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要腾飞，必须优先发展三项硬件，即通讯、能源、交通，通讯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

上世纪八十年代，隔水相望的香港和内地打破了许久以来的隔阂，许多港商回到故乡投资，掀起了回国建设的时代浪潮。

胡应湘就是其中一人，当年他来到大陆，震惊于内地贫瘠落后的面貌，意气冲动油然而生：“我是中国人，我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在中国。”

此后数十年里，他为祖国捐款、基建，奔走呼吁，直到垂垂老矣。为此，他也遇到了不小的风波。为了一座大桥，1992年，一场火药味浓厚的论战，将胡应湘推上了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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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1978年，当船王霍英东带家人回到家乡番禺县，一路坎坷，诸多不便，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说：“回乡交通实在不方便，太误时误事了。”

泥泞斑驳的道路是一种常态。到了老家，当有人问到洗手间在哪里，招待的官员让人端来了洗手的水，来客们顿时哄笑。

不久之后，霍英东和其他商人投资建造了番禺宾馆。在当时，改革的春风吹走了过去的阴霾，港商们开始回到内地，投资家乡建设。

最为瞩目的就是位于广州白鹅潭附近的白天鹅宾馆，这家五星级宾馆成立之初就成为了地标建筑，观光入住的不乏英国女王、美国总统布什和尼克松等政要名流。

当时香港劳动力短缺，人工贵，转移制造业成了大势所趋，而珠三角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人工成本只有香港的5%，前来投资考察成为风潮。

香港地产发达，进入内地，投资宾馆也成了一时风潮。当时和合实业的创始人胡应湘就看好内地未来发展，大手笔投资建造了中国大酒店。但在建设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频频困扰项目组：停电。

经过一番了解，胡应湘得知当时的广州全市整体日供电只有1000万度，但在建设中国大酒店过程中，用电超过了全市供电的1.5%，为了保障民生，不得不控制工业上的用电。

和合实业在香港为房地产公司。而大陆基建匮乏的事实让胡应湘重新反思了投资方向：投资房地产，比起投资电力、投资交通，哪个更好？

建造房地产能更快见到回报，无疑更稳妥，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电力和交通之类的基础建设，才是国家源源不断发展的关键。

“国家经济要腾飞，必须优先发展三项硬件，即通讯、能源、交通，通讯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胡应湘最后得出了结论，这也成为他调转船头的契机。

在此之后，和合实业调转企业路线，放下了更能赚钱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把钱投向了周期更漫长、难度更高的电力和交通建设。

做实业不赚钱。但做实业有着实打实的红利，这红利绵延久远，更为可靠，最终流入国家的经济命脉，输送实实在在的养分。

1984年，胡应湘投入几十亿元资金，在东莞的沙角建设电厂，几年后，他加大投资，又投入155亿元建设沙角C厂，在当时，胡应湘一度被称为“电王”。

1987年，胡应湘还投资了广深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将广州到深圳的路程从半天缩短到了1.5小时，由1994年试通车时的日均3.63万车次，到2020年日均车流量达65万，被称为“中国最繁忙高速公路”。

除了电厂和公路，胡应湘还出资30亿，投资了虎门大桥，和投资公路、电力不同。这一次，曾经共同战线的很多商人都成了胡应湘的反对面，认为胡家借修桥的名头行私利，逼得胡应湘扔出一句：“没有补贴我也照样敢修！”

虎门大桥动工之时，胡应湘又作出惊人承诺：等到大桥收回30亿投资，他就将大桥无偿捐给国家！

如此魄力，让之前流言一扫而空。但反对胡应湘投资的建桥的风波，在建设港珠澳大桥时，却又发生了一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工程师

在香港，胡应湘曾经是和李嘉诚一个梯队的人物。1972年，合和实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了香港五大地产商之一，同期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同样重金下注房地产。

时代的大势不可阻挡，但造就胡应湘不同命运的则是对内地的投资。就像种子埋在土里，见风见水抽出枝条，成为参天大树——是什么种子成什么树，似乎埋入土一刻就决定了。

1919年，17岁的胡忠和妻子结婚了，彼时家中以养猪勉强糊口。胡忠在一户外籍人家做帮工，随着之后孩子的诞生，一家人生活更加拮据。

穷则思变，有一次，胡忠看到了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当时汽车尚属少见，电车巴士还没有投入使用，只有缆车进行公共交通运输。自觉大有所为的胡忠回到家，和家人商量，打算去学开车，将来必有用处。

