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烟瘾

【编者按】

“吸烟有害健康”为何无法阻止吸烟者？起初，烟草被美洲原住民用作萨满仪式中的致幻剂；欧洲早期将烟草视为“万灵药”，作为治疗疾病和预防瘟疫的药物；如今，烟草的使用则被界定为一种蔓延全球的成瘾性疾病。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变化：烟草类型越来越趋于温和化；烟草的功效从使人失控逐渐转变为自我控制，且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服务于社交目的的礼俗式吸烟社会渐渐转向退居私人场合的法理式吸烟社会。而考察这些变化，就会发现它们与文明化进程、医学范式的改变、大众消费时代的兴起之间有着更为广阔的关联。本文摘自《吞云吐雾：西方烟草使用史》（石雨晴译，贵州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4年2月版）第三章“总结：被视为大流行病的烟草使用”，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吞云吐雾：西方烟草使用史》书封

下文摘自克罗1991年著作中的《维持稳定》一章：

烟草中的尼古丁有很多用途。但在开始探究尼古丁为何有资格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首选药物时，我们可能会首先考虑的观念之一是：烟草可以将人们从若干不同的焦虑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从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中恢复正常。这恰恰是我们会对工作场所常用药物怀有的期待，工作场所需要正常，但从无聊到压力的各种因素都容易令人陷入不正常的状态之中。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克罗的这些结论都源自对大量临床研究的回顾，因此，格外适合放在此处，用以说明当今医学界对烟草使用的理解。克罗曾暗示，医学界对烟草使用的理解或许有助于解释烟草（尼古丁）为何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首选药物”。他论述中体现的观念与过程，其实都是西方烟草使用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对应的是一个距今较近的“阶段”，对此，我希望前文已经论证清楚了。如果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结论，我们会看到一些重要的转变过程。下面，将概述一下这些过程，作为对本书前文所有内容的部分总结。

第一，一如前文所述，要将烟草用作恢复“正常”（即“维持稳定”）的药物，有一个前提，必须存在相对温和的烟草类型。对初遇西方人的美洲原住民来说，烟草基本不具备这种用途。总的来说，当时所用烟草的强度远远大于当今西方所用的品种。在某些美洲原住民部落中，就算老烟枪也常因抽了一烟斗的烟而晕厥。美洲原住民萨满经常借助烟草进入幻觉：他们认为烟草是连接正常世界与灵魂世界的桥梁。在这种背景下，烟草基本不会有“帮人恢复正常”的作用。西方人只将对自己来说最温和、最适口的烟草品种带回了西方，但一如前文所述，就连这些烟草的效力都远远强于当代常用品种。烟草最初被比作酒精，不仅因为当时只有饮酒这一行为模式有助于理解烟草的使用，也因为这种行为模式与西方16世纪和17世纪的烟草使用行为模式高度一致；这一时期的烟草具有强大的致醉性。这一“阶段”的烟草也基本不具备“帮人恢复正常”的作用，不仅如此，其中可能还掺有各种会影响精神状态的剧毒物质。到18世纪，鼻烟成为最受欢迎的烟草使用形式，向鼻烟混合物中添加其他物质成为了完善其属性的一种手段。

渐渐地，为迎合大众口味的变化，流行的烟草类型开始温和化。到19世纪，雪茄和烟斗开始越来越流行，不过，就连它们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以烟斗为例，斗柄越来越短，材质越来越经久耐用，带“过滤网”的越来越多（Welshman 1996：1380）。此外，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烟草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偏好烟道烘干、更加温和的“亮色”烟草。这种转变与香烟的兴起密切相关。香烟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它被视为一种极其温和的烟草使用形式。进入20世纪，香烟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出现过滤嘴香烟、低焦油过滤嘴香烟，然后是极低、超低和特低焦油香烟。向烟草中“掺杂其他物质”的做法以及香烟所能产生的焦油量和尼古丁量都开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焦油量和尼古丁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在1965年至1975年间，每支香烟的平均尼古丁含量（以毫克为单位）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Lee（1976），援引自：Ashton and Stepney（1982：7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尼古丁含量的下降不仅反映了政府监管的加强，还反映了消费者的需求；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自4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积蓄势头的过程的延续。自烟草传入以来，英国与西方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都出现了两种非常明确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对这种“商品”的监管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消费者所偏好的烟草品种与形式越来越温和。直到烟草的效力被大幅“削弱”后，它的使用方式才开始向克罗的描述靠拢——既可以用作对抗压力的镇静剂，也可以用作对抗无聊的兴奋剂。这一转变也与其他一些过程相关，概括一下，就是烟草从用作失控工具向用作自控工具的转变过程。在这些过程中，烟草的使用变成了一种控制情绪状态的工具，以及如克罗所言，一种帮助吸烟者“维持稳定”的工具——或者如我已论证的，一种帮助吸烟者保持教养体面、保持自我稳定的工具。纵观这些过程，它们大部分时间的主要驱动力都与健康无关——事实上，有很多变化（包括向更温和烟草类型的转变）都是与当时的健康担忧相违背的。更确切地说，这些过程的驱动力一直都是对区别化的追求和对尴尬的恐惧，这些都与文明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不过最近，对“礼仪”的关注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化成了对健康的担忧。

