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

一、文学在建构中国形象方而的独特作用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他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这说明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阅读一国的文学作品形成对该国的印象，而国家也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传播着自身的形象。文学成为国家的一种影像。

文学作为塑造与传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展现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新闻媒体常常被西方人视为中国政府的官方喉舌和舆论工具，加之新闻在表述上的概括性、程式化特点，难以获得其认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示的中国形象，由于政治性强、利益冲突明显，也不易为外国人接受。而文学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外国人看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葛浩文认为: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

文学作品塑造的中国形象除了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外，还具有良好的可接受度。文学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丰富多维的生活现象，向世界展示丰满充盈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蕴涵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寓中国形象于审美愉悦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异国读者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一般来说，普通读者往往没有时间、精力和条件去专门阅读某个国家的历史来了解该国，他们更多地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游记、电影、电视剧等形成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我们通过美国小说及其派生出的电影、电视剧对美国的了解，比阅读美国的历史、政策要多得多。同样，中国文学及其派生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容易为西方人悦纳，成为中国形象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文学建构的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就具有长久效应政治和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基本上对应于具体的境遇，有针对性地做一种塑造之功，达到一种具体的目的;而艺术形象则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甚至带有永恒性的创造。一个再伟大的政治行为和媒体行为，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而伟大的艺术形象一旦产生，就永垂不朽。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积极正而的国家形象会变成一种良好的声誉资本，长久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识，甚至会形成一种定型化形象，潜在地、长期地发挥作用。譬如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七哲人王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正而定型化形象。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的《曼德维尔游记》，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许多来华传教士，都能看到一个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的帝王，他们将帝王的言行、品德与中国古代哲人孔子联系起来，建构起一个关于中国的正而定型化形雾粉一一哲人王，推崇中国的哲人政治，使之成为西方中国热的一个重要方而。虽然到了18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国热的落潮，哲人王一词沉入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但由于定型化形象的持久性和多语境性哲人王一词在20世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时代开始复活。美国的三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到中国红色边区采访，将一个生机勃勃、到处平等、民主的红色中国及其领袖集学者、哲人和领袖于一身，散发出哲人王魅力的毛泽东呈现给西方。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特别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乐观向上，互助合作，团结友爱，更让20世纪中期陷入精神困境的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再次成为道德理想国，而执掌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智慧完美的哲人王毛泽东。时至今日，这一西方人的中国梦不只是沉淀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史料典籍当中，也现实地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

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不仅具有长久性和多语镜，而且具有重塑性和更新性。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是动态的、历时发展的，虽不能完全同步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但富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会选择一些重大的、反映时代巨变的题材，如莫言的《蛙》《天堂蒜蔓之歌》《酒国》等，从文学的维度不断重塑中国形象，更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和评价，发挥文学作品既塑造又传播中国形象的功用。

二、莫言作品对外传播中构建的中国形象

莫言可以说是新时期作家中作品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家，其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蔓之歌》《酒国》《生死疲劳》《蛙》等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学在域外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为当代中国形象的域外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且也有助于改变国外某些文学批评家的偏见。曾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获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表示:无论如何，我最近不得不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我的标准等。可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塑造着中国形象，也更新着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莫言的作品承载着哪些构建中国形象的信息?莫言及其作品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莫言是一个关注当下题材的作家，他在创作时并不回避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大胆揭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反思建国以来经济领域采取的某些措施，反省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表现出一个富有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具有的主人翁精神。

首先，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批判的中国形象。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并不等于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更能彰显中国恢宏、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关键是要反映中国人民而对这些问题时的心态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勇气。

改革开放之初，山东苍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蒜蔓事件。农民按照县政府的旨意大而积种植大蒜，结果丰收的大蒜卖不出去，请求县政府帮助时，县政府却疏于过问。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莫言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创作，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反映弱势群体诉求、批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蔓之歌》，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糟蹋共产党声誉的贪官污吏，批判官官相护的官场腐败现象:在蒜蔓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天堂县委书记和原县委副书记在掩人耳目的学习检讨之后，又到异地任职，就像蒜蔓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株《天堂蒜蔓之歌》在为民请愿、帮助执政党克服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弊端等方而，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莫言的《酒国》则直接揭露和批判新时期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作风。小说中的侦查员丁钩儿原本奉命前去调查红烧婴儿案件，却在当地党委书记的怂恿下吃了红烧婴儿这道菜。小说中人物作家莫言被邀请到酒国参加《酒法》起草小组，在与市委书记同席的铺张浪费的宴席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竟然唱起大段不畏强权、反腐倡廉的戏文，何其讽刺!

在《檀香刑》中，莫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以钱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对上级曲意逢迎、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成为命运的玩偶而处于一种压抑和煎熬状态。在以上作品中，莫言对农村的官僚主义作风、酒场上的腐败风气、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都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天堂蒜蔓之歌》《酒国》《檀香刑》等都是译成外文后较受关注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东方特质与文化上的冲击足以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国外的评价有很多也强调这些作品的批判色彩。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评价道:莫言的《天堂蒜蔓之歌》以激越的元小说形式，暴露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贱《酒国》更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尖锐批评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而进行了批评和讽刺。《檀香刑》可以解读成对盲目西化的批评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表现出怜悯之情。

莫言是一个善于揭出社会脓疮、腐败毒瘤的作家，但他的批评又是善意的、有节制的。莫言在小说中批判的现象是执政党致力于解决的、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莫言小说中的批判意识从主旨上顺应了民意，也与执政党的理念相一致，因而在调节公共权力关系、塑造中国形象方而，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莫言的作品建构了一个反思的中国形象。这方而比较典型的是《蛙》和性死疲劳》。

《蛙》选取了敏感的计划生育题材，追问生育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塑造了具有当下性和现场性的中国形象。计划生育是基于中国国情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国际社会上也遭到来自人权方而的非议。正因为如此，许多当代作家在创作时往往规避这类敏感题材，而莫言则在自己的创作中直而别人熟视无睹或不便言说的题材，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意识，显示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审视和批判精神。他这样说:直而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的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

莫言在小说《蛙》中对计划生育题材的处理没有丝毫的闪烁其辞，而是表现出冷静、客观、公正、全而的态度，既让我们看到了计划生育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有违人性的行为，也展现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时代需求与伦理传统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反思民族的发展历程。莫言在《蛙》中所塑造的反思的中国形象将个体的反思和国家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姑姑万心这一个体来完成。乡村女医生万心是时代造就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