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书写

西方文化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书写

摘要：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示范效应作用之下开始了它的现代化之旅，中国文学也在启蒙与救亡双重期待中产生裂变与转型。然而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比，乡土中国的典型性异常明显，这就决定了转型后新文学乡土小说表现中的中西文化比较双重视角：个人独立、自尊、自主、自立的个人主义价值定位与乡土中国农民愚昧、落后、奴性等劣根性构成对比。文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探析西方文化隐性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现代性品格之关系，说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西方文化；乡土小说；国民劣根性

20世纪初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文明的前现代社会阶段，虽然也有一些现代工业但基础薄弱，中国基本上还是生产力低下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国民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基本上仍然过着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生活，所以费孝通称当时的中国为“乡土中国”。贫穷、困顿闭塞、文盲、愚昧与勤劳是当时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他们不仅忍受着生活艰辛的煎熬，更遭受着精神奴役的痛苦——祥林嫂直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她捐了门槛还会遭到鲁四老爷的轻慢与白眼，闰土自己也搞不清楚何以要叫少年时的伙伴为老爷，华老栓更弄不懂为什么花了大价值的人血馒头仍挽救不了小栓的命。

如果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地位，那么那些阿Q式的农民遭遇则更为可悲，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生命意识，根本不懂得生命为何物，阿Q死到临头了仍耿耿于画圈问题，他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真的会喊出一条新生命来吗?是悲壮豪迈的献祭还是无知无识的空洞?文化的无意识已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中国老儿女们的整个机体，年老的一代沉昏于“铁屋子”里毫无生趣，那么孩子们呢?我们该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中去吧，所以“救救孩子”的呼喊振聋发聩，水生与宏儿们寄托着民族再生的希望。

从上述国民精神实质来看，乡土中国的国民性进入新文学的视野势在必然，而且新文学一开始抒写乡土中国的国民就切入了国民劣根性问题，而不是仅仅定格于他们痛苦生活的描画，这无疑提升了新文学对生命哲学思考与文化批判品味，将其思想的深邃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果新文学不能承担起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历史重担，那么难保以后阿Q的子孙们不再画圆，难保夏瑜的子孙们血染的馒头不再被当作阿Q子孙们医病的药。所以鲁迅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否则，“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杀头的看客。”鲁迅得出的国民与示众材料、杀头看客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出于一时的愤激，而是与他的“乡村经验”有着直接联系，“乡土中国”是滋生鲁迅等乡土文学作家“乡村经验”与国民劣根性思考的温床；同时也与鲁迅中西文化比较的双重视角密切相关。

一、西方文化隐形视角：自由主义与理想国民的现代性想象

“五四”乡土小说显性视角展现的是“乡土中国”老儿女们的贫穷、愚昧、痛苦、煎熬，闰土的麻木、阿Q的愚顽、天二哥的欺弱、吉顺的无聊、祥林嫂的无助、孔乙己的迂腐、猪三哈的软弱……，可以说劣根性是乡土小说透视“乡土中国”的显微镜，在它的放大功效下，国民性的愚顽丑陋暴露无遗。但是国民劣根性是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是没有被特殊处理或进行“放大”而已。同时我们在谈国民劣根性问题时，必然牵涉到一个比较视角选择的问题，即参照系的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不是以前就不存在，而是没有谁去比较、突出与显影。国民性问题是在鸦片战争后西力东扩和西学东渐大潮的裹挟之下发生的，是中西两种文化冲撞的结果，没有西方文化的文明示范，也就没有中国国民性落后的显现。随着国民精英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改良或革命的进一步反思，国民劣根性问题才日益凸显并最终浮出历史地表，改造国民性才成为先进的和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寻找民族出路的方案，其归途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而建立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心理，通过实行人的现代化而达到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

