徕卡小镇：从青春文学的乡野，到当代光影乐园

再次计划去韦茨拉尔（Wetzlar）的心情已与四年前不同。我为相处两年多的徕卡相机预约了一些维修保养事项，选择自己把机器送去总部，其实是想在宜人的夏末秋初重访这座喜欢的小城。因为疫情原因，徕卡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贴心地将保修期延长了三个月。

住在法兰克福的日子，周末的出行都是临时起意。买张火车票，寻觅地图上那些有故事的小城镇，清晨出发，日暮而归，想来都是特别省心又愉快的回忆，小镇韦茨拉尔便是其中的一站。对于徕卡相机的使用者而言，韦茨拉尔是一道坚硬又傲人的胎记，刻在他们手中的M系列相机上。

走进徕兹公园，图中的装置艺术品是各种光学元件的形象。 （许琦/图）

歌德的烦恼与巴纳克的决定性瞬间

当代德国光学器材业的发源地韦茨拉尔坐落于黑森州拉恩（Lahn）河谷的河岸边，距法兰克福只有七十多公里，搭火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到达。小城的西面曾考古出的公元前五千年的线纹陶文化（德语：Bandkeramiker）器物，记录着人类最早在韦茨拉尔的居住足迹；古罗马遗址、中世纪贸易带来的市场遗存和十三十四世纪的防御工事，是岁月留在此地的纪念。

这是年复一年让人眷念的小城之秋。我们和路边的猫咪一样慢悠悠地闲逛，啜饮着如香槟一样清冽的早晨，伴随着微风掀动树叶的细浪声，路边野玫瑰上的露珠尚未退去，九月爽朗的光线在苗条的水流里闪烁奏鸣。

散步的时候，不禁想到韦茨拉尔的文学角色——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里构筑的小城瓦尔海姆。1772年的春天，歌德在父亲的安排下从法兰克福徒步七十多公里来到韦茨拉尔——当时德国的“律政之都”——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1690到1806年间，韦茨拉尔是两个最高司法机构之一的帝国枢密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的所在地。在中产阶级的父亲看来，与其让二十三岁刚刚大病初愈的独子沉浸在与伙伴们的厮混和青春诗歌的创作中，不如让他在法学学习的结业阶段作为候补官员进入枢密法院实习。

歌德在巴赫的音乐之城莱比锡初习法律，因病辍学后前往法国中世纪痕迹浓郁的风情小城斯特拉斯堡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法兰克福附近的文艺之城达姆施塔特加入了一个感伤主义文学社团。了解过歌德此前求学生活的足迹，似乎能猜到他对去韦茨拉尔进修的不情不愿。事实上，由于对当时德意志腐败社会现状的不满，在职业生涯里初出茅庐的歌德对司法体系心灰意冷，他很少去帝国枢密法院。在晚年的自传体作品《我的生平——诗与真》中，歌德坦言：在少年时期，他就知道自己想做法律工作者并非出于对法律本身的兴趣，而是出于对旅行的热爱。不出所料地，他很快又沉浸在小城春夏的自然风光和又一次到来的爱情里。

歌德在韦茨拉尔只待了四个月，爱上了一个已有婚约的女孩，在饱受爱情的憧憬与失望后离开，又因在此的友人自杀而短暂归来。他找到了此人离世不久前保持联系的朋友，与他们谈话，了解逝者的心路历程，并将之与自己爱而不得的惆怅融为一体，创作了声名大噪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令伤感文学红极一时。

在投影自己亲身经历的日记体小说里，他是这样描述韦茨拉尔（著作中拟名为“瓦尔海姆”）的：“这个乐园一般的地方，它的岑寂正好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每一株树，每一排篱笆上，都繁花盛开。”他看见“群山从山脚到峰顶都长满高大茂密的树木，迂回曲折的峡谷都覆盖着可爱的绿荫，河水从发出絮语的芦苇间缓缓流去，轻柔的晚风吹动着天空中冉冉飘过的白云，白云在河里投下倒影……”这位未来的伟大诗人，让青春的相思与叹息在小城里回响了两个多世纪。

