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鸡、狐狸和画眉鸟：一部纪录片中的母爱困境

一位悲伤的母亲在西湖边的朗读亭，给天上的女儿读童话故事《金鸡冠的公鸡》：

“公鸡呀公鸡，金鸡冠的公鸡，你的脑袋油光光，你的胡须丝一样，你把头探出窗口，我给你吃颗小豆。”母亲声音哽咽，“孩子，你要经常到我梦里来啊。”

这段视频打动了余红苗，她拜访了这位母亲，吴女士，得知就在2004年，高考前一年，吴女士的女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母亲，吴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吴女士（右）在纪录片《金鸡冠的公鸡》中。资料图

余红苗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及制片人，有超过二十年的新闻及纪录片工作经历。她感觉到这样的现象并非个案。在生活中，不同的朋友与她谈及孩子的那些事时，总会提起别人家那个轻生的孩子。

但要说拍这个故事，余红苗是犹豫的，因为反复的讲述可能会一遍遍加重当事人的痛苦。第二次见面，吴女士却主动提出将这个故事变成纪录片，来帮助那些和她一样痛苦的家庭。她说，这得益于上次见面的倾诉。

余红苗和吴女士年龄相近，“我似乎懂得她的痛”。前后五年多的时间，余红苗每年都会和吴女士见面，了解她的状况。与之前拍摄其他故事不同的是，过去拍摄的更多是动态，是冲突。这次的拍摄，更像是去端详一个“静态”的故事。“女性如何有这个痛苦，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痛苦，最终从中一点点走出来”。

拍摄中，余红苗见到吴女士的第二个女儿，她留着短发、瘦弱，得了癌症。纪录片展开了这位母亲的两段母爱困境。

《金鸡冠的公鸡》本是一个寓言，一只公鸡一次次被狐狸诱惑跑出安全区，继而被狐狸抓走，猫和画眉鸟一次次将它救回。孩子就像是故事中的公鸡，这个叫狐狸的社会总是那么“凶险”，一次次趁着猫和画眉鸟（父母）的不注意，裹挟着公鸡离开。

纪录片入围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2023年12月4日-12月7日，第二十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金鸡冠的公鸡》入围终评名单。

公鸡的走失

多年后，重新面对这段失独痛苦，吴女士泪流满面。

2004年秋天，“小公鸡”Q选择永远离开，只留下一张字数不多的遗言，“我再也不想当滚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了”。她否认这个选择与学校的关联，交代了自己的书籍、碟片的归属，没有一句提及父母。

吴女士在1979年接受高等教育，温柔、开明。女儿曾比喻过，两人是“双胞胎”，沟通无碍，很少发生冲突。在一张照片里，母女俩笑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露出相似的下颌线和酒窝。

电影《网络谜踪》中，女儿突然消失后，悲痛欲绝的父亲开始寻找女儿。过去他认为足够了解女儿，直到在寻找中发现了女儿完全不同的一面。

现实中，这种探寻是困难的，“一方面是孩子的遗言，吴女士要去尊重，”余红苗说，“另外一方面，我想她是很痛苦的，很难自拔，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已经无力再去追究。”

纪录片中，吴女士不再看电视，不参加家庭聚会，一家三口的画面总会刺痛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那个时候，她总会幻听到女儿小时候的声音，自己骑自行车带着女儿爬上高高的坡道，女儿喊着“妈妈”“妈妈”，直到爬到最高处，女儿睡去了。现实中，Q的一部分骨灰已经洒向了大海，另一部分则永远留在骨灰盒。

吴女士的丈夫并未在纪录片里出现，女儿离世的创伤同样折磨着这位父亲，他无法再面对熟悉的生活。

去世前，Q刚刚度过了十六周岁，就读于杭州某知名中学，一年后即将参加高考。她拥有美好的前景、开明的父母、亲密的朋友，几乎回应了家庭和学校的所有期待。Q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上面有很多古希腊、印度等神话内容。她兴趣广泛，喜爱文学、小说、漫画，但在父母的建议下学了理科。

《金鸡冠的公鸡》在节展放映后，余红苗收到一条短信，对方自称Q的同学，她说Q并未在学校中遭受性骚扰或校园霸凌之类的问题，“请吴妈妈放心”，但她提到那时学校组织模拟考试排名，原本擅长文科的Q，理科成绩不那么突出。

多年来，吴女士反思女儿的离去：“内心深处是非常自责的，这个自责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从女儿的行为上又知道，是自己做错了。”

