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未来关怀分析

一、从《白鹿原》谈起

《白鹿原》是一部优秀的小说，被认为具有厚重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艺术特色。但《白鹿原》对中国革命的表现却值得深思，可以从作品里的三个革命人物鹿兆鹏、白灵、黑娃( 后来改名为鹿兆谦) 加以探讨，他们跟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革命者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被很多评论者认为是一种突破。

鹿兆鹏在书中是个很光彩的形象，是个坚定而又有着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但某种程度上又被描写为一个密谋家、革命的炼金术士。其实马克思批判过这种密谋家式的革命者，在《法兰西内战》这部书里，马克思通过批判布朗基主义者来批判这种基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冒险主义的革命行为;后来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也描述过这一类形象，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当中，称他们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鹿兆鹏这样一个职业革命者身上，我们看不到多少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痕迹。而小说通过这个革命者的塑造，把革命描写成一种传奇，或者说以传奇的方式把革命推远了。第二个是白灵，她走上革命道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是跟她的男友抓阄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啻为一种隐喻，革命在革命者那里成为一个无意识选择的结果，革命本身的那种理性、合目的性和严肃性被消解了。第三个人物是黑娃，某种意义上，他最初的革命动因和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者一样，源于被压迫者反抗不公、改变命运的内在需要，但到后来，在作者刻意安排的人物命运当中，黑娃表现出对自我革命经历的否定、对儒家传统的皈依。而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以儒家文化来置换革命。

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可以看到这部作品表达的对中国革命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一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在文学界成为主流的历史观，就是说历史成为一种权力或者无序的混乱，乃至于本能欲望下的产物，历史的理性、合目的性被消解了。受这种观念的支配，文学不再致力于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相反，革命被认为是一种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麻烦的激进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集《告别革命》可以说是这种观念变化的标志性文本。美国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把这种历史观界定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状态的后革命或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种观念不仅在表现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学中非常盛行，在那些表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文学中也非常盛行。比如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小说充斥着大量火暴的情节、细节，可读性很强，但这种火暴场面背后，是作品在思想内容和历史现实意识方面的贫乏、苍白，乃至于错位。小说上部写文革，下部写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但就小说的思想主题而言，简直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文革的历史就是残酷，或者说迫害，而改革开放后就是欲望，作者试图用这两个词来总结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而那些火暴的情节细节不过是这两个词的形象化图解。历史真是如此简单吗? 米兰昆德拉说: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 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 年版) 而我们从《兄弟》中看到的，却是一种将复杂的历史框定在既定概念中的文学减法。

如今，我们不仅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现实发展的动力，连历史现实展开中可能蕴藏着的差异都看不到，文化界洋溢着一股浓重的虚无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倒台后，美国的政治学者福山就有一个断言，黑格尔意义上的自身蕴藏着内在矛盾动力的历史就此终结了，剩下的就是资本主义唱独角戏，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人大都在有意无意应和着这样一种判断。这种想象力丧失的背后，其实是对现实中蕴藏着的新力量、新要素的盲视。

二、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实

新世纪初，学者甘阳写过一本小册子，叫《通三统》，他提出通三统这个命题，指出当代中国发展到现在，其实是三大传统合力的结果，一是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古代传统，一个是百年来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为核心的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传统，简而言之可以分别命名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如果想深入理解中国现实，就必须深入理解这三大传统，研究它们是怎样合、怎么通的，而未来中国的走向，也蕴藏在其中，只有做好通这篇文章，才能正确认识乃至于规划好中国的发展，这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大课题、大实践。