韦茨拉尔还保留着歌德笔下的模样。 （许琦/图）

黄油市场、粮食市场、铁器市场……路过这些未曾改变的街道格局和路牌，在脑海中勾勒韦茨拉尔几个世纪前的生活图景。纵横在半山的小溪和石桥连接着一个个小餐厅、咖啡馆，不知道二十岁出头的歌德坐在哪棵菩提树下惆怅过，或者又曾在哪条林荫道一边踱步一边憧憬着与爱人见面，但奥斯卡·巴纳克（Oskar Barnack）先生——35毫米相机的奠基人、徕卡相机的发明者，他在一次次散步中透过取景器对韦茨拉尔的凝视却明明白白地刻在摄影史的坐标上。在那铁器市场（Eisenmarkt）的路口——1913年，也许是1914年，巴纳克在这里按下快门的那百分之一秒，是当代摄影史里真正的决定性瞬间。从此以后，相机走向了轻盈，不再成为旅行者的负担。

胶片时代的那张相片，成像年份未有精确记载，但从光影的方向判断，那是一个下午。一百多年后，我跟到此地的所有摄影迷一样，试图复刻一张35毫米相机的初习之作，使用的是装载了同样源自韦茨拉尔的卡尔蔡司镜头的康泰时T3相机。除了路面地砖的排布方式，岁月对于这个当代摄影的原点没有作出其他改变，台阶一侧最显眼的四层房子老薄荷屋（Zur Alten Münz）已经四百多岁了。巴纳克先生当时站立的地方，被恭敬地注释了这样的说明：1913 14年，韦茨拉尔，奥斯卡·巴纳克成功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小画幅相机： Ur-Leica，他的理念彻底改变了摄影，在铁器市场他拍了下了第一张相片；2014年，徕卡公司重返韦茨拉尔。

韦茨拉尔铁器市场，全球首张35mm便携式相机照片拍摄点，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改变。 （许琦/图）

首张35mm便携式相机照片拍摄点 w1080 （许琦供图/图）

因摄影而生的公园

2013—2014年，在第一台徕卡诞生的一百周年之际，徕卡逐渐将总部从十公里开外的索尔姆斯(Solms)迁回原点，规划建造了一个摄影者的天堂——徕兹公园。首先落成的是徕卡艺廊、咖啡馆、档案馆、装配车间和办公室，数年后，又建起了徕兹博物馆与酒店等设施，让此地成为一片如小型城市般的品牌综合体园区。不过，这片摄影圣地并非设立在韦茨拉尔市中心，而是选址于城市边缘的一片荒地，需要开车或坐公交抵达。

由艺廊、装配车间、维修部门构成的体验中心是徕兹公园的焦点所在，建筑形态曼妙，形似老式胶卷盒蜿蜒在绿植遍布的花园广场背后，而若俯瞰，楼宇屋顶又像是相机或者双筒望远镜的机盖原件。这里现代风格的建筑群，被绿地森林环抱，与停留在中世纪的老城里的徕卡大楼（现今的徕卡显微镜工厂），仿如对应着摄影的数码时代与胶片往昔。

深呼吸一口气，四年后，我再次踏进韦茨拉尔徕卡艺廊——这座摄影人心中的圣殿。经过入口处那颗在无数摄影迷心目中的“朱砂痣”——徕卡的红点标识，门后，就是一片纯净的雪白空间。

韦茨拉尔徕卡艺廊 （许琦/图）

画廊一侧常设的百年回顾展中，从品牌诞生之初到当今的每一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相机型号、镜头和运动光学产品，无一不是专业玩家心目中的圣物。另一端，是百年来被广为流传的由徕卡所记录的三十六幅经典影像（36这个数字，刚好是一卷135胶卷的照片张数）。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代表作表现西班牙内战中的《阵亡士兵》、马克·吕布（Marc Riboud）记录的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还有兴登堡上空的大火、苏军占领柏林、古巴革命代表人物切·格瓦拉的肖像、时代广场的胜利日之吻……三十六个永恒的瞬间里，饱含名家要作与历史拐点。而其中最打动我的，却是一幅名为《纽约》的作品，来自恩斯特·徕兹二世（Ernst Leitz II）先生——徕卡光学公司的第二代负责人。1914年，他带着刚诞生的小巧相机Ur-Leica到美国出差时，所记录下城市街头的平凡一幕，照片并不讲究构图，却表达着未来摄影的本质——不是摄影大师的平凡人，也可以拥有一台轻便的相机，随时拍摄身边的日常，这也正是他的好搭档巴纳克先生发明35毫米相机最大的意义。