余红苗形容，Q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孩子，周围一切被阳光照耀，没有一片阴影，不能接受父母的失望。“实际上，她有可能是属于‘好学生心态’这么一个类型的孩子，会根据父母的意愿，变成父母喜欢的样子，一切都非常优秀，然后掩饰自己一些痛苦的东西，越是这样的孩子，掩饰性越强，父母发现他问题的概率就越低。”余红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余红苗的家族里有个年轻人，昵称“小糖人”，也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校对。她给吴女士写信，提到自己是和Q一样的“好学生”，但也有过自残和轻生的想法。“我们为什么要做好学生呢？好学生确实不会被骂，但不意味着我们不叛逆，一旦做了令爸妈失望的事，我们对自己的谴责，其实比外界任何的批评都更加严厉。”小糖人说，“好学生一旦遭遇了难以启齿的事，通常不会找家长倾诉，因为我们不希望变成大人眼中那个有‘污点’的孩子。”

初中时，小糖人经历早恋，对方的父母打到家里，让她第一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而她的一位朋友，因为某次考试成绩不理想，揉碎了试卷，从楼上一跃而下，留下同样不知道原因的妈妈，“小孩子不害怕死亡吗？我想也不是吧。之所以还是会选择结束生命，也许是有更害怕的事情。青春期的人可能不会过多思考生命的意义，结束生命更多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报复大人们过高的期望，报复大人们的压制。毕竟，我们的生活细节里，充满了与大人的斗争”。

纪录片映后，余红苗遇到更多境遇相似的年轻观众。一位年轻人说，每次回家，妈妈都会铺好床，把一切布置得很舒适，她爱自己的妈妈，但是有时受到痛苦的折磨。她说自己曾经站在天台上徘徊，无法想象在平行空间里的那个“她”如果跳下去了，今天的爸妈会怎样生活？余红苗说，这些年轻人向她哭诉的时候还是笑着的，就像太阳雨一般，在这样的时刻，“好孩子”还是不忘自己要坚强。

余红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成年人希望孩子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孩子为了减少冲突，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者说为了让别人也觉得自己好，他们会努力为成年人世界塑造一个榜样。一旦他们变成了榜样，就无法从榜样的模具里脱离出来了，无法成为自己。”

一位给许多孩子做过心理辅导的老师接受过余红苗的采访，他说：如果父母足够仔细，学会去洞悉孩子，就会在孩子决定轻生前，发现各种征兆。这位老师多年来接纳、消化孩子的痛苦，开导孩子，避免了很多悲剧，但还是在2023年9月时，痛失一位学生。

狐狸的凝视

2018年，余红苗第一次见吴女士13岁的二女儿时，她已经打了六年的促生长发育的激素针，终于追上了班级的平均身高。这个孩子罹患癌症，身体时冷时热，心跳血压不正常。有一次发病，她突然说：“老妈，我是不是要挂掉了？”

二女儿，像树，生长缓慢，但是自我、独立。她的食欲不佳，体重只有57斤。吴女士关心着她的身高和体重，一边用筷子搅拌着杯中牛奶，让牛奶快速凉下去，一边数着距离60斤只差3斤了。

二女儿房间里堆满了娃娃，偶像是主持野外探险节目的贝尔。吴女士说起孩子的纯真，露出了笑容，她睡觉时不敢脱衣服，原因是“许多贝尔在看着我”。

吴女士想拿出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孩子不愿意，于是细语安慰，好的好的。为了接近女儿，她学着玩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手游。女儿不耐烦地提醒她“用摇杆呀”。吃饭的时候，吴女士在鲫鱼汤里加了萝卜丝。女儿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绿色的，像毒药一样”。餐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听着女儿的抱怨，吴女士的情绪一如既往的稳定，轻声说“你想怎么办呢”“不吃就算了呗”，引得女儿扑哧一笑。

吴女士在第二段亲子关系中更加谨慎。余红苗形容，“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有些被动。

被动的何止吴妈妈。她和其他妈妈们聊天。有的说，孩子像是河豚，一天到晚气鼓鼓，不知道会被哪些话给惹毛。还有的“忍气吞声”站在门口，不敢跨进屋里，更不敢“侵犯”孩子的私人领地，小心询问着“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吃东西”。

一位妈妈说，自己的儿子总是把“我累死了”挂在嘴边，她劝说儿子不要这样。儿子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跳楼，因为他们没有宣泄的口子呀，他们憋在心里没地方宣泄。我好歹会宣泄”。

痛苦感仿佛是新一代的亲子关系中的独特感受。吴女士向余红苗谈到自己的母亲，乐观坚强。Q去世后，母亲从未在吴女士面前流泪，只是扶住吴女士的肩膀，轻声安慰。发生在吴女士身上的亲子困境，在她和母亲之间从未出现过。