中西对比的双重文化视角不仅拓宽了新文学作家的视野，也提升了“乡土小说”思想穿透力，使之放射出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芒。“鲁迅之所以用‘乡土，作为‘载体’，从本质上来说，正反映出一个现代智识者充满着背反的矛盾视阈。一方面作为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驱者，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迫使作者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藐视他笔下的芸芸众生，驱使他用冷峻尖刻的解剖刀去杀戮那一个个腐朽的魂灵，从而剥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水深火热农业社区里的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地之子’，那种对农民哀怜同情的儒者大慈大悲之心又以一种传统的情感方式隐隐表现在他的乡土小说之中。”丁帆先生透析出鲁迅乡土小说中两种情感：一种是个人主义，一种人道主义。这是理解鲁迅作品的两盏照明灯，缺失任何一盏，我们看鲁迅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我们在分析现代中国乡土文学时，不能忽略隐含的西方文化对照系，因为假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一代启蒙者没有阅读过严复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没有接触过西方张扬个人主义独立精神与人文主义关怀的自由主义文化，那么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可能至今仍然不会超越“悯农诗”的视阈，而仅仅局限于“哀”的浅表层，不会涉及到“怒”的深层，更不会触及到造成其“不争”的深层文化结构，那么其现代性品格也将是缺失的。

关于鲁迅的个人主义精神，我们不必举证，单从其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对生命的珍重和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坚持中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前辈许多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曹聚仁早就指出过鲁迅“是一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周策纵回忆说：“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鲁迅也认识到自己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成分，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这恰好说明前辈学者们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定位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我们从鲁迅对“文化偏至”之抨击和对“摩罗”思想的推崇中，可以完全透析出鲁迅个人主义因子和对理想国民的现代性想象。

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立人”思想实际上植根于个人主义，而且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鲁迅看来，极端的自我是个人自觉的最高境界，他说：“自法郎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正是出于对“极端主我”的青睐，所以他称赞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极端个人主义者为“先觉善斗之士”，并提倡个人“力抗时俗”、“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的“自有之主观”精神，从而“张大个人之人格”。鲁迅所主张的“极端主我”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一种精神，一种自主人格；具有这种精神或人格的人，敢于“抗时俗”“排众数”坚持“己见”，具有“刚毅不挠”和“勇猛奋斗之才”，“迕万众不慑”，“虽遇外物而弗为移”，“排斥万难，黾勉上征”，“始足作社会桢干”。

同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其推崇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摩罗”诗人，他们“争天拒俗”“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动吭一呼，闻者兴起”，其“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于无已。”从鲁迅对尼采等西方名哲之士的称赞和对拜伦等“摩罗”诗人的推介中，我们不难得出鲁迅“立人”的标准，即如尼采般强力意志的“精神界之战士”，既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个性，又有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韧性战斗精神，也就是他所提倡的“个人的自大”。他认为中国向来有点自大，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是中国在世界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振奋进步的原因，因为“合群的自大”和“爱国的自大”将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为腐朽的“国粹”沾沾自喜；党同伐异，以众虐独，泯灭个性，对少数天才宣战。而“个人的自大”是秉赋独异，个性张扬，行为自主独立，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敢于独抒己见，坚持真理，对庸众宣战，而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个人的自大”的国民越多，民族与国家就越幸运。“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从鲁迅对“个人的自大”国民的期待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灵深处隐伏着一条个人主义暗流，这条暗流时时渗透到他的创作意识之中，期待国民能从精神上觉醒，希望中国也出现“精神界之战士”，他们能“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巍然独见于天下。”这是一种高蹈的个人主义立场，以精神界战士对抗思想界的沉闷。为了打破“万马齐喑竟可哀”的局面，中国需要标新立异的猛将，时代需要尼采式的超人，所以当有人嘲笑胡适好标新立异时，胡适回答说：“所谓立异者何欤?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一此立异者也。吾空有慕焉，而未能几及也。”其“立异”主张与鲁迅的“超人”意识可谓殊途同归。