恩斯特•徕兹二世的摄影作品《纽约》（1914） （许琦供图/图）

恩斯特·徕兹二世先生与徕卡相机，还有一段关于勇敢、正义与自由的故事，一直以来，它被秘而不宣，甚至在徕兹公园和品牌博物馆里也只字未提。那是自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徕兹二世先生不断收到犹太职员的信件，请求他协助他们和家人离开德国。此后，徕兹二世与他的女儿埃尔西·库恩-徕兹（Elsie Kühn-Leitz）便开始了一系列拯救行动，设计出隐秘路线，将犹太职员与家属、亲朋都“聘请”为徕兹员工，再“外派”至美国、英国、法国等全球销售办事处，以逃离纳粹统治。在1938年11月的“碎玻璃之夜”（一场纳粹袭击德国全境犹太人事件，标志着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开始）后，徕兹的“外派”活动进入高峰，直至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关闭国境线才不得不终止。

这场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作“徕卡自由专列”的营救帮助了数百位犹太人逃离纳粹魔爪，他们每一个，在抵达自由大陆后都被赠予一台崭新的徕卡相机和一笔补贴。徕兹先生希望他们通过相机探索并记录人生的新阶段，但现实毕竟残酷，价值不菲的徕卡相机后来大多成为了一件可靠的“家产”，用以换取钞票和必需品，以支撑移民生活开端的艰辛。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被缄口不谈的人道主义善举才被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拉比Frank Dabba Smith以著作《徕兹家族最伟大的发明：徕卡自由专列》公诸于世。

如同无菌实验室般全封闭的生产线 （许琦/图）

体验中心的另一个亮点，是让参观者透过三个宽阔的窗口探看产品车间里的制造与装配过程。在艺廊幕墙后如同无菌实验室般全封闭的生产线上，穿着得一丝不苟的技师们正伏案检查和调校徕卡M系列相机中如同眼睛般精密的镜头、对焦组件等光学设备，那种静谧如坐禅般的工匠空间，让我对日常陪伴的相机再一次心生敬畏。

在维修师莫查先生手中取回保养一新的相机后，他非常友好地递上两张礼券，建议我和先生到门口咖啡馆里休息一会儿，体验他私人非常喜欢且享有美食杂志《Der Feinschmecker》授予殊荣的“德国最佳咖啡馆与咖啡豆烘焙坊”。这也正合我意，广场上的徕兹咖啡馆，建筑形态就像一枚轻简耐看的饰品装点在园区内，让人就想走进去消磨一会儿时间。为向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包豪斯风格代表密斯·凡德罗致敬，其为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设计的德国馆造型也被借鉴到了咖啡馆的风格中。里面的客人多半是韦茨拉尔老城的长者，秋日午后的阳光穿行在雪白的桌椅和玻璃建筑空间里，让惬意感溢满。

咖啡馆及其身后如胶卷盘的徕兹中心 （许琦/图）

在疫情后重启第二天的恩斯特·徕兹博物馆（Ernst Leitz Museum）里，我幸运地成为第五十位重开后的到访客人，踏进门便获赠了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品牌百年故事册。在焕然一新的博物馆二楼，我们如同走进了一本精心策划、主题明晰的趣味杂志，置身相机的大脑中，体验着作为一个微小部件或者一道光线参与一张照片成像的基本原理。随着人物距离远近而改变的模拟光圈、让参观者体会照片慢慢显影的暗房、为原始相片制造不同氛围的彩色滤镜片、说明构图原则的线条框架……博物馆里精彩的互动项目像一场妙趣横生的科普，满足着参观者好奇心的同时又激发着他们的创作欲望。有一个手动模拟的体验区，设计者为一个固定环境引入了反射光、高光、阴影、色彩氛围、运动和风等元素，启发体验者去捕捉非同寻常的迷人画面。

