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留给了大山里的孩子

把爱留给了大山里的孩子

作者：袁家宁

“静静的校园里灯光闪烁，我们的老师还在辛勤地工作，作业本上留下亲切的目光，亲爱的老师您在忙什么？……”这是大山里的孩子们唱给我的歌，这歌声永远刻在我的心坎里。

每当夜幕垂下来后，在通往校园的橡胶林的小路上，就会出现闪烁跳动着的细小光点，如银河的繁星点点，光亮璀璨，让人看了不禁想起古人描绘银河“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河流云学水声”的诗句。然而这并不是大自然的美妙图画，而是同学们晚饭后，各人从家里手拿一盏煤油灯又回到学校来上晚修课时穿过橡胶林段时的情景。

我也和同学们一样，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怀里抱着教材和作业本，从教师宿舍走向教室，辅导学生晚修，并同时备课和批改作业。

煤油灯下，同学们会依偎在我的身旁，有的会向我问一些在课堂上没听明白的作业，有的同学心情愉快时还会轻轻地哼着这首由我教唱的歌曲，有的同学会向我提出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和天真烂漫的想法，于是我就会给他们讲述一个又一个的童话故事，对他们寓教于故事之中，为他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童年的理想和希望，还有那一阵又一阵的欢歌和笑语，其中当然也有师生间对事物认识不同的讨论。

连队那些老军工的孩子都是跟随父母从团部机关或其他连队调来的，他们原来都是在团部小学上学，当时我们样板连没有学校，孩子们每天要从样板连走差不多两个小时的山路到团部小学去上学，一来二回的光是在路上的时间就占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看着孩子们那个累啊，不但他们的家长为孩子的辛苦心疼，就是我们连队的其他人也为他们心疼啊。

一条崎岖又布满坑洼的羊肠小路，就是我们连队通往团部以及其他各个连队的唯一的出口。山上的毒蛇和野兽也会经常出没，孩子们除了走这么远的路要接受艰苦的锻炼外，还要提高警惕随时防备山林中那些毒蛇野兽的侵袭。为了让孩子们不用每天爬山涉水到团部小学去上学，经过连队党支部的申请和推荐，团部政治处批准，决定尽快地在样板连建一间小学。于是，我被派到团部中学、三亚小学、团部小学去接受师范培训和实习，一年后我学习结束回到了样板连，成为了样板连小学的第一任教师。

就在我学习结束回到样板连的那天晚上，我那简陋、狭小的茅草房宿舍，一下子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地，几十个学生一齐来到了我的宿舍，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学校开学的事情。那些每天要走四个小时山路去团部小学上学，而年龄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子们，知道连队就要办学校的消息后，简直都乐疯了！看到孩子们那期盼已久的喜悦的表情，和家长们放心的笑容，我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不辜负连队党支部和学生家长的信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用自己的爱去爱每一个学生，要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学校在办学初期，教学条件和环境都很差。没有教室，连队的茅草房会议室兼成了学校的教室和饭堂；教室内没有桌子和椅子，上课时，孩子们各自从家里搬来高低大小不一的小板凳，坐在小板凳上，膝盖自然就被当成“桌子”来使用；没有黑板，连队宣传用的黑板被我架在两个树杈上用来板书教学；没有讲台，上课时教材、粉笔、尺子等直接就放在地上；而地是夯实的泥土；连队的篮球场当然也成了学校的体育场。

学校其实是一个复式教学点，班级多，从学前班至三年级；人数少，只有三十多人；所有课程由我一人兼授，四个班级同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我是这所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兼“校长”，面对着这样的一间“学校”，连队的战士们都笑称：“这分明是战争时期的解放军军政大学的翻版嘛！”

就是这样在艰苦的教学条件面前，我一直以乐观的态度去教育学生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团结互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使每一个孩子每天都按时高高兴兴地走进教室里来，安心地坐在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念书、写字、唱歌、游戏。

复式班教学有着与普通班级教学完全不同的特点：当我给一年级的学生授课完毕并布置作业后，接着又在同一块黑板上给三年级的学生上课。还未轮到上课的年级，学生们就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认真地去练习做作业。教学时除了语文和数学一定要分开来上，其余的课程如《思想道德》课、《劳动》课、《体育》课、《音乐》课，就可以四个年级一起来上的，而学生上课和课间休息则是轮流进行。从学校开学的第一天起，教学安排天天如此循环交替着。这样的教学状况一直持续了差不多有两个学期的时间。