然而“乡土中国”的现状与农村生活经验使他感到失望与痛苦，同时也交织着同情、比较和期待的焦虑。当鲁迅把从仙台医专退学的事告诉好友许寿裳，许问他为什么要中止学医，鲁迅踌躇了一下，终于说“我终于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他从此走上了决心用文艺唤醒人民，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新征途。作为思想的启蒙者，鲁迅以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个性来反观中国文化与老中国的儿女们，产生了“铁屋子”印象，愚昧、麻木、逆来顺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像一把把刀子扎在他心上，促使他要发一声“铁屋子的呐喊”，惊醒那里麻木熟睡的人们。但呐喊的回声却是那么的沉闷与渺茫，所得的希望是那么的辽远，所以深切的寂寞的痛苦与无奈的失望煎熬着鲁迅，使批判的理性、改造国民性的热望时时压抑着“地之子”对“乡土中国”深沉的爱、对老中国同胞的怜悯，他们不得不一次次拿起解剖刀来血淋淋地切开一个个麻木腐朽的国民魂灵，用“含泪的笑”将阿Q送上死亡之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让孔乙己走完被侮辱的人生残山剩水。当理性战胜情感时，批判的光芒远远大于廉价的怜悯，这不仅使他开创的乡土小说获得了生命哲学品位，而且也使新文学乡土小说具有“外冷内热”、“含泪的笑”的审美特征。这是我们理解鲁迅等乡土小说忧愤深广风格的最好进入路径。

二、农民苦难显形视角：非人印证与西方文化反刍

鲁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后来他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揭出病苦与改良人生的文学期待提示了鲁迅文学创作的真实动机与企求：揭出病苦是创作动机，改良人生是创作指归，两者相辅相承，共同构成鲁迅文学创作博大的思想内涵与生命哲学的深度。改良人生，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如上文所述在鲁迅心中早就潜藏着一双尼采强力意志超人眼睛，他时时用这样的眼睛扫视自己的同胞——那些老中国的儿女们身上的“病”与“苦”，其中“苦”是他们艰难困窘生活的表象，“病”是他们“苦”的根源。思想的麻木、滑稽的愚昧、无知的迷信、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精神奴役、逆来顺受的一味勤劳怯懦……，这些病入膏肓的“顽症”是他们之所以“苦”的深层根源。表面上看，多子、饥荒、苛捐、杂税是造成闰土辛苦的原因，实际上造成他辛苦的深层隐患是对“老爷”身分的认同和对香炉的依重。一声“老爷”仿佛天空阴云密布的闪电撕开黑幕似的深层意识，让我们窥见了闰土对自己人格的矮化，对奴性逻辑的屈从俯就；而对香炉的倚重无言地诉说着闰土心灵的钝化，他完全丧失了“主我扬己”的自主精神，交出了“张大个人之人格”人生第一义的所有权利，听天由命，听“神主”发落，毫无“勇猛奋斗”“刚毅不挠”个人主义精神可言。而祥林嫂的痛苦不仅仅在于肉体的转卖和丈夫儿子的死，更重要的是内面精神的奴役，她用头撞香案，用辛苦劳动得来的工钱捐门槛，都表明了她内心深处精神的被奴役被控制现状，但她对此却丝毫不自知或自省，奴隶意识病毒已侵入她的机体，而且内化为潜意识潜伏在她的意识层里，时时变成她的习惯性思维或行动，使可怕的“精神病”不

时地发作出来。如果不能将她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她“苦”的“病”源。七斤们惴惴不安地为辫子的事惊恐万状，对他们来说，为生活担忧倒在其次，最要命的事是怕“皇帝做龙廷”做不成“顺民”。对于孔乙己的死，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与他自己死不悔改的不觉醒也直接相关，如果他能很坚决地脱下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那么他的下场可能不会那么悲惨。 “五四”乡土小说善于在平凡、普通的生活矿石中提炼出“苦”的有色金属铸造新文学悲剧品格。鲁迅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写道：“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件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因此，我们在众多的作品浏览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乡土小说作家在自己的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总是把故乡和人物处理成悲剧结局。”这是鲁迅一代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策略，他们取材于乡土中国向来被人们忽视的，可以说自生自灭的，生活在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将他们生存的悲惨境遇提炼为文学表达的悲剧，其目的在于说明司空见惯中蕴含着普遍性，他们的悲剧不是个别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的生活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五四”人性解放与改造国民性的双重诉求使鲁迅等乡土文学作家在表现“乡土中国”下层贫弱子民的非人生活方面特别用力。鲁迅笔下闰土的辛苦麻木、祥林嫂的孤苦无助、单四嫂的被损害、华老栓夫妇希望的破灭、孔乙己青白的脸和打断的腿……，无不饱蘸着人类生存的血泪和辛酸——他们一生辗转于生存的困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还要遭受别人的损害和侮辱，从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