但是现在知识界有一大潮流，就是以一前一后的两大传统来压抑、淡化乃至非议中间这个革命传统。比如上文提到的《白鹿原》，就是用儒家文化来消解和置换革命，甘阳讲的三统在小说里只剩下一统，真正是一统江山。小说着意塑造的两个形象，主人公白嘉轩和朱先生，就是儒家传统的形象。白嘉轩不说，这个人物其实是朱先生的学说在个人生存方面的践行。而朱先生这个人物在作品中简直是由贤而圣而神，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用儒家文化伦理来治理乡土中国的宏愿。这个人物很像十七世纪的大儒王阳明，但即便是王阳明再世，一个十七世纪的传统知识分子又怎能解决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 所以他只能偏于一隅来理解和应对时代带来的问题，一旦走出白鹿原，朱先生就表现得隔膜和混乱，比如他把国共两党的斗争看成是在鏊子里面翻来翻去，而作者的叙述口吻也表现出对这种看法的认同。很多评论家都分析过《白鹿原》的地方性文化、地方性特色，但换个角度看，当作者想要把这部作品写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史诗之作时，这种地方性、乡土性反倒显得褊狭，我们会感到，作品所描绘的白鹿原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是相隔的、脱节的，作品用儒家的轮回的或者鏊子似的翻腾的时间观、历史观是没法解释现代中国的。

怎么看待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这是个非常复杂、牵涉面非常广的大课题，但现在知识界把很多问题都算在革命头上，什么激进、专制、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包括权力腐败，等等。这之中有一种没有明说的比照意识，就是拿西方国家来做参照，从而证明很多问题是革命带来的恶果。但是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光盯着西方，而不去看看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这其实更有可比性。很多国家没有经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带着大量的古代遗产，更准确地说是历史包袱走进现代，比如说印度，他们至今保留着大量的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社会等级问题、宗教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经过革命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来触及或扫荡，所以他们今天的发展步履艰难，远远竞争不过中国，尽管他们的国际环境一直就比中国要好。

反过来说，我们中国经过二十世纪长时段的革命，把很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积重难返的问题给解决了，比如说通过革命的方式真正实现国家统一，以现代方式实现对乡村的重新结构和治理。比如说通过强制的手段实现初步的工业化，从而为改革开放打下很好的发展基础; 比如说扫除文盲、妇女平等、国民寿命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大幅度改进在国民意识、国民心态方面，革命造就了国民的平等意识、自主自觉意识，更不用说还有长期形成的集体意识、国家认同。别的不用说，我们一搞改革，就有一大批有文化、有素质、有主动性的廉价劳动力，这是印度这样未经过革命的国家根本就不具有的。

面向未来，中国会如何发展? 是否就像福山所讲，历史终结了，中国也不能例外，一切就像余华在《兄弟》里所隐喻的，无非就是一个欲望化的市场社会，一群国民像麻袋里的土豆在市场社会里为了个体利益穷折腾? 恐怕不能这么简单、敷衍地看问题。写小说，还是要回到甘阳所说的三统中去找线索，找自己内在的发展动力，找观察研究现实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要想写出现实中国、未来中国变化的力作，必须要有这样的历史意识和未来关怀。

三、文学与世道人心

文学的基本功能在于揭示和表现世道人心，在更高层面上是要重塑世道人心。在此问题上，文学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以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来讨论。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对整个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对农村题材文学、合作化小说持一种整体否定的态度，因为它在政治上不符合新时期以来的农村改革、农村政策，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文学，这是衡量其价值的大前提; 而在美学上又认为它是一种伪现实主义: 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结合其实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扼杀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两方面构成了对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的基本判断，但这种判断有一种倒洗澡水把孩子一块倒掉的倾向。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小说在重塑世道人心这一文学的基本价值上，其实起了不可或缺、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蕴含着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学遗产的东西，而且是特别缺乏的东西。首先，十七年文学重塑了农民形象、农民精神面貌，最重要的是树立起农民的命运自决和改造世界的主体维度。十七年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不再是鲁迅笔下那种麻木、保守、一盘散沙、没有未来的生存状态，而是变得有自信、有国家意识和主人翁气度。虽然说新时期文学试图回到所谓新启蒙的脉络里解构这个维度，比如伤痕反思文学里出现的一些作品，但我们往后看，农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体现出来的敢闯敢干、没有包袱的主体性，是与十七年的这种精神重塑有联系的。其次，十七年文学展现出强烈的集体意识、时代意识，这样一些精神要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一个以个体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语境中，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全面小康，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应该重视这个精神面向的。再次，十七年文学还表现出浓厚的面向未来、关怀未来的欢乐精神，这都是今天的文学尤其缺乏的。一句话，十七年文学里的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体、自我的主体，这最典型地体现在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上。梁生宝最动人之处不在于他如何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在于他如何从一个放羊娃、长工成为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主体，一个能够重建生活方式、生活价值、生活信念，并为之艰苦奋斗的新农民，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嘲笑养父梁三老汉的想法，你那是没出息的活法。当然，关于梁生宝形象，当时就有争论，比如严家炎先生当时就写了多篇论文论述梁生宝形象的不成功，不符合现实主义。但是作者柳青，以及批评家冯健男等都出来捍卫这一形象，不是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维度上，而是重塑世道人心、重构新国民的主体形象、主体精神上捍卫梁生宝。应该说，双方的争论其实并不在同一层面上。

