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外卖平台的真面目！大学教授卧底一个月曝光资本丑恶

在2022年冬季，一篇题为《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的文章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章记录了一次分享会上的讲话，主讲嘉宾是临沂大学文学院的邢斌教授。邢斌教授为了全面了解外卖员的工作，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亲自体验，并详细总结了对外卖员工作的建议，梳理了外卖平台的组织结构，并分享了他在一个月体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除了这些内容，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对外卖平台对骑手们的“压榨”分析，这部分内容可以与2020年刷屏网络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形成很好的呼应。通过这些内容，我们也能够一窥底层打工人们的辛酸和不易。

外卖行业到底有多难？在几年前，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新闻，《外卖员月入过万》、《疫情期间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多赚1000多》等等。这些传奇故事牵动着打工人们的心，也促使着许多想要改善生活的人投身于外卖行业。

不否定在某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外卖行业确实存在月薪过万的可能。但随着外卖行业的成熟和巨头垄断，这个美梦早已破灭。

邢斌教授的分享中提到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北京人社局副处长曾亲身体验过外卖骑手的工作，但他在送餐12个小时后只赚到了41元，这个收入根本不足以满足北京的日常开销。

当然而，副处长只是短暂体验了一下，根本没有真正了解送外卖的门道。然而，邢斌教授不同，在整整一个月的体验中，他深入挖掘了不同外卖员等级之间的待遇差距。举例来说，美团的外卖骑手分为三个级别，其中最核心的是美团专送，他们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订单派送，每完成一单可以得到大约3-4元的收益。而最低级别则是众包骑手，他们接收剩下的订单，单价会比专送低30%，但是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适合任何人在业余时间进行配送。

这是骑手等级的基本概况，看上去还算不错吧？但在邢斌教授的体验和调研中，他发现现实比预想的要艰难得多。

在众包骑手中，有些人月收入可以达到7000元，但代价是每天工作15-16小时，且没有休息的时间。在这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工作中，骑手几乎没有自由时间，要么在路上去取餐，要么在路上去送餐。作为众包骑手的邢斌教授经常接收到送往郊区的订单。据教授分享，一个月下来，平均每天需要骑摩托车骑行210多公里，步行3.2万步，爬110层楼。这些成绩是在教授不断优化配送方式后取得的。

邢斌教授公布的每天送外卖的收入进账如下：通常在工作15个小时的基础上，每小时只能赚取10块钱的报酬。

在邢斌教授体验的一个月里，他难以忘怀的是顾客对待外卖骑手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外卖骑手几乎没有受到社会的重视，顾客往往不会重视骑手的工作，而是认为这是对方应该做的。邢斌教授形容说，许多顾客对待骑手的目光就像对待乞讨者一样。

在某些情况下，顾客的态度更加恶劣，他们不仅会用差评攻击骑手，甚至不给骑手留下一点尊严。邢斌教授称他们为“披着人皮的畜S”。

当然，工作时长、工作强度以及顾客的态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外卖配送的艰辛。真正让骑手们难堪的还是外卖平台的“系统的压榨”。

系统是如何压榨骑手们的呢？在几年前走红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荒谬的现象，比如导航要求骑手横穿公路，时间很短，短到只有钢铁侠才可能做到。

虽然在那篇文章走红后，类似的线路规划不合理的事情得到了改善，但外卖平台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仍然发生着许多骑手因“亡命送货”而造成伤亡的事故，但由于不合理的雇佣制度，骑手的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

在邢斌教授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总公司将所有城市的外卖人员分包给各个城市的运营商，然后再由运营商再次分包。这种结构为外卖骑手提供的保障只有商业保险，骑手每天需要支付3元购买这份保险。该保险只能提供最高6000元的伤亡赔偿，不够的话，由各地分包机构补充。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伤亡严重、需要赔偿巨额金额的情况下，分包机构会逃避责任。一旦他们离开，外卖骑手就没有追讨赔偿的机会，因为他们根本与外卖平台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邢斌教授强调过，有骑手提起诉讼，但没有一例成功。