接续鲁迅乡土小说写“苦人的灾难”阴冷笔法，执着地表现“乡土中国”乡民们非人的生活惨剧的作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文学成就。“地之子”台静农很得鲁迅青睐，“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用饱蘸血泪的笔墨活画出乡民们所过的非人生活：《新坟》中四太太在兵变中女儿被大兵奸死、儿子被杀、田契被五爷哄占……；《负伤者》中吴大郎不仅妻子被强者霸占，自己被砍伤，还要遭人们的戏弄和嘲弄；《蚯蚓们》中的李小在灾荒之年告贷无门无法苟活下去被迫卖妻；《烛焰》中“伊”被剥夺人的灵性以“冲喜”之药名送进了吴三爷家里。台静农“以阴晦的色调勾画出中国乡村中老中国儿女们苦难而愚昧的塑像，在沉闷压抑的情调中，透露出作者绝望苦闷、撕人心肺的呐喊；这中国农民的悲苦正是整个中国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所致，要揭开这个‘铁屋子’，将作人的权力还给农民。”

乡土小说叙述乡民们非人生活的作品举不胜举，王思玷的《偏枯》讲述刘四一家在男人得了偏枯之后生计困难的苦状；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中猪三哈的苟安之命还不及一条牛；王任叔《疲惫者》中的运秧驼背，做长工打短工辛苦了一辈子，临老背驼了无法劳动，被迫沦为乞丐；汪敬熙《瘸子王二的驴》的瘸子王二辛苦劳作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一头驴当脚力，结果被大兵裹挟而去；蹇先艾《水葬》中的骆毛割舍不下年迈的老母却被人沉了塘；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中的小媳妇不堪虐待逃出婆家，最终还是被抓回卖掉抵了丈夫的丧葬费……。

值得注意的是乡土小说作家对死亡叙事的青睐。很显然乡土小说死亡叙事的背后蕴含着作家对生命思考的执着及对人性韧性的拷问。孔乙己、夏瑜、华小栓、祥林嫂、阿Q、陈士成、单四嫂的独子、魏连殳、子君……，这些没有华彩的生命像暴风雨中的残花败柳般一任狂暴蹂躏随风凋零。他们生前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没有享受人生的快乐，没有领略生命的华章，就黯然消逝得无声无息：孔乙己在人们的取笑声中出场，又在人们的哄笑声中黯淡失色地走下人生舞台；阿Q在精神胜利里苟活，又在“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精神虚妄里倒下；夏瑜在革命献祭中壮烈上场，却在一片“可怜”的出卖声中变成别人谋利的“药”；子君“我是我自己的”喊声话音未落，便在自掘的自由恋爱的坟墓里耗尽了生命能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死亡叙事成就了鲁迅小说事业的辉煌。

继承鲁迅乡土小说叙事风格的乡土小说作家当然对乡村死亡叙事情有独钟，杨振声《渔家》描绘了一户渔民在水警逼税、鱼网被偷、举债无门、屋漏墙塌、儿子被砸死的生存苦难；许杰《惨雾》以新娘香桂姊为叙述视角，亲眼目睹了娘婆两个村庄玉湖庄和环溪村血淋淋的械斗场面，械斗中丈夫被打死、兄弟被打伤；许志行的《师弟》以师兄的视角叙述了当学徒的师弟杨大官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死亡经历；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翠活生生被婆婆折磨而死；曹石清《兰顺之死》中的兰顺在婆家做牛当马被当作畜生使用，最终又被婆婆卖给妓院惨死在鸨母手下。台静农更是乡村死亡叙事的圣手，天二好胜斗狠却愚昧地饮尿暴死；《红灯》中孤苦的白发老母为惨死的黑发儿子送上一盏引路红灯，企求他在地狱里不再黑暗；《新坟》泣诉着三条人命的殒落；《烛焰》中吴三爷娶了媳妇死了儿子……一幕幕活的悲剧在地狱的舞台上不断地上演着。

