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 揭示“强省会时代”到来

最近，有关内地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引起了广泛讨论，深圳市创下了自建市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相比于2021年末的1768.16万人，减少了1.98万人。此前，北京和上海已经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这两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3万人和13.54万人；而广州则减少了7.65万人。

作为位居城市链顶端的一线城市，自然成为人口涌入的首选目的地，用“一线城市独领风骚20年”这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随着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纷纷步入负增长时代，标志着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中国的人口发展模式也必然面临着改变，新一轮的城际人口洗牌正在开始。

有媒体的分析指出，过去20多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口增长曲线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被称为京沪的黄金时代。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和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为两项国际赛事的主办城市，北京和上海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高潮。城区面积和城市范围急剧扩张，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在2000年时，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分别为1363.6万和1608.6万，到2010年时已经飙升至1961.9万和2302.7万。这十年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

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特别是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问题，北京和上海相继出台了政策，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长因此开始放缓。例如，上海的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后几乎没有再怎么增长。而北京更是从2017年开始，常住人口持续出现负增长，过去六年累计减少了11.1万人。

与此同时，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却继续敞开大门，欢迎来自各地的人口，成功地从北京和上海手中接过了人口增长的接力棒，开始领跑。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广州和深圳的人口增量仅为两三百万人，不到北京和上海增量的一半，但到了2010年到2020年，人口增量却突然提升至六七百万，与北京和上海上一个阶段的增量相当。

然而，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从前年开始突然停止。2021年，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的43万急剧减少到7万，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53万暴跌至不足5万，去年甚至录得负值。

尽管许多人坚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认为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他们认为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明证。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包括广州和深圳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这是一个事实。

取而代之的是人口强省会的时代——自2017年起，武汉一声炮响，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抢人大战。

此后，各个城市纷纷加入了这场战斗，即便是北京和上海也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落户门槛。总体来看，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仍然是各地的人口强省会。例如，2017年，西安的常住人口激增了104万人；2021年，从疫情中逐渐走出的武汉全市人口大幅增加了120万人；至于杭州，从2019年起，常住人口净增55.4万人超过了广州和深圳，并且连续多年人口增量居全国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已经接近北京，许多人预测在五到十年内，成都有可能超过北京成为人口第四大城市。

与当初广州和深圳接替北京和上海的情况不同，这次强省会接替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考虑，而不是后者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

确实，就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而言，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与一线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人们选择城市时，并不仅仅关注奋斗所得，还要考虑所付出的成本，这往往是一种权衡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会城市。就连最便宜的广州，4月份的均价也达到了45000元每平方米，而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房价都超过了6万元每平方米。以至于像华为这样的顶级企业都将总部从深圳迁至东莞。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并没有比二线省会城市高出太多。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一季度最新数据，收入最高的一线城市上海13433元的平均薪资仅比位于华中的武汉9998元和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40%。再加上考虑到平均房价，很多人会结合自身情况做出回归二线省会城市的选择。

此外，近年来随着产业的转移，传统的民工输出大省如湖北、四川、安徽、湖南、广西等地的人口回流趋势明显。而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选择返乡省会城市，从而带动了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可以说，属于强省会的“人口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与此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在本地化方面的趋势正在加强。以深圳为例，尽管常住人口在减少，但户籍人口却从2021年的556.39万人增长到去年的583.47万人，增加了27万人。户籍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显著提高。

这一方面说明外地人口在大城市落户的愿景仍然强烈，另一方面也提醒城市管理者推进常住人口的平权化和市民化的重要性。

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抢人大战的高潮正在过去，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已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红利终将逐渐消失，中国接下来要追求的是人才红利和人文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