当然，梁生宝形象在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和农村改革的背景下被颠覆、被遗弃，被看作是一个神话，或者说梁生宝这样的乡村干部形象在新时期被改写，甚至成为被极左路线以及所谓封建专制异化、俘获的形象，比如张炜《古船》里的赵炳、李佩甫《羊的门》里的呼天成。通过这类形象来讲述集体主义的破产，解构英雄主义叙事，这是梁生宝形象的一种变体，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颠倒的故事。另一方面，伴随着梁生宝形象在新时期的破产，我们能看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今天主流的乡土小说里，鲁迅等人当年描写的乡村挽歌重又出现在当代乡土作家笔下，诸如贾平凹、张炜、刘庆邦，他们无不用满含忧虑、悲悯的笔调摹写一派被现代文明遗弃、甩脱的乡村，展现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空心化、丛林状态，所不同的是，在鲁迅那里是封建与殖民压迫下的挽歌，而在贾平凹们笔下是现代化进程下的挽歌。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是梁生宝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破产，另一方面则是乡村重回挽歌，重新被遗忘，被甩脱，回到一种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状态，两者成为一种同构，一枚硬币的两面。今天的乡土小说中，农民形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民工，另一类是先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总之，曾经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发源地、建设主战场的农村，在历史终结、告别革命之后重又回到鲁迅式的挽歌。

但历史并没有终结，乡村并不会总处于一种被甩脱的、停滞的、空心化的状态，我们总需要讲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故事，乡村的世道人心也不可能总是停留在八九十年代那种一盘散沙、人心惟危的状态。新世纪以来，我们能看到时代的变化，比如说治理三农问题、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这些并不是与文化、文学，与世道人心无关的东西，更不能仅仅被视为执政党的宣传口号，尽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总会随之变化，但总是更迟缓，慢半拍。敏锐的作家应该深入到不断变化的社会存在内部来感受、观察和发现社会意识、世道人心的变化，而不是躺在关于乡村的僵滞、被甩脱、非主体的既定观念上来写作。

有两部批评界不太关注的作品，一部是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是一位很有实力、很敏锐的作家，批评界更多关注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石榴树上结樱桃》却被德国人翻译成德文，并且把德译本作为国礼送给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这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德国人关注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描写了中国的乡村选举，这是在新世纪很为世界关注的一件事，西方世界视之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关系到中国未来民主政治走向的一个征兆。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对乡村选举进行了反讽性的描写，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家读了会作何感想。

小说塑造了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农民形象，熟悉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可以说是当代农村的写照，小说描写的计划生育、招商引资、治理污染、村干选举，都是农村当前的事，陌生是因为我们无法把他们纳入到文学史对农民的历史认识当中，不仅不同于鲁迅笔下麻木、短视、保守的农民，跟贾平凹等人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挽歌叙事的农民都不同。

