终仍然要看债权人是否接受有关安排,以及企业能否逐步改善经营现金流。更何况,万达现在需要解决的,还不只是还钱的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广场由其他投资者持有,万达的经营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依靠持有商业物业获得租金和资产收益,如今则更加需要发挥品牌、招商和运营管理方面的能力。
在这种模式下,商场能否保持客流,商户能否持续经营,运营服务能否获得业主认可,都会影响万达未来的收入。我认为,这才是王健林回归之后需要面对的长期考验。
如果一家企业只能依靠出售资产不断偿还旧债,却无法建立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资金压力就很难得到根本缓解。

因此,对王健林而言,重新担任董事长可能是一次重要的管理调整,但能不能成为万达经营状况改善的转折点,还需要时间和实际业绩证明。
回头看王健林过去几十年的商业经历,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的经营任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万达快速扩张的时候,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进入更多城市,怎样把商业地产做成规模,以及如何推动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如今重新担任董事长,他需要面对的则是如何协调债务、调整资产结构,并为剩余业务寻找更加稳定的发展方式。
我认为,不能因为万达曾经创造过商业地产领域的巨大成绩,就认定它一定能够顺利解决眼前的问题,也不能因为企业遇到困难,就否定其过去形成的商业价值。

真正决定万达未来的,既不是王健林的年龄,也不是董事长职位由谁担任,而是企业能否用实际经营成果逐步改善资金状况,并妥善处理对债权人、合作伙伴和员工应承担的责任。
72岁的王健林重新走到台前,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决定,但对万达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恐怕不是把创始人请回来,而是让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找到一条能够长期走下去的路。

至于王健林能否带领万达逐步摆脱目前的困境,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因为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不在董事长的任命名单上,而在未来的债务偿还进度和经营账本里。
参考资料:
王健林14年后再任万达商管董事长;玛莎拉蒂将与尊界合作;易中天全球征集对联下联;中国移动明年算力投资将超千亿元 九派财经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706800351420908032/?channel=&source=news
更新时间:202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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