第二，西方烟草使用观念发展的另一“阶段性”特征是克罗提到过的一种观念：烟草使用的本质与情绪状态的控制有关。如前所述，烟草在最初被引入欧洲时，是被普遍视为万灵药的。人们主要将烟草视为药用植物，可用于治疗从牙痛到癌症的各种疾病。但没过多久，烟草的使用就开始娱乐化了。事实上，由于当时医生们的反对，滥用烟草的行为遭到过大力抵制。后来，烟草的使用逐渐成为了社交能力的标志，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调节社交互动。尽管烟草仍会被用于维持“体液平衡”，进而维持健康，但这种做法还是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自我给药的民间疗法，而非“正规的医学疗法”。

渐渐地，人们对烟草功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在距今相对较近的一个发展阶段，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烟草的使用视为一种补充活动，相应地，开始利用烟草增强自己在其他各种活动中的表现，尤其是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人们开始将烟草的使用视为一种有助于吸烟者控制和对抗无聊与压力的活动——治疗现代生活弊病的万灵药。实际上，这些观念与16世纪将烟草视为万灵药的信仰如出一辙，不过还是有一点关键区别：现代的这些观念更明确地聚焦在了烟草对思维、神经和大脑的影响上。它们基本得到了20世纪初医学界的认可。一些医生甚至建议通过适度使用烟草来缓解压力，尤其推荐给正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Welshman 1996：1380）。人们越来越重视烟草对思维的影响，而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有关吸烟到底是应对压力的工具，还是压力产生的源泉，这一争议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近年来，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尼古丁对治疗神经失调的有效性。烟草曾被视为一种治疗周身各种疾病的药物，这一观念在20世纪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可能有些外行人还觉得烟草可以预防流感，或是可以帮助吸烟者咳出体内多余的黏液。不过，吸烟仍被视为一种控制体重的手段。关键是，这种烟草使用观念完全依赖于自我控制与自我展示的概念。在距今较近的西方烟草使用观念发展阶段中，这些概念成为了尤其重要的主题。

第三，西方对烟草使用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特别独特的个性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吸烟被视为一种控制情绪的手段。正如前文卡鲁克吸烟者的例子，美洲原住民所用烟草的形式、功能、用法和意义，以及他们对烟草的理解和体验，主要受宗教仪式、集体信仰和传统宇宙观的支配，而非受个体差异的支配：正如哈林顿所述，“个体差异也会很小”。烟草在传入欧洲的早期阶段，使用方式就已出现巨大差异。以17世纪的“风流公子”为例，他们设计了一套非常讲究的烟草使用流程。18世纪的鼻烟使用者也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捏取”鼻烟的操作流程。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鼻烟使用者通过调整鼻烟混合物的成分来实现个性化。但在即将迈入20世纪之时，这些围绕烟草类型及其使用形式的差异开始逐渐减少。香烟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烟草使用形式出现了。不过，最为重要的还是功能的个性化（吸烟效果的个性化），这成为了20世纪烟草使用最主要的性质。换言之，烟草类型及其使用形式的差异性在减少，但功能的多样性在增加。克罗的观察结果必然是定位在这一阶段，而且指的是烟草使用在控制情绪时的高度个性化。烟草使用的个性化过程仍在继续，且已扩大范围。近年来，吸烟者能够通过购买特定品牌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个人形象，也可以通过购买不同焦油含量和尼古丁含量的香烟品牌来选择不同的吸烟“风险”。