有人说这部小说对乡村民主选举作了反讽性的揭露。小说写当下中国农村的事情，但写得却像官场。小说里的村干部一个个都生龙活虎，有滋有味，权力欲和心计都很强，主人公女村长孔繁花就够厉害，还有黄雀在后的孟小红。这种官场现象不能完全从消极面来看待，它至少能体现出乡民生活、乡村现实与上头、与国家、与时代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中国自古是皇权不下县，乡土社会是靠宗族、宗法力量来维系。农民只知道、只关心鼻子底下一些事，心里只有亲戚邻里、三村五店。十七年的农村小说里的农民形象改变了这一切，变得有国家，有集体，有未来关怀。而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鲁迅，回到了现代文学的那种乡土气象。在这个背景下看这部小说，其实能看到它与时俱进的一面。一方面，这样一批村干部已经不像梁生宝那样有着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自律，而是各怀心思，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目的和手段; 但小说里的官庄村其实在当下中国农村是治理得很不错的村庄。孔繁花有能力，有热情，不贪不腐，热心公务，对村务治理可以说井井有条。相比之下，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更大问题是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缺位，村干部要么是没能力，没素质，不作为，村级机构形同虚设，造成乡村的一盘散沙、丛林原则 要么是缺乏为公的意识，当干部就是为了吃吃喝喝，自己捞钱，损公肥私。这两类村干部其实更是当下乡土小说的主流形象。

另一部小说《荒地村》同样是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这部小说并非因为它写得多么好，艺术水准多么高，而是说它体现出对时代发展的敏锐观察，一种面向未来揭示和重塑世道人心的文学品格。小说讲述一个来自异乡的果农刘发林承包了某贫困村的一片果园，因为他懂市场、懂技术、会管理，又肯下力干，靠果园致富了，由此招致村民们的眼红，直至发展到哄抢破坏。刘发林不光收成没了，几年的心血、大笔的投入也打了水漂。对这种犯罪行为他当然不服，告到法院并获得了胜诉。但问题是他虽然胜诉了，要想追回自己的损失，却是难上加难。有道是法难责众，而且村民们都那么穷，根本拿不出钱来赔偿。更主要的是，即便得到了赔偿，作为一个离乡背井在这里打拼的外乡人，从此以后也很难在村里立足，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事业也要终结。另一方面，主人公经过几年的劳作，与当地村民的交往，其思想意识乃至于感情也在发生变化，他认识到，大部分村民参与哄抢其实并不只是眼红、吃大户，而是穷困、致富无门以及身上背负沉重的负担。小说写的是世纪之交，那时候农民负担还很重，没有免农业税，还要负担各种提留、税费。还有很多村民虽然穷，但穷得本分、正直，不失人性道德，不惜得罪邻里乡亲来保护果园。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主人公最后毅然放弃了索赔，而且还带动村民都来种树，他提供市场信息、技术、销售渠道，尝试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刘发林向村民让利，村民也认可了他的承包权，由此双方的利益趋同了。

小说的基本情节并不复杂，但值得关注的是作品这样一种矛盾解决方式。试想一个信奉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他/她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健康的社会、市场环境，就在于它有明晰的产权、公正且可执行的法律制度，才能确保人们正常地生活，顺利地参与，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主人公的正当权益理应得到保障，理应追讨赔偿。但问题是在中国，在乡村，很多法律的问题并不一定通过法律手段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法律的参与有时候会导致问题复杂，甚至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零和、边际效益递减，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要诉诸文化、伦理，诉诸世道人心，而这也是一个重建社会、重塑世道人心的过程。

所以，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及《荒地村》这样的文本里，我们看不到诸如贾平凹小说《秦腔》里不可更改的虚无主义、悲悯之气，当然也不是一派莺歌燕舞，但是这些作品让我们认识到，乡村的未来与农民主体是密切相关的，《秦腔》里农村的主体性不是农民自己，而是在别处，在于这个不可违逆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荒地村》，包括《石榴树上结樱桃》里，农民却是自己命运的主体，这是根本的区别。其实这正是启蒙、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标志，这即是说，人类当在自我，在此时此刻的现在而不在异时异地的他者那里寻找和确立主体，确立命运自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