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一座普通县城的工业逆袭丨县城故事

高邮，京杭大运河上的镇国寺（视觉中国/图）

珠湖人

在地图上寻找高邮，先看到的是一大片蓝色的水泽——高邮湖。湖的东岸呈一条不自然的直线，是京杭运河开凿后形成的线条，高邮老城区就在运河边上。

汪曾祺描写故乡，提到运河与老城的关系，“运河河身高，几乎是一条‘悬河’，而县境的地势低……站在河堤上，是可以俯瞰下面人家的屋顶的。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水系塑造城市的面貌和人的性格，汪曾祺称之“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他曾给自己刻章一枚“珠湖人”，珠湖是高邮湖的别称。

沿着河堤上的道路下陡坡，进入老城区，行车速度变得缓慢。道路限速20公里，实际上的速度也只能如此，狭窄的单车道上不断有行人和电动摩托车穿行，充满热闹的生活气息。临街的建筑风格老旧，许多店铺都保留着上个世纪的记忆，例如靠近傅公桥路的高邮市食品厂门店，一张长柜台横在入口，上面用铁盘摆着传统月饼，一个上午已卖出大半。店里的特色是一种名为董糖的酥糖，用混着芝麻的小麦粉裹麦芽糖，层层堆叠，老式包装纸上印着“手工制作”。

车辆止步于中山南路，再往南的一片巷道里弄被划为了历史文化街区，从前是官宦、富裕人家的府邸，本地学者认为秦少游的故居就在其中的焦家巷。现在这里大多是翻建成农村自建房的住宅，只有主路上的店铺被统一装修成古建筑的式样。店铺大多开着，经营着小吃店、弹棉花店、寿衣寿材店，还有人摆摊卖刚捞上来的鱼虾，经营者和顾客都上了年纪，街上的老人会摆着手对路人说，“去南门大街那玩，那里好看。”

从南门大街牌坊到盂城驿，是按景区样式打造的古城，黑瓦白墙。重建的秦邮亭也在这一带，据史书记载，高邮的历史正是从秦朝“置邮亭”开始。

老城区最现代的建筑要数汪曾祺纪念馆，外观看上去像七卷不规则排列的厚书，周边是密布平房的狭窄巷弄。纪念馆对面有一家“二子蒲包肉”，用两块展板标明店主与汪曾祺千丝万缕的关系——汪曾祺小说人物原型的孙女婿。但寻找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很难，西门宝塔所在的河心岛重建了镇国寺，天王寺和承天寺俱已不在，运河边自然没有了夜半撞钟声，横渡的船上响的不是汽笛，而是短促密集的马达声。

如今的高邮也远非汪曾祺那时经济落后、只以双黄鸭蛋出名的小地方，已成为江苏省辖县级市，由扬州市代管，变化飞快，日新月异。高邮成为了中国羽绒服装制造名城、中国路灯制造基地，以多个产业闻名全国，2022年的GDP突破千亿元，工业开票销售突破1300亿元。在赛迪发布的《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中，高邮排第66位。

新一代的珠湖人，是勤奋如水，活泛如水，包容如水。

江苏扬州一家服装厂的制衣车间，员工正在赶制出口的羽绒服（视觉中国/图）

鸭，鸭绒，新能源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邮纺织服装产业兴起，乡镇工厂和家庭作坊遍地开花，在老高邮人的印象中，身边人十有七八都在做服装。这当然夸张了，21世纪以来的调查数据显示，高邮纺织服装业从业人数在4万-6万左右，占全市工业从业人员的近一半以上。

2005年，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曾说，中国70％的羽绒服装是在江苏加工生产，江苏70％的羽绒服装是在高邮加工生产。同年，波司登投资4.5亿元在高邮经济开发区建设工业园，成为当时高邮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

而在1997年，当高邮本地企业家何其新第一次向波司登提出合作时，波司登没有同意，他们的重点在于建立独资生产基地。那时候何其新的扬州沙龙制衣有限公司已经是高邮员工数量最多的服装厂，有1700余人，为很多知名品牌代工，其中就包括波司登。

“8年后，波司登为什么会有180度的大转弯？”何其新后来接受《扬州晚报》采访时回忆，“一是看中我们产品的质量及其按时交货的能力，更看重的是，我们有着一大批熟练的制衣工人。”

高邮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也将高邮工人的勤劳和手巧归结为原因之一，“波司登当时在淮安的工厂规模比高邮大，但淮安的工人一天只能加工5.5件羽绒服，高邮的工人一天可以做到8件。”但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认为，何其新的商业眼光更为重要，“没有何其新，（高邮）就没有波司登。”

何其新的创业经历从一家靠村干部集资建成的村办厂开始，做短裤头等简单的衣物，承接其他厂多余的订单。在此之前，他在各种工厂里做了三年多临时工，比如在化肥厂的炭仪车间敲炭块，在电风扇厂做喷漆检验员。刚进厂的时候，何其新才初中毕业，因为家贫而不得不早谋生路。更小的时候，他已开始养鸭子补贴家用。后来，羽绒服的鸭绒填充物常常让何其新想起当“鸭司令”的童年。