第四，烟草的使用同时受生物药理因素与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烟草使用体验的日益多样化恰恰与这二者之间的天平偏移有关。阿什顿和斯特普尼（1982：47）指出：“从茶和咖啡（含有温和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到酒精（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和大麻等‘软性’毒品，再到阿片类药物等传统的强成瘾性毒品，与它们有关的各种习惯都会持续受药理作用的影响。”前文曾论述过，在烟草传入欧洲后的这四百多年中，药理因素对烟草使用行为的影响在不断递减，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则在不断递增。美洲原住民和早期的欧洲烟草使用者追求的都是“力量的味道”（当然后者所追求的力量要远小于前者），相比之下，当代香烟对吸烟者的影响是相对温和、没有明确定义、也没有明确结束点的。我旨在证明，纵观整个烟草史，人们对烟草使用的理解曾经大幅减少烟草使用体验的差异性——粗略概括一下就是，这些话语有效“消灭了”一些体验。不过，现在的烟草使用观念不同了，它们也已对当代的烟草使用体验产生了日益重要且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这或许能部分解释烟草使用体验的日益多样化，尤其是考虑到功能个性化在过去约一个世纪里逐渐成为主导性主题的过程。由此出发，我们或可理解烟草使用方式从美洲原住民的风格向当代西方烟草使用者的风格的转变，前者是低使用频率，但每次的剂量很大，所用烟草很烈，后者则是高使用频率，但每次的剂量很小，所用烟草温和。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克罗重点关注的是尼古丁的作用，而非烟草整体的作用，这个重点的选择反映的是一个话语还原的过程，话语还原是临床医学话语的一大特征，从19世纪开始，临床医学话语逐渐在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的话语还原旨在寻找并分离出可解释“人们为何吸烟”的一般性心理过程和药理过程。不过，这种将社会行为还原为稳定的、广泛适用的生理状态的倾向离不开某种形式的过程还原。正如前文所见，烟草本身从来都不是稳定不变的。烟草自传入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至今，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换言之，烟草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同理，人们使用、理解和体验烟草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当代吸烟者为众多强大的生理过程所“奴役”，这或许能给他们带去强烈的烟草“成瘾”体验。关于戒烟的医学建议离不开进一步的话语还原。人们认为，吸烟者可以用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贴片或最近出现的非燃烧式尼古丁吸入装置来替代香烟，从而逐步“戒掉”烟瘾。讽刺的是，这些戒烟产品可能反倒给西方的烟草使用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下文描述了第一款“无烟”香烟的问世：

1987年9月，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中，［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在纽约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款新香烟的资料包、图表和剖面图。这款香烟的主要卖点在于，它的外观、点烟方式、味道、吸烟方式与其他香烟无异，但不会产生烟灰；在第一口或第二口吸完后，它就不会再产生烟雾了；吸烟中途将它放置一旁，它会自动熄灭，不会点燃与它接触到的任何表面。这是一种设计精巧的古怪香烟，烟草将一根碳棒包裹其中，整体呈圆柱状。吸烟时，碳棒会被点燃，燃烧的碳棒会加热吸烟者吸入的空气，这些空气会经过香烟中心内置的一个小型铝制胶囊，胶囊中是用烟草提取物（尤其是尼古丁）和食用香料制成的许多小珠。这款香烟上还装有醋酸纤维素过滤器，但无人解释该过滤器对一款基本无烟的香烟有何价值。霍里根（Horrigan）［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按照律师精心准备的话术发表了声明，称这款香烟中的烟草不会燃烧，因此可以“根除或大幅减少”正常香烟会产生的各种化合物，“包括经常引发吸烟健康争议的大多数化合物。简言之，我们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干净的香烟……可以满足当今许多吸烟者的愿望和想法”（Kluger 1996：599—600）。

或许大家已经看出，“无烟”香烟的出现标志着对烟草的医学化“解剖”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烟草的成分被“解剖”得更细了。这款新型香烟用的都不是烟草混合物，而是烟草“提取物”。不过，最有趣的是，这款无烟香烟得到支持的理由是，它是“全世界最干净的香烟”，它很“安全”。前者是一种美学论点，后者指的是，即便无人看管，它也不太可能引发火灾。克卢格（Kluger）继续说道：

不过，在霍里根试图详细解释这种全新香烟的性质和用途时，他的措辞却暴露了该公司在向公众介绍该产品时的进退两难。“我们并没有说这是一款安全的香烟，或是一款比其他香烟更安全的香烟。”他说，“我们的意思是，使用这款产品后，许多针对烟草燃烧及其所产生化合物的指控都会大幅减少。”这番含糊其词的言下之意其实很明确：这款香烟的危害较小——若非如此，雷诺兹烟草公司为何要推销它呢？只是为了满足“当今许多吸烟者的想法”吗？这会让该产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吗？（Kluger 1996：600）

在克卢格看来，这款无烟香烟不过是烟草行业为欺骗消费者的又一次尝试，他们企图让消费者相信，他们发明出了更安全的产品。尽管克卢格的这一观点与我在本书前3章提出的论点一致，但我认为，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的这一发明确实能满足吸烟者的某种真正需求——该需求与其说是“想要更健康”，不如说是“想要满足社会对可接受行为的不断变化的标准”。为什么要装过滤器？或许是想帮吸烟者避免随地吐痰。为什么要具备“阴燃”的属性？这样能减小吸烟者引发火灾的可能性。为什么要避免产生烟灰？这样吸烟者就不会在吸烟后留下“一片狼藉”。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无烟？烟雾正是烟草使用“烦扰他人”的原因所在；也是让吸烟成为“空间”问题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烟香烟确实能满足当今吸烟者的一些愿望和想法：能够满足政治正确的要求——能够保证在他人面前吸烟时，不会传播疾病。尽管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的这一发明发展不顺，但无烟香烟仍有可能最终发展为最受欢迎的烟草使用形式和模式，这都是尚无定论的事。不过，这些过程的发生显然是为了应对本书关注的一个最根本的范式转变：烟草从初入欧洲时众人眼中的万灵药，沦落成了如今众人眼中的大流行病——一种蔓延全球的成瘾性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