“我也没有这样的困境，”余红苗是70后，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其实是没有那么多要求的，妈妈没空用眼睛盯着我们。她不会对你有什么需求，吃饱穿暖长大了，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混成什么样子，那是你的造化。现在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拍摄时，距二女儿中考还有两年，吴女士开始操心孩子的上学问题。“普职分流”后，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招生比例大体相当，妈妈们生活在焦虑之中，“取消中考后的普职分流”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高中，分流到职校怎么办？

吴女士的朋友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谁又愿意孩子成为另外那50%？学业竞争始终是妈妈聊天时难以绕开的话题：谁家的孩子正在补英语和数学的大课和小课？谁家的孩子星期五把作业做完，周末还会专门补课？

吴女士学着打游戏，关心二女儿的身体和情绪，回应她的爱好和兴趣，可是又不得不考虑升学、未来这些难以逃避的问题。

余红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父母也有很多压力，被社会裹挟着，卷入到竞争中。很多时候，父母也很难决定很多事情。所以这些压力会传导到孩子身上。亲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和谐的或者干脆破裂了。”

画眉鸟的盲区

吴女士出门后，她女儿告诉余红苗，自己最近在看《法医秦明》系列的书，凶案现场总有些绿色的液体令人作呕。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孩为什么不喜欢汤中的绿色萝卜丝。

这位青春期女生，感觉和妈妈讨论的内容始终有隔阂：“我聊第五人格，我聊MC，我聊二次元，你听得懂吗？”余红苗如实回答，她也听不懂。

余红苗观察，从小学拍到初中，女孩从一开始很兴奋地在镜头前展示自己，到后来面对镜头局促不安，“她看起来很拧巴，实际上内心善良，又有些胆怯和羞涩”。

即使再体贴入微的父母，又怎么能做到完全理解孩子？在车上聊天，女孩总是沉默，妈妈多说一点，七八句换来一个“嗯”，但听进了多少，吴女士不知道。

纪录片《金鸡冠的公鸡》中的吴女士。资料图

“每个父母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也许需要去观察自己跟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否对孩子产生了压迫，是否被孩子牵着鼻子走。”余红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不需要这样去小心翼翼把自己替换成她，去生活在她的世界里。”

拍完亲子关系里面的妈妈后，余红苗的注意力慢慢转向了孩子的痛苦。映后，有年轻观众当场抗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跟我妈妈沟通？”面对这些尝试沟通却无果的年轻人，余红苗突然意识到，“原来，母爱困境背后，妈妈痛苦的背后，是孩子更为深刻的痛苦。像Q，她用生命的代价来向世人讲述她的痛苦”。

小糖人说，自己一直到成年后，才找到了和母亲相处的中间地带：“大人们总以为自己是孩子无话不谈的朋友，可事实并非如此。回头想来，作为母亲，我妈也许从未奢望过我能理解她所做的一切。可是这道双向锁着的门，又该如何打开呢？有时候作为孩子，我们不是不想，而是不懂。”

2023年，余红苗完成了一套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系列，《你听见了吗？》。她找来七组家庭，有太多的问题要询问：亲子之间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问题？父母的焦虑在哪里？孩子的痛苦在哪里？

片中，一位三好学生发泄痛苦，常常揪着自己的手背，揪出蚊子包大小的印记；还有被认为学习不好的孩子，在机器人大赛里拿到第一名，仍然不被妈妈认可，“我接触的这些孩子，他们大多不开心，甚至痛苦。那么，成人世界是不是可以用放大镜认真地去看一看孩子的精神世界？”

这些孩子面对镜头，甚至愿意向陌生人去分享不曾在父母面前提及的喜好、想法，他们比想象中独立、成熟，而父母很少看到孩子的这一面。余红苗说，当一个人常年无法自己做决定，自己做选择，无法说出自己的观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会成为什么样的状态？成年人明明知道这样的境遇是痛苦的，可是当孩子遭遇这些，似乎被忽略了。

“如果真的能理解（孩子的痛苦），我认为就会像现在的吴女士一样放低要求了。”余红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至少知道孩子能承受什么，或者能成为什么，能做成什么，看到孩子自身所带的那些光芒。我认为很大部分父母是看不见的，他们只是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检出率比四年前差不多翻了一倍。《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到2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纪录片海报上是一个妈妈和一个孩子，共同推着一个巨大的心形石头上山。代表母爱的石头实在太重，这令母亲感到沉重，孩子同样感到沉重。“保持对痛苦的觉知。去觉察自己的痛苦，尤其去觉察你爱的人的痛苦，并理解他（她）的痛苦，我想这些痛苦终究会得以化解。”余红苗反复强调，这是她讲述《金鸡冠的公鸡》的意义。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