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水患频发，建大坝意在防洪图生

历史上，母亲河常被誉为“中国的母亲河”，然而她也常给养育的子民带去无尽灾难。古有“天下黄河乱”之说，端的是这条捉摸不定的泼妇脾气。

每当汛期来临，泥沙浊流便卷土重来，一浪高过一浪将万家淹没。我们的先人无数次历经洪水肆虐，无奈只能重整家园。

新中国成立之初，黄河中下游的水患尤为严重。山东河堤几乎每五年就有两次决口，河南也屡屡泛滥成灾。建国后头十几年，仅河南山东两省每年就有数万人无家可归，上万顷良田毁于一旦。

百姓苦不堪言，决心找个法子治理老祖宗河，免受水难之苦。

1954年，中央在京召开水利会议，众志成城决定建三门峡水库以期防范洪水。这座工程令人满怀希望，共和国所有儿女都盼望母亲河能由祸害变福泽。

三门峡大坝建成，隐忧伴随着欢乐

经过8年浩大工程建设，1961年我国第一座百亿元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库正式建成。上下8000米长的水泥大坝横跨母亲河，挡住了滔滔江水。

当1963年第一大坝经受住第一次考验，泛滥未波及到山东河南下游地区时，沿岸的老百姓欢声雷动。

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水患魔咒，免遭灾难侵袭。中下游群众也没少带礼物北上祝贺和谢三门峡“救命恩人”。

然而大坝竣工伊始，就暗藏了隐患。设计监测之不足和对黄河流域复杂地貌判断失误的锅，最终三门峡自己来背。

水库上游渭河地区泥沙猛增，河床不断上涨逼近关中平原，西安的安危也随之笼上阴影。同时三门峡至潼关河段淤积超过30亿方泥沙，堪比又一个大坝。

除却地上悬河外，渭流域因水患愈发严重。大量淤积导致地下水位不断抬高，农田越来越咸。到1969年，关中盆地已有上万顷良田盐渍化。

种地的主脑们无计可施，心如死灰。

淤积难题引爆上游地域矛盾

三门峡大坝建成初期，曾一度令下游数百万人免于水患之灾。然“解围”之后，上游渭河地区却遭殃。尤其是西安等古都承载了太多文明古迹，一旦饱受水淹便难以想象。

1964年，水库内淤积量已达35亿立方米之巨。这堆积如山的泥沙挤压河道，导致渭河河床急速抬高了4.5米之多。

群众惊呼“地上悬河”，只因河水高高悬在城市与土地之上，随时可能崩塌倾覆。

西安等下游城市废寝忘食应对这场灾难，工人和农民不分昼夜筑堤防淹。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注定艰难。

坚强的堤防很快就被汹涌的河水冲毁，三门峡大坝似乎成了西安老百姓心目中的眼中钉。

与此同时，关中平原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上涨，开始大范围盐渍化现象。到1969年，已有上万公顷良田荒废。这些看起来分散的灾难，其实都是同一个根源–三门峡大坝泥沙堵塞而致。

面对百姓生命财产与文明古迹双重威胁，西安民众积怨已久却无能为力。他们控诉水库专家欠考虑，指责决策部门麻木不仁。

甚至公开质问“我们的苦难难道要持续到何时”。这场让人痛苦的地域矛盾，由三门峡引发，却不知何时能平复。

治理无果，壮举败笔论争再起

面对渭河地区愈演愈烈的泥沙淤积与水患问题，政府决心出手补救这场三门峡制造的灾难。

1966年，首次大规模治理湍急的母亲河。工人深埋炸药于大坝之下，再开出两洞四管增大泄洪能力。短暂的康庄大道来了一阵，淤积问题略有缓解。

然而大坝创伤太深，这点疗伤如隔靴搔痒，20%的淤积物仍紧咬水库不放。

三年后，政府又投入8000万巨资，在大坝下开出8个新突破口助流泄沙。这次总算有了显著成效，潼关段河面下降2米之多，是1960年后最佳纪录。

然一场告急之后，又何尝不是转瞬即逝。

众口难调的争论随之再起。建设派大唱“水利精髓”，认为治理只是时间问题，成效已初现端倪。反对派则痛斥巨坝“害群之马”，不但灾害上游，品味工程、监测失当也耗费了太多社会成本。

除争论外，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凸显矛盾。河南安徽等下游省份的群众夸大坝工程功劳，抹杀上游灾民的苦难。西安老百姓则群情激奋，痛斥政府应切实解决渭流域难题，否则他们宁可大坝不存在。

这场由政策失误引起的激烈社会论战，恐怕短期难以平息。

梳理历史，止损促进共生共荣

对三门峡水库的论战至今难分难解。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大坝的意义，也需警醒盲目乐观。

须知中下游防洪事半功倍，关中文物古迹也因此幸免劫难。

然痛定思痛，欠缺预见、妥善设计与管控的教训同样鲜明。大自然万变不离其守，我们更要处理好发展与生态的关系。

今后水利工程需要科学论证，模拟可能隐患和应对预案。改造也须因地制宜、步步为营，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最大程度避免生态破坏和社会冲突。

如此，母亲河的康庄才能落到实处，我们的人民也将永远受益。让我们携手前行，使三门峡薪火相传的精神化为查漏补缺、治理更新的持续力量，促成人水和谐共生的美好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