另一个不合理的问题是惩罚机制。举个例子，客户给出差评将罚款骑手200-500元，通常是500元。而在跑腿服务中，还存在超时一秒送达扣除40%的费用、超过5分钟扣除60%、超过十分钟扣除80%的机制。这通常与骑手是否迟到无关，而是因为顾客无法找到APP上的“垫付”按钮，导致骑手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除此之外，类似的离谱系统问题还经常出现在“送达确认”上。邢斌教授在体验期间多次遇到过明明确认了送达，但离开后系统弹出未确认的提示。如果骑手再次点击确认，隔天就会收到系统的罚款通知：异地确认送达，罚款200元。

外卖平台拥有出色的订单分配系统和强大的定位系统，但这些系统的存在意义只是为了压榨骑手的效率和罚款空间。

邢斌教授还举了一个奇葩例子，他在店铺等候取餐的时间接近超时，主动给上级打电话报备，并主动致电客户说明情况，得到客户的理解。客户在超时之前帮邢斌教授点击了送达按钮，好让他能够慢慢等待出餐。但第二天，邢斌教授收到了罚款通知：系统显示顾客点击时间时，你仍在餐厅，扣款200元。

可能有人会说，系统可能没有那么智能吧？那外卖平台不会给骑手提供申诉的机会吗？答案是虽然存在申诉通道，但完全是形同虚设。邢斌教授就曾就系统故障和顾客同意提前点击送达的事情进行申诉，并提交了所有可以提交的资料，包括与顾客的通话录音等等。但在层层反馈之后，最终还是无法撤销罚款。

最后，后台服务人员甚至反问他：“你要是有这个申诉时间，不如多跑几单，赚的钱都比罚款多。”这种奇葩的回答让人咋舌。

当然，关于外卖系统的不合理远不止以上这些。比如美团的配送系统设有服务分和订单分的等级统计，根据等级来结算奖金。需要成为王者等级的骑手一天要跑70单，且七天不休息才有可能达到，一般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实现。此外，最后拿到的奖金还需要乘以服务分得到的“奖金系数”，通常情况下很难拿到标准金额。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能够对外卖平台的残酷机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总结起来就是几个特点：劳累、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安全保障、无限压榨。

然而，我们讨论资本和劳动力问题时不能忽视一个关键点：供求关系。至少在目前的社会阶段，依靠外卖骑手工作维持生计的人占比很大。据美团在2021年公布的信息显示，有380万骑手在美团上找到工作，其中45%每天接单20单，40%骑手每天骑行超过50公里，30%的骑手月收入超过5000元，50%的骑手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

这个数据有力地证明，在当前的社会阶段下，外卖骑手离不开平台，有太多备胎骑手等待平台选择。因此，外卖平台在保障和奖惩制度上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改善。

同时，还要考虑到消费者的享受。每当提到外卖骑手遭受不公平待遇甚至压榨时，很多人建议提高每单收益，包括邢斌教授也举例了外国送餐员能赚取30多元的例子来证明国内外卖行业毫无人性。

然而，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消费者的角度。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几乎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了外卖服务，甚至比亲自到店消费还要便宜。这种享受是通过不断“压缩成本”来实现的。

外卖平台的问题不仅仅是压榨骑手，还有许多其他不合理之处。外卖平台需要反思和改进，实现平台、骑手和顾客的共赢。只有在建立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和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让外卖行业真正造福社会，为骑手们提供稳定的收入和安全保障。

通过邢斌教授的分享和调研，我们对外卖行业的艰辛和不公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外卖骑手们每天长时间的工作，低廉的报酬和缺乏社会地位，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不公正待遇。外卖平台的系统设计和罚款机制更是让骑手们身心俱疲。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当前社会阶段的供求关系，外卖平台在保障和奖惩制度上没有太大动力去改善。同时，消费者享受低廉的外卖服务也是通过压缩成本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和制度，让外卖行业真正造福社会，为骑手们提供稳定的收入和安全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平台、骑手和顾客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