不料母亲却表示反对，对他说“行船跑马三分险”，学车开支太大，可能会令家庭财政出现危机，生活虽然困苦，但如果能克勤克俭，总能过上好日子。

胡忠一番思索，最终决定一搏，不久后，他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购入二手车跑起了出租。当时香港经济不景气，他的业务却蒸蒸日上，几年后，小有积蓄的胡忠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同行12部汽车，发展日渐兴旺。

天有不测风云，香港沦陷后，胡忠的汽车也被日军没收。后来又经历了丧母之痛、家国之变，胡家人一番经营，才重拾出租车生意，胡忠也被称为的士大王。

为了子女出息，胡忠在经济宽裕时将儿女送出国外求学发展。而胡应湘前往美国，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就读，获土木工程学位。就读期间，除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更让胡应湘震撼的是美国四通八达的交通。

1958年，23岁的胡应湘毕业，随即回到香港工作当结构工程师。当时，胡应湘的父亲已经60多岁，打算将所有的士出售，过上退休的闲散生活。一代新人换旧人，在建筑业风生水起的胡应湘请父亲担保，从银行贷款1500万港元。

1969年，和合实业诞生，胡应湘下水香港房地产，适逢东风乍起，1972年，和合实业在香港上市，与长实、新鸿基、新世界、恒隆地产齐名。

和合实业的路线陡转在胡应湘决意投资内地基建以后。建立广深高速之前，曾有人笑着说：“我们这里不比香港，老百姓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建6车道的高速公路有什么用？”

胡应湘答道：“我了解，但香港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电厂和修路为胡应湘带来了名誉，但修桥却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胡应湘投资修虎门大桥时，很多商人都站出来反对，原因也很简单，桥一旦修好，就会影响香港码头、货运的利益分配。

但胡应湘还是孤注一掷的投资了虎门大桥。事实上，比起虎门大桥，胡应湘早在1983年就有意投资另一座大桥，虽然内地很有兴趣，1997年回归之前的香港却表现冷淡，只得无疾而终。

为了这座后来被称为港珠澳大桥的梦想之桥，胡应湘奔走了多年。和虎门大桥一样，港珠澳大桥诞生之前，招来了无数非议，而胡应湘也一度成为了“炮轰”的对象。

高速发展

2002年，内地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珠三角地区城市群崛起，胡应湘重新提起1983年的旧议，呼吁兴建港珠澳大桥的计划。

是否建桥的问题在香港富豪中引起了巨大的纷争，也让胡应湘得罪了很多人，而反应最激烈的，莫过于香港“打工皇帝”、李嘉诚资深干将霍建宁的表态。

“胡先生提出要兴建大桥，他赚到钱，我会恭喜他。不过，请你别影响到别人，这会害死人的。”

为了反对建桥，霍建宁质疑以胡应湘为首的财团，向政府要求免地价在机场附近建新货柜码头，以码头收益补贴建桥成本，是打破公平营商环境。

胡应湘对此表态：合和即使独力发展，也应付得来。后面的采访中，他也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当时他是港口及航运局主席，认为香港有需要尽快建设，否则航运中心的地位会被内地及东南亚赶上。

经历了一年多的讨论，最终官方在2003年确定建桥，2009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开建。魂牵梦萦多年后，胡应湘终于看到了大桥连接起粤港澳三地，将梦想变为现实。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胡应湘投资内地基础建设，高速公路总长达500公里，对于珠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资超过五百亿元人民币。而这些项目工程中相当一部分，都在后期无偿捐给了国家。

捐给大陆500亿，留下无数基建产业，胡应湘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也向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捐款1亿美元回馈教育。

如今88岁的他已经安享晚年，虽然不如李嘉诚拥有诺大财富，但胡应湘却把一生努力铭刻在内地的发展之中。大浪淘沙始见金，他用自己的一生奋斗，诠释了一个富豪对社会的担当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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