很明显，乡村下层社会人们不幸的生活是新文学乡土小说叙事的一个亮点，正是这个亮点照亮了中国乡村每一个黑暗角落，照出了阴暗发霉的角落下一户户“土鳖”般龌龊生活着的人们的不幸，一个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卑琐的魂灵，他们仿佛地狱深层的小鬼在没有光的世界里饥寒交迫苦苦挣扎着。人的世界的光辉无法穿透地狱的阴霾，照亮他们的灵魂，使他们重新过人的生活。

什么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的第一要义是要懂得生命的本义，“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本着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愿望，鲁迅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干元，天球何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全都踏倒”的人性解放精神推动新文学揭起“人的文学”的大旗，“以爱智信能四事为基本首选，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起初的幸福生活。”这种“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但周氏兄弟的人道主义不是“悲天悯人”或“博

施济众”，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先从个人做起，张大自我，先使自我拥有做人的资格，占有人的位置，然后因“己亦在人中”而爱人类、讲人道，是一种利己而又利他的个人主义优先的人道主义。所以人的文学既要写人类理想的生活或上达理想生活的可能性，又要写非人的生活。其中写非人的生活的作品最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正是鲁迅等先知先觉者甘愿冒着被高加索神鹰啄食五脏六腑的危险，从西方偷盗人性解放的圣火，照亮乡土中国地狱的每一个阴暗角落，在“铁屋子”里发一声呐喊，带领大家走出地狱“鬼门关”，走向“人”的生活。

当然，如果现代乡土小说仅仅局限于乡民非人生活的“苦”的浅表性描述，那么它就无法达到思想史的高度，也无法超越古典悯农诗停留在悲天悯人层面的历史局限，更无法达到文化批判的深邃。应该说它的真正深邃之处在于对“病”的揭示，即对国民性的认识，对国民劣根性挖掘的深度和广度。这里牵涉到新文学作家对西方文化二度介入的问题，第一次介入是青年时代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接受，如周氏兄弟在南京时对严复西方译著的阅读和对西方文化的初次接受，以及在日本留学时对西方文化更广泛的涉猎、认识和深度接受；第二次介入，应该称之为潜介入或隐形介入，即他们回国后或在国内对中国社会腐朽现实与老中国儿女贫弱愚昧有了一定认识后对西方文化的“反刍”，西方文化的影响沉潜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变成了一种无意识，但这种潜意识里的西方文化因子会不时逃逸到意识层里，起一种酵母的作用，这种思想的酵母促使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将中西两种不同材质的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选择和整合，调配出一种想象的新质的理想的文化和理想的国民来，即鲁迅所期待的那样，“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巍然独见于天下。”所以现代乡土小说真正价值与思想深度在于对“苦”的“病”根的深层挖掘和展示，这种挖掘和展示使它能够站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的高度上去审视下层社会人们的苦难与不幸，并力图找出与自由主义理想生活的差异及改变这种差异的方法来，使不幸的人们由非人的生活进入到理想的人的生活。这是新文学的良心所在，作家的良知使然，更是对西方自由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反刍的能动反应，诚如鲁迅所言：“最初，文学革命者要求的是人性的解放。”

如果单从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角度来看，那么“竟可以说中国以前没有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郑振铎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比较俄罗斯和中国文学的区别时说：“俄罗斯的文学是人的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而中国的文学，则恰与相反，是非人的文学，是不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不能表现个性的文学。我们不能得文学之益——或者还受其害——的原因，大半是因此。”正是以鲁迅为首的乡土文学的出现才填补了中国文学的空白，才产生了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它的文学及思想史价值诚如丁帆评价《阿Q正传》所说的那样：“《阿Q正传》成为千古绝唱正是鲁迅理性之光闪射得最清晰之时，那种尖刻犀利的反讽意蕴撕开了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最深层幕纱，它简直成为窥探几千年中国人心理的窗口，是本世纪最有思想深度的小说。”鲁迅之后受阿Q创作模式影响，立足文化批判立场，以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为主题内涵的乡土小说作家不在少数。许杰、彭家煌、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台静农、郑伯奇……，都以手中尖利的笔锋划开中国传统文化沉积几千年的厚皮，暴露出肮脏的鲜血淋漓的思想毒瘤。

