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战火硝烟里走来，临危受命转入全新的外交战线，在中美破冰、中日邦交正常化、香港澳门回归谈判、两部基本法起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担当重任。

他本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人，却在外交岗位上干出一番亮眼成绩。

这个人就是姬鹏飞，1910 年出生在山西临猗，红军出身，走过漫漫长征路，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 “将军大使”，也是为数不多既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又出任过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老一辈外事工作者。

不想脱军装的将军

1949 年底，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启动。

可摆在领导人面前有一个现实难题：去哪里寻找合适的外交官？旧政权外交人员不能继续任用，熟悉涉外事务的知识分子又十分稀缺。

毛主席与周总理反复研究后定下方案：从人民军队抽调优秀干部，组建一支 “文装解放军”，扛起新中国外交的重担.。

这批军队出身的外交官，后来被大家称作十二位 “将军大使”。姬鹏飞就在这份名单之中，日后，他也是十二位将军大使当中，为数不多升任外交部长的人。

只是在 1949 年接到调令的时候，他内心第一反应并不是奔赴外交岗位，而是不舍得离开奋斗多年的部队。

当时的姬鹏飞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戎马二十年，从宁都暴动参加红军，历经长征、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的事业、战友全部扎根军营。一纸调令到来，他没有立刻动身北上报到，而是专程赶赴上海，找到了自己的老首长粟裕。

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他想向老领导求情，希望能够继续留在部队作战。一名一辈子带兵打仗的军人，突然要转行踏入完全陌生的外交领域，内心的抵触不难理解。姬鹏飞心里的想法很简单：自己熟悉行军打仗，对外交工作一窍不通，调任过去很难胜任。

粟裕并没有长篇大论给他讲道理，只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没有选择！

简短一句话，打消了姬鹏飞留下来的念头。他不再争辩，收拾行囊动身前往北京。即便如此，他心中依旧忐忑不安。直到在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这批即将外派的将领。

毛主席勉励大家，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武装战场上的仗打完了，外交这条新战线的斗争还要继续。周总理告诉他，此行前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民主德国，身上担子不轻、任重道远。

一位领导人点明任务本质，一位领导人定下工作方向。两番谈话，让姬鹏飞慢慢明白：调任外交岗位，并不是离开战场，只是换了一处阵地继续为国履职。心结解开之后，姬鹏飞才真正沉下心，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

1950 年 9 月，姬鹏飞被任命为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正式踏上外交一线。

从军装到便衣，从炮火纷飞的前线坐到谈判桌前，当初被动接受任务的将军，就这样开启了长达数十年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道路的起点并非出于本心，但往后漫长的征程，是他一步一个脚印亲自走出来的。

两个回合，在外交博弈当中守住中方底线

1971 年 10 月，基辛格第二次到访北京，这次属于公开访问行程，姬鹏飞作为中方代表亲赴机场迎接。车队从机场驶向城区，道路两旁随处可见当时的宣传标语。坐在车内的基辛格一行看到标语之后，气氛一度变得微妙起来。美方随行人员对此颇有顾虑。

面对现场出现的小插曲，姬鹏飞选择正面回应、巧妙解释。他向美方客人说明，街头宣传标语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主题随时更新，中国人民真诚欢迎远道而来的美国友人。

这番回应看似轻描淡写，却巧妙化解尴尬：既没有否认标语客观存在，又不给美方留下任何可以借题发挥的把柄，顺利稳住了现场氛围。在外交场合，拿捏好说话的分寸，正是姬鹏飞突出的能力。

更为严峻的外交博弈发生在两个月之后。 1972 年 1 月，尼克松正式访华前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团队来到北京，为总统访问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谈判当中接连抛出两项棘手议题。

第一项围绕尼克松在华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展开。安保事宜本质属于我国内部管辖事务，如果按照美方的要求执行，将会触碰国家主权红线。姬鹏飞坚守原则立场，清晰阐明我国国内社会安定有序，相关安保工作完全由中方负责，有力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谈话当中守住底线却没有让双方谈判彻底破裂。

第二项难题，是美方希望在中国境内搭建卫星转播站点，用来实时向全世界传送尼克松访华的电视画面。这件事牵扯技术主权、舆论控制权等多个敏感领域。姬鹏飞没有当场直接回绝，告知对方需要回国研究商议，随后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情况，共同商讨对策。

经过研究，中方拿出一套两全的方案：由中国出资采购美方的卫星转播设备，再由美方以租赁的方式使用这套设备。设备所有权归属中方，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表面上是双方开展合作，实质上守住了主权这条不可退让的底线。

黑格一行人结束访问之后，美方谈判人员对姬鹏飞留下深刻印象。他并不好说话，谈判当中立场坚定，但是沟通方式有理有据，美方很难从中挑出漏洞。

这两场交锋，就是姬鹏飞典型的外交风格：不轻易向后退让，也不会选择硬碰硬激化矛盾，每一次谈判都稳稳守住国家底线。

尼克松正式访华期间，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共同主持第二层会谈，全程参与《中美联合公报》的磋商与文稿起草。在推动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件划时代大事上，从前期筹备一直到协议落地，姬鹏飞全程参与所有关键节点。

1972 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来华谈判，姬鹏飞主持相关会谈，同年《中日联合声明》顺利签署。就在这一年，姬鹏飞正式接任外交部部长。

