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概论”课教学内容关系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与概论课教学内容关系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天然的思想沃土。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不断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作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传统文化与概论课教学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尝试将其融于教学中，更有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增强大学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我们创造性地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构筑思政教育的人文底蕴，深化思政课教学内涵，提高思政课教学意境，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机制，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而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然而，他们为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反而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取得了成功？这些问题就要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情的关系上寻求答案。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阶级的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国情不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都不让资本主义发展。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首先，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国情的两大特点：

一是中国人口多尤其是穷人多。而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少数人占有资本，剥削占人口众多的雇佣劳动者。少数人掌握大量社会财富而绝大多数人贫穷，这个社会能安定吗？穷人和富人会为各自的利益向对方展开激烈的斗争。

事实的确如此。

一批中国人反复学习西方大搞资本主义之时，正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如火如荼开展之日。在这样的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群体意识。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家庭为主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思想格调家本位即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国家制度都是以家为模式。由家本位衍生出来的家文化，是将家庭的伦理与制度作用于社会组织的过程与结果。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人们离开了群体，个人价值就无法实现的社会文化心理。这就是群体意识。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有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意思是只有依靠礼才能达到整体的和谐，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以群体意识为内核的文化与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既缺乏群众基础，又没有文化积淀，失败是注定的。

总之，弄清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就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具备了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学说，是穷人解放的思想武器，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根植提供了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具有浓厚群体意识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使这两个武器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为中国文化宝库添加了最耀眼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这个实际，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而马克思主义具备了强大的张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的两大重要理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理论武器。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探讨。

1.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彻底性，且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从而使他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当然这种联系，更多的是思想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说，思想文化上的联系是根本的联系。回顾中国社会历代的农民起义和斗争的历史，孕育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和中国国情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同时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从革命动力方面说，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先进但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其他小资产阶级，虽与三座大山有某些联系，但同样受到它们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也有革命的要求。毛泽东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动力，亦是以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为参照的。

从革命对象方面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它既指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顺应了中国社会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文化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只有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能得到解放。在20世纪上半叶，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持中国革命。尽管敌人很强大，但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顺应了老百姓的文化心理顺应了民心，最終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从革命前途方面说，实现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前面已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文化心理，必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心理上看，就决定了它必定会成功。而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有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2.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存在不少统治薄弱环节，尤其是对农村的统治不如城市强，这给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提供了缝隙和可能。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大多是先建立农村据点，然后打土豪分田地，最后攻打城市并建立政权。历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文化思想。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又缺乏革命阶级的领导，取得成功的农民起义和农村斗争少则又少。而20世纪初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分析近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关系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形成了关于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重要内容。这条总路线为什么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付诸实施的呢？这仍然需要联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去理解。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梦想，无疑会被全体中国人民所拥护。三改，就是要在中国社会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如前所说，均贫富、不患寡患不均、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都是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进行三改，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与传统文化思想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当然会受到社会群体的认可并参与到其中。我们来评价一个理论或政策，既要看它本身的正确性，还要考查人民群众对它的态度。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既体现了传统文化思想，又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是科学的理论。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的过急、过粗、过纯的失误和偏差。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错误，而是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失误而去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笔者主要简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几个特点：一是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二是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的不平衡，给非公有制经济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二者要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关系

前面说了群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它意思是说个人离不开集体，离开集体个人价值就无法实现。同时，也表现为集体需要英雄来领导，没有了英雄就感觉群龙无首。例如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这种文化思想的反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体意识思想。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礎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关系

崇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价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体现就是以合为贵的和合精神。这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而中华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一致性。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提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汲取其精华，接受其滋养，将和谐思想的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服务社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文化基因。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积淀了劳动人民和先哲们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命之法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土壤。

在传统文化思想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颇多，如仁民爱物、辅相参赞、民胞物与等，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认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爱护生命是人世间最高尚的道德。老子强调道法自然，认为人类社会应因顺宇宙万物的本性，而非干涉或者破坏宇宙万物的内在发展规律。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佛家思想提倡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价值观念，与当今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具有一定的契合性。由此，蕴藏在中华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进一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文化基因。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要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进一步强化国人的生态环保意识。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是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还曾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延续，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一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强大动力，对顺利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