在办厂两年后，何其新就找到了新的生产方向。1980年代中期流行华达呢中山装，尽管衣料成本高，进货难，但何其新算了一笔账，觉得利润是可观的。当时华达呢的价格一米布就要十多元，一卷布料450米，厂里一个星期需要耗费三四卷。由于缺钱，何其新每次只买三四卷布，每周都要去进货，在高邮、镇江、苏州、吴江、盛泽之间辗转，一个人搬运沉重的布料。靠着这样的韧性，何其新将80人的工厂逐渐壮大，发展到波司登无法忽视的程度。

波司登在高邮投产的第一年，实现了3个亿的销售额，第二年是10个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觉得何其新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跟波司登的合作中不断提高他自己的话语权，紧跟行业发展。”而在纺织服装产业再难扩大规模后，何其新又开始向新产业布局。除了纺织业，何其新还跟波司登合作在高邮投资了新材料、物流、房地产、酒店等多个产业。

在高邮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直到2014年还在强调纺织服装作为四大基本产业的工业优势，到了回顾2015年时，工业上的成就变为“持续转型”。高邮经开区将光储充产业列为特色主导产业，2023年，何其新整合旗下公司成立新霖飞集团，在光储充产业上总投资额超过两百多亿，体量占据高邮经开区的半壁江山。

以何其新带头的企业家推动了整个经开区发展的进程，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总结：“我们园区正因为有这样的一批企业家，敢干敢试，园区发展得（才）快一点。”

工人在高邮经济开发区一家半导体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车间作业（新华社/图）

千亿园区

高邮经开区是1993年11月成立的省级开发区，最初的规划面积是6.43平方公里，30年过去，如今的园区总面积为101平方公里，GDP年均增速32%，2022年GDP增长接近205亿元、工业开票556亿元。

从农田起步的高邮经开区，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并不明显，很难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来资本。经开区管委会主任介绍，“真正有其他地区来这边实打实投资的时间，是在2019年。”在此之前，都是像何其新引入波司登一样，通过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合资合作的方式来吸引客商的。

本地优势不明显，领导干部们开始另辟蹊径，研究起周边地区的经济政策和形势，构建高邮的区位优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回忆：“2019年吸引深圳的企业来投资，实际上是围绕长三角区域的战略步骤来谈的，只谈开发区谈不了。在深圳的电子信息企业，配套半径只有半小时，而我们当时整个产业还没做起来，人家为什么到你这边来？所以我们讲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高端集聚区，南京有江北新区，无锡是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上海人才最为密集，昆山和苏州是最早的产业基地——高邮，就在长三角的中间。”

高邮招商引资的关键落在了干部的认知上，“很多来投资的企业会发现，去别的地方应酬多一点，但我们这里谈得很专业，你的产品处在产业的哪一端，你用什么设备更好，我们都可以帮你。”

让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印象最深刻的是2023年落户高邮经开区的三孚新科，原本这家公司看中了江苏另一个经济开发区，但来高邮考察、与市领导沟通之后，最终选择了高邮。“他们是做表面处理工艺，来了以后，发现我们不仅能跟他交流产业，而且对整个生产流程可能涉及到的问题，都提出了应对措施。”

2023年5月份，高邮经开区已经完成了全年招商任务，下一个大目标是在2025年达成千亿园区。在引进新的企业之外，管委会的工作重心是服务好现有的企业。每周一上午，管委会开周例会，讨论的就是如何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企业最大的痛点有三个：第一是资金问题，第二是用工问题，第三是市场问题。”

9月份的周例会对这三个问题都发布了新的策略。园区担保工作室，解决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的问题，500万以内的贷款政府能够做信用担保；建立中央厨房和人才公寓，改善企业员工的生活条件；建立融合发展平台，整合区内企业的产品，在上下游之间做推荐和衔接。

有时候策略制定得特别细，9月18日的周例会上通过的一个决定是帮助企业延缓交纳设备的进口关税。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解释：“进口设备有13%的增值税，千万设备一下就要交百万关税，我们的供应链金融公司先帮忙交，之后再从补贴里把钱划回来，拉长付款周期，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为了关注到每一家企业，管委会将所有的企业划分为21个网格，每个网格由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担任“网格员”，他们要熟悉各自负责的产业链，并定期给企业做经济分析。“优势是什么，难点是什么，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努力。”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在经开区工作，都应该懂经济，“即使有的问题暂时没办法解决，企业也能感觉到我们用心了，没有不管他。”

在原本的优势产业纺织服装和冶金机械之外，经开区又将未来的发展方向定在了光储充产业、电子信息和生命健康产业上，并积极地与上市公司洽谈合作。对于千亿园区的目标，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很有信心，“从目前已经签约的投资来看，2025年千亿园区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工人在加工信号灯牌，尽管新区的路灯产业建立了现代化工厂，小作坊的做工形式依然存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生长的路灯厂