着意于“病”揭示的文化批判视角，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作家对西方文化反刍后的必然反应，是鲁迅等乡土小说作家在“五四”自由、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思想催化下，以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乡村社会的必然结果，他们在对农民的悲惨生活和不幸命运怀着深厚真挚“哀其不幸”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怒其不争”的忧愤与焦虑，使其作品在怜悯同情的悲凉风格中浸透了一种辛辣讽刺的钢性，从而拓展了小说的思想深度。

通常，文化可以分成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种。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分为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方面；狭义文化是指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二是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三是行为文化层，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四是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孕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文化的四个层面从时间长短来看，其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由短时段、中时段到长时，依次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居于最外层的物态文化变化最快最明显，因此每当一种文化发生变化时，我们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物质的变化发展。处于最内层的是心态文化层，它构成了文化核心部分，具有长时段性与超稳定结构，一般轻易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发生改变也是极其缓慢。

正因为文化具有长时段性与超稳定结构，它往往形成以后成为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集体无意识，使生活在这一文化生态中的人内化为思维和行为方式。吴妈觉得阿Q的求爱有伤自己贞洁、祥林嫂再嫁贺老六用头撞香案、阿Q被杀头时无意识地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些荒谬的行为并没有谁逼着他们去做，而是来自自我的心理暗示，是长期生活在蒙昧、落后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耳濡目染的结果。“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今人但惧亡国之祸至，而不知其群之已亡也。但知亡国之祸烈，而不知亡群之祸更烈于亡国也。群之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

新文学乡土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向读者展示出诸如“冲喜”、“冥婚”、“典妻”、“捉鬼”、“械斗”、“水葬”、“请神”……之类民风民俗等野蛮的文化生态环境，突出表现了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民落后愚昧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痼疾。

稳固的愚昧文化生态环境已使老中国儿女们失去了正确伦理道德及价值评判能力，使他们陷入腐朽的文化酱缸里无力自拔。贞女阿娇抱着木头牌位成亲(杨振声《贞女》)；老祖母坚守“礼义廉耻”家风，从十九岁守寡开始，最大的梦想就是为自己建一座贞洁牌坊(孙假工《家风》)；桃花坞村自然环境优美，开发早，物产丰富，但桃花坞人不思进取，只是疯狂地忙于搬请偶像(郑伯奇《忙人》)；袁家村和吴家村的人为抬“关爷”出巡谁当总管大打出手，将鼠疫中两村村民推向更大的灾难深渊(王鲁彦《岔路》)；铜邑人喜欢听鬼故事，荷生请咸亲画符捉鬼(彭家煌《活鬼》)，闹出一出出“鬼”的喜剧；骆毛被退佃生活不下去，去偷财主周德高家东西，依乡规民约处以水葬(蹇先艾《水葬》)；菊英的母亲要倾其家产为死去10年的女儿找女婿办“冥婚”(王鲁彦《菊英的出嫁》)；玉湖庄和环溪村两邻村血淋淋的械斗(许杰《惨雾》)……这一幅幅乡村野蛮、愚昧、充满血腥的文化生态景观已充分昭示人们，封建文化所形成的许多丑风恶俗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罄竹难书的心理痼疾和灾难，它如瘟疫一般传染、蚕食老中国儿女们的生命。这种愚昧、落后、血腥、戕害人性的恶劣风俗使国民的思想日益停滞、固执、抵抗力薄弱，“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即其身体力行之际，确见形格势禁，心尝有所未安，究因一群风习之气压，一国历史之尘积，为势绝重，为力綦宏，弗克坚持一己意志之自由，冲其网罗而卓自树立，破其勒而突自解放，举一切迷蔽民彝之死灰陈腐，摧陷而澄清之，以畔夫旧贯而畅育其新机，一群之思辨知能，遂若萎缩而勿振，决无活泼之机、崭新之象矣!”中国www.Lwlm.com 所有的迹象都已表明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它正日益将中华民族带入苦难的深渊。乡土小说作家带着旷世衷情用忧愤的笔尖挑开传统文化美丽的面纱，露出它血腥、肮脏、丑陋、戕害人性的本来面目，从而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与封建文化。“‘乡土文学’以其深深的思考昭告人们，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健全的文化生态，如果不对传统文化作彻底的调适与重建，任何进步的异质文化都将在这‘染缸’中失色变质，中国传统文化的‘老调’也便永远不会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