直至1972年5月29日的深夜，由于连续几天的暴雨和台风的袭击，使连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强台风和特大洪水的破坏，所有的房屋都被洪水冲坍塌了。台风过后，连队搬离了低洼地，重新选址建在了高坡顶，这才有了两间相连在一起用茅草和竹片搭建的教室。接着连队党支部还安排了伐木班上山伐木，让木匠为学校做了几十套学生桌椅。四个年级终于可以象正规学校一样，分别在教室上课了。学校的生源除了本连队的职工子弟外，还有附近苗村来就读的孩子们。到校念书的苗族学生，他们年龄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六岁。当时连队党支部为了执行团结少数民族政策，根椐团党委的指示，免费招收这些苗族黎族同胞的子女到样板连小学来读书。从此，汉、黎、苗族的孩子们在同一天空下，在大山坳里一起念书、唱歌、游戏，朗朗的读书声、欢乐的歌舞和操场上的体育竞赛，成为他们童年幸福、难忘的记忆。

为了让苗族的学生学好普通话，我着重抓好汉语拼音基础的教学，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由浅入深，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教学。同学们学得很认真，一个个汉语拼音随着一声声清脆的童声整齐、响亮地从教室飘了出来，声音越过了山林，飘向远方。

在汉语拼音基础教学中，我除了在课堂上教学以外，还让同学们用纸皮自制了很多汉语拼音小卡片随身携带，这些小卡片上的拼音采用不同的颜色笔书写。制作这些小卡片为同学们学习汉语拼音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同学们随时可以从口袋里掏出来看、读，还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提问，互相纠正，互相促进。

为了进一步提高苗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除了通过制作小卡片外，我还经常开展普通话朗读比赛活动，每天的早读课成了普通话比赛活动的时间，而教材里的一篇篇课文，就成了同学们选择朗读比赛的范文，为了争取荣誉，同学们一字一句、轻声重音地纷纷积极练习起来。

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苗族学生和连队学生在语言沟通方面已经没有了障碍，普通话在学校得到了普及，这使我的教学工作轻松了许多。

我就是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办法，黑板上工整的拼音字母让苗族孩子们认识了生字，并能够在作业本上写出漂亮的大字和生动、流畅的语句，还能够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我还用数学的加、减、乘、除四个符号和10个阿拉伯数字组合成无数算式，创造出无穷的魅力把孩子们引入变幻无穷的知识殿堂，培养了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断地进步，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奋力遨游，看着同学们通过努力学习后所取得的成绩，我打心里感到高兴和欣慰。

在教学中我还坚持家访活动，对每个苗族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探访，并以此加深对苗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的了解，使之在教学中注意采用因人施教的方法。通过家访，我得知有个别的学生经常迟到甚至缺课，是因为家庭缺乏劳动力或家务繁重而影响了上学和作业的完成，于是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到他的家里去进行个别辅导补课；对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我则发动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去帮助他，共同进步。通过几年的努力学习，多种语言已经在同学们之间融会贯通，我同时也得到了孩子们的信任和尊敬，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由于当时物质的缺乏和条件的限制，学生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着种种的不便，我就想尽量为他们多做一些事。因此我学会了理发、缝补，还学了小医药、小保健知识等。我还特意叫父母从广州寄来理发工具，抽空学会了理发。以后男生的头发长了，我一有空，就当起理发师傅来（理发推剪现已捐给了海南农垦博物馆）。学生的衣服磨破了，我看到了，会叫他们脱下交给我补。有人不舒服了，我会把他尽快送去连队卫生所，让他们及时得到医治。

连队旁边有一条小小的溪流，小溪在流水转弯处形成了一个清澈见底的水塘。我在读中学时已学会游泳，这个时候正好派上用场。课余时间，这里就成了我们师生一起玩耍的游泳池。我教他们学游泳，大家兴趣十足，不少人很快就学会了。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学校还参加团部政治处宣教科在团部举行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