如同相机后背取景器的恩斯特•徕兹博物馆 （许琦/图）

我还见到了编号为105、被巴纳克先生使用过的徕卡0系列原型相机。这一代改写了摄影史的机型，只有大约12台存世，其中仅有一半从未被改装修理过，是收藏者最神往的相机之一。在2018年的维也纳徕兹拍卖会上，编号为122的0系列相机以240万欧元的天价成交，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相机。

编号为105、被巴纳克先生使用过的徕卡0系列原型相机 （许琦/图）

摄影人向往的显影池

人文体验一直被徕卡视为品牌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认的世界上最优秀的相机制造商之一，徕卡也把助力当代摄影师创作出上乘的人文摄影作品视为使命。我曾在世界各地拜访过多家徕卡艺廊，它们总是居于城市中心一方小巧安宁之地，成为摄影大师或新手表达的舞台，那些角度独到的专题影展都能给人以启迪。

哪一个摄影者不想把自己用心摄取的影像呈现在韦茨拉尔的徕兹中心里呢？

2017年第一次来到此地时，韦茨拉尔徕卡艺廊里的个展主题为“White Noise白色噪音”——加州出生的摄影师杰西·戴蒙德（Jesse Diamond）用M6胶片相机的创作。他在阳光充沛的海岸线上刻录下极度简洁轻柔的白色风景、零星风帆、海面褶皱、水洼里乌黑电线的倒影，雾气腾腾的无人公路沿着周边渐变的灰度浓缩到视线尽头的一个黑点……清晰地记得戴蒙德在展览序言里的自白：“有意的，无意的，摄影者生命里每一个过往片段，让他成为了按下这刻快门的那个人。”

常年醉心于摄影的人一定有着同样的心声。快门好比锐利与精准的刀锋，切割下镜头背后的眼睛最想要保存的那个百分之一秒的世界，岁月里积淀的千个万个瞬息逐渐“显影”成现在的自己——那个无论在旅行还是在日常生活里，时刻开启着“小雷达”敏感地感知与撷取世界的自己。

徕兹酒店里的人像摄影作品 （许琦/图）

四年后，在徕兹博物馆里，我读到了纪实摄影大师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先生用了整整四十年累积出的那个自己。这是一场名为《人类之眼》（The Eyes of Humanity）的展览，与其说是摄影展，它更像是麦凯瑞对于自己漫长世界之旅的回顾。被一张张照片牵引进了他的旅程后，我没想到会热泪盈眶。

90张照片，26个国家，40年。战争时期的阿富汗、科威特，1989-1990年的柏林、孟买、缅甸、哈瓦那，9·11时的纽约……那些千疮百孔背景前安宁又坚强的日常。

大概因为自己经常拍照的原因，我很容易被眼前的大幅影像带入摄影者的视角里，能遥想麦凯瑞在战火纷飞地带身处的险境、追逐画面时的赤诚，以及漫长等待后按下快门瞬间的屏息凝神，还有最珍贵的——在一张张萍水相逢的脸孔与镜头毫无保留地相对时，摄取下的那一双双疲惫的、仓皇的、绝望的，但又诚恳的、纯真的眼睛，譬如那张他拍摄于34岁的成名作——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阿富汗少女》。

麦凯瑞浓烈的彩色好像重拳迎面而来，让观者与照片里的主角望进彼此的眼眸深处。图左为麦凯瑞的经典作品《阿富汗少女》。 （许琦/图）

在徕兹公园，我曾偶遇法兰克福摄影师瓦格纳先生，他的朋友曾担任过麦凯瑞的助理，“有一阵麦凯瑞的右手臂负伤了，他却仍然像没事人一样用左手拍摄右手协助，他不愿意错过任何一帧触动自己的画面。”我想，麦凯瑞面对世界按下快门的本能，甚至已经超越了摄影者，更像一名战士／猎手在扣动扳机。

与近几年在诸多徕卡画廊里看到的马格南摄影展上多达八成的黑白影像不同，麦凯瑞浓烈的彩色好像重拳迎面而来，让观者与照片里的主角望进彼此的眼眸深处，这是摄影者的魔力。凝视一张静止的照片几十秒一分钟几分钟，心灵受到的冲击与聆听一段古典乐章、欣赏一张名画一样，被震慑的感觉是出于身心本能，这是艺术的本质。

许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