1973 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远赴巴黎，参加越南问题和平谈判。新中国外交成果最为密集的一段岁月，姬鹏飞始终站在台前，承担繁重的外事任务。

香港谈判桌上的硬仗，啃下主权移交这块硬骨头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访北京，中英两国正式开启香港问题的谈判。 接下来前后五轮磋商，耗时整整四个月，谈判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问题的症结十分清晰：英方谈判过程当中只愿意围绕香港未来繁荣稳定展开讨论，刻意回避主权移交这一最核心议题。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是 1997 年收回香港全部主权；英方不断绕开主权话题，五轮谈判下来几乎原地踏步。

1983 年 8 月，姬鹏飞正式被任命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接手香港谈判相关工作。这时他已经七十三岁，港澳岗位成为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条重要战线，他丝毫没有松懈。

谈判当时最大的卡点，卡在会谈议程本身。中英双方就连 “谈判要讨论哪些内容” 都无法达成共识，正式谈判自然无法启动。英方借着议程问题不断拖延谈判进度，中方一眼看穿对方的策略。

上任之后，姬鹏飞在内部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清晰的判断：与其继续在议程细节当中无谓消耗时间，不如主动向前推进，争取经过一至两轮磋商之后尽快转入正式会谈，不能无限期拖下去。

主权移交永远是谈判不可动摇的核心，但是在文字表述层面可以适当灵活调整，给英方留出一定接受空间。

这套思路表面看是策略层面的灵活调整，战略底线却没有做出一丝一毫让步。主权问题绝无商量余地，只是行文措辞可以优化。按照这一方向推进工作，中英双方很快就谈判议程达成共识，第二阶段正式会谈顺利启动。

此后谈判拉锯持续一年多。1984 年 9 月，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协议文本送到姬鹏飞手中审核，他亲自主持团队对协议附件一作出多处修改，修改方案最终得到英方认可。 1984 年 12 月，《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落地。

谈判进程当中，解放军进驻香港驻军问题是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焦点议题之一。关于 1997 年后中央政府能否在香港驻军，谈判双方僵持许久。

邓小平同志在相关讨论当中态度十分坚决，一定要守住驻军这条底线。经过多轮博弈，驻军相关条款最终被写入香港基本法，主权底线得到落实。

香港谈判稳步推进的同时，澳门回归的谈判工作同步展开，姬鹏飞全程参与指导中葡谈判进程。1987 年 4 月，《中葡联合声明》顺利签署。 香港、澳门两份历史性联合声明，姬鹏飞都深度参与核心谈判，逐字逐句打磨协议条款，并不是挂名旁观，实实在在坐镇谈判一线。

四年零八个月，牵头起草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联合声明顺利签署，只是港澳回归工作迈出的第一步。更加漫长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把 “一国两制” 伟大构想，转化成可以落地执行的法律条文，这份成果便是香港、澳门两部基本法。

1985 年 4 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两个月之后，姬鹏飞被任命为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1985 年 7 月 1 日，起草委员会正式启动工作。

起草工作的难点，并不单单在于法律条文本身。

更大挑战是如何把 “一国两制” 这一宏大政治构想，转化成严谨可行、便于操作的法律语言；同时条文内容还要尽可能获得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也能够让国际社会理解我国方针政策。

起草委员会委员由内地、香港两地人士共同组成，大家背景各不相同，意见分歧是工作当中的常态，大量协调沟通工作等待开展。

姬鹏飞定下先调研、后起草的工作思路。 1985 年 12 月，他亲自带队前往香港实地调研考察；1988 年 6 月再度赴港走访调研。

考察绝非走马观花，团队深入一线，全面了解香港本地社会结构、原有法律体系、不同阶层民众的想法诉求。想要起草一部接地气、符合香港实际的法律，首先就要充分摸清香港本地情况。

整部香港基本法，历时四年零八个月才最终完成。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九次全体会议、二十五次主任委员会议，再加上不计其数的专题研讨、分组磋商。每一条条款背后，都是无数次推敲、博弈、协调的成果。1990 年 4 月，《香港基本法》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顺利通过。

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步入尾声，澳门的相关工作紧接着启动。1988 年 9 月，姬鹏飞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 年 3 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上，姬鹏飞亲自上台，向大会作《澳门基本法》草案的说明报告。

香港、澳门两部基本法，姬鹏飞均担任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最初草稿一直到最终表决通过，全程深度参与。这项工作不是一场短期谈判，而是一场历时数年、反复拉锯的立法攻坚，十分考验耐心、大局观与多方协调能力。

1990 年 10 月，姬鹏飞卸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式告别一线岗位。那一年，他已经八十岁高龄。

官方对姬鹏飞同志作出评价，称赞他处事沉稳、鞠躬尽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简短的几句评语，并不是简单的客套话，正是他数十年外交与港澳工作当中一以贯之的行事准则。

回望 1949 年，那个跑去找老首长求情、不愿意脱下军装的军人；到晚年留下两份港澳联合声明、两部基本法、满满一档案柜的谈判记录。从被动接受任务，到一生深耕外事港澳事业，姬鹏飞用一辈子交出了一份厚重而亮眼的答卷。

#寻找时代的笔杆子##新锐领航权益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