高邮的另一大传统产业是灯具产业，被称为“路灯之乡”，工厂大多聚集于郭集镇、送桥镇和天山镇，它们如今都划入了高邮湖西新区。在新区，大大小小的厂房随处可见，陈国清是高邮灯具协会副秘书长，据他说，湖西新区的灯具企业目前大概有1000家左右，有固定场地，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有大约500家，这里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全民创业”。

数量繁多的灯具厂带动了4万人就业，陈国清是郭集镇本地人，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在这个行业里面，不是在厂里上班，就是自己办厂，街面上的饭店等生活服务的小门店都是外地人在做。一个灯具厂的普通工人每年的收入能达到10万元，本地房价却不高，一平方米四千多，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在高邮市区或扬州买房。

时间倒退40年，郭集是远近闻名的贫困乡，地处高邮湖西边，三面环水，地势低洼，交通非常不便，只有一条去往扬州方向的路，去高邮县城则要坐船。那时候人们的收入都靠种田，但由于地势低，只要下大雨，田地就会被淹。“田淹掉了，就没有粮食，温饱都保证不了，邻近乡镇的女孩子都不愿意嫁到郭集来。”陈国清说。

因为生存艰难，这里的人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1976年，郭集公社盘塘大队的书记姚佩山听说有一个偷偷做镇流器（灯具的配件）的年轻人陈景春，请他来创办工厂，启动资金是生产队卖两头猪换来的钱，产品做出来，就用麻袋背着去找买家。

豪纬交通的模拟展示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郭集的成功创业故事好像都带有运气的成分。陈景春的村办厂得到的第一桶金来自偶然得知的消息：山东一家濒临倒闭的无线电厂有几千台待处理的镇流器，陈景春以每台5元的价格买入，经过检验和包装后，以16元一台的价格卖出，一共赚了三四万元。以这笔钱作为基础，厂里逐渐开发了灯杆、灯具、光源等其他产品。

陈景春的厂不断壮大，培养了一大批生产人员和销售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地不管是农民、瓦匠还是工人，都想做销售，诺尔照明的创始人赵金银就是销售员出身，“因为信息闭塞，出去的人基本上都有收获，有可能通过一个订单成为万元户。”国有企业改制后，这些人成了独立办厂的主流。在产业高度聚集、每一个细分步骤都有专门工厂的高邮，办厂不是一件难事。

赵金银2002年走出学校后开始往外跑，拿着一两页纸跟人推销，“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不知道往哪走。”他第一笔大单也是靠运气，随机坐上了一辆去武汉的车，进入湖北境内后发现途经的一个县城没有路灯，就下车找路政局，双方一拍即合。不到十年时间，赵金银积攒下一笔钱，于2011年创办了诺尔照明，又用十年时间将工厂从十几亩地扩建成现在的100亩。

湖西新区的室外照明灯具占全国市场的40%，灯杆占70%，大多数工厂还是生产门槛低的普通照明产品。像诺尔照明这样规模大一些的企业，则开始升级设备，转型做跟交通配套的“多杆合一”智慧路灯，“主要是传统路灯价格竞争激烈，内卷严重。”在信息通达的时代，大厂在价格战中未必有优势。

但人才和资金制约着高邮灯具的产业升级，“我们基本上算在农村，想招聘优秀的大学生很难，即使工资水平高，也不一定想来。”赵金银说，诺尔目前的智慧路灯团队，靠的是高薪聘请和培养内部人才。豪纬交通则直接将研发团队设在了南京江北新区，董事长郝炳和想过离开高邮，但很快打消了念头，“产业链在这里，名声在这里，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展得好。”

在湖西新区谈转型，多家企业的老板都推荐了豪纬的郝炳和。“我是技术派，从小就生活在大家都锐意进取的氛围里。”郝炳和是郭集人，他说，“创新是很痛苦的事，研发不成功损失是很吓人的，前两年因为投入方向有问题，损失了上千万。创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不然大家都创新了。”

转型的风险，让诺尔和豪纬倾向于跟国有企业合作，但本地灯具企业没有想过互相合作，郝炳和认为经理人制度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边都是单干，大家格局没那么好，到一定年纪，肯定是家族传承。”

发轫于陈景春的灯具产业，像从唯一主干中不断分叉生长的树，枝干繁密，却又各自独立。

运河边的历史文化街区，这里的房子不会被拆迁，但是居民大都自行修建了农村自建房（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图）

如果说高邮经开区是政府与企业合力迈向规模化和集约化，湖西新区则更多是小型企业依托产业链高度集聚，两种发展轨迹呈现出不同的工业形态。在高邮这座自然资源不占优势、没有特殊政策扶持、少有外来资本进驻的县城，两种模式都开辟出了一条从自发生长到向外进取的富有生命力的路径。

在百强县中，高邮不算是特别亮眼，但若以双黄鸭蛋作为起点，高邮工业的历史，就是一部普通县城工业崛起的启示录。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责编 陈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