按照节目表演的服装要求，孩子们的演出服装要统一，但是因为全团所有的学校都要组织参加汇演，团部商店的布料一时都供应不过来了，我只好提前写信给家里，想办法买了好几丈粉红色的丝绸布给我寄来。用这些丝绸布，我又带着参加演出的女孩子到团部的服务社裁缝组每人定做了一条裙子。当裁缝组的几个阿姨知道这些给孩子们做演出服装的布料是我让家人从广州寄过来的时候，她们一边给量身，一边交口称赞孩子们有福气，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师，并祝愿孩子们演出成功。

当每个女孩子的头上戴着用红色丝带编织成的蝴蝶结，在白衬衣的外面套上粉红色丝绸的宽吊带裙子，男孩子穿着白衬衣和蓝裤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学校通往场部的过道上的时候，不但这些小演员们和他们的家长兴奋极了，全连队的干部战士们也纷纷站在过道的两旁向他们投来关注和羡慕的目光。

一路上，孩子们肩上扛着一杆演出用的道具——红缨枪，还挎上一个装满了开水的军用水壶，他们的身上简直就是全副武装。行进间我不时地提醒孩子要注意的事项，大家互相关心着，照顾着，手牵着手走在那陡峭、险峻、弯曲、狭窄的羊肠山路上，大滴大滴的汗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了下来，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但孩子们全然不觉得辛苦和累，红扑扑的脸上始终绽放出兴奋、美丽、灿烂、充满了童稚的笑容，一路上，我们歌声不断，笑语不停，大家都在憧憬着晚上在明亮的灯光舞台上歌舞飞扬的演出情景。

一个多小时后，孩子们来到了团部。夜幕下，演出开始了，各学校参演的精彩节目在充满节日气氛的、绚丽多彩的、布置一新的、明亮的舞台上一个接着一个地向首长和战士们汇报演出。当我用无伴奏清唱的歌声伴着孩子们的舞蹈《我爱北京天门》和《歌唱英雄王二小》这两个节目演出完毕，台下的团首长和观众们立即向台上的小演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我们表演的节目获得了优秀奖，我和孩子们都骄傲地笑了。这掌声，饱含了首长和观众对孩子们辛苦排练和爬山涉水参加汇演所付出的艰辛汗水，和坚强意志的鼓励和鞭策；这掌声，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鼓励着孩子们刻苦求学；这掌声，多少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演出完毕在返回连队的漆黑路上，孩子们掏出了手电筒，靠着那微弱的光线，小心谨慎的往回走。因为天黑路远，我怕路上有毒蛇或其他野兽出没，怕孩子们掉队或迷失方向，所以我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让孩子们手牵着手互相照顾着跟在后面走，还不时地停下队伍让孩子们报数或叫喊着他们的名字，同行的副指导员沈菲文像护卫员一样走在最后面，为了给孩子们壮胆。我边爬山边给孩子们讲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英雄故事，《鸡毛信》的故事，故事讲完了，接着又领着孩子们唱歌，清脆的童声响彻了山林。

深夜时分，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只有那满天的星星还在深情地眨着眼睛，注视着、陪伴着我和孩子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往深山上赶，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带着快乐的心情，终于安全地回到了样板连，回到了学校。

通过这次的演出活动，我和孩子们的思想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孩子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学习比以前更自觉、刻苦了，而我和孩子们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在学期末的升学考试成绩在全团的评比中，进入了全团先进学校的行列，我为此兴奋了很久很久。

大山里的人十分淳朴，对我所做的这些，学生及其家长非常感激，总是念念不忘。在那物资短缺、匮乏的艰难岁月里，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把刚收获的山兰稻米和舍不得吃的鸡蛋、木薯、山芭蕉（有核的野生芭蕉）、野猪肉送给我。他们的亲情和关爱令我十分感动，他们就像是我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般亲切，使我终身不能忘怀。

这难忘的经历，不但锻炼了我，还给我带来了荣誉，在一九七三年我获得了团部学雷锋标兵的称号，学校也被评为先进单位，其他学校还纷纷前来参观学习。一九七五年我还因此被调到条件较好的前进作业区小学任教，并担任学校和作业区的团支部书记，直至一九七八年离开海南调动回到了广州。

这段难忘的教学生涯，让我与汉黎苗族孩子们的这份真挚的师生感情，永远定格下来。爱，让我和他们永远在一起。

注：作者系海南农垦南岛农场广州知青，本文选自海南三亚市政协文史委《崖县知青史料专辑》

原标题：“爱，让我和他们在一起” 文章转自：一壁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