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什么会在印度消失，印度教为什么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戒日王是7世纪最有势力的佛教保护者。他在北印度广建伽蓝，对佛教寺院慷慨布施，使佛教在总的停滞趋势中，一度又有所发展。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在印度参学、巡礼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佛教的流行情况。他大约630年入印度境，过印度河，经呾又始罗等国至迦湿弥罗国。随后入北印度，经一系列国家，至羯若鞠阇国、吠舍厘国、摩羯陀国，巡礼华氏城、伽耶等处圣迹，然后到达那烂陀寺（约633年）。

一路上停留多处，学习经典。那烂陀寺是当时全印最大的佛教寺院，有常住僧四千余人，而且是最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玄奘在那烂陀寺居留5年，从戒贤法师学大乘瑜伽行派的《瑜伽师地论》及其他经典。戒贤是继承无著、世亲、护法诸大师的权威学者，对瑜伽、唯识、因明、声明都有精深研究。

玄奘与印度高僧切磋辩论，声誉日隆。此后，又至东印度、南印度、中印度、西印度各国参学4年，向胜军等各地法师学习了《十二因缘论》等。约642年回到那烂陀寺，主讲瑜伽行派的《摄大乘论》、《唯识抉论》，影响很大。

当时正是佛教大乘两派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争论激烈之时，玄奘用梵文写出融合两派学说具有独到见解的《会宗论》，受到两派高僧中很多人的交口称赞。又写了《制恶见论》，批驳小乘派正量部的观点。一婆罗门写出自己的观点，挂在那烂陀寺大门上挑战。玄奘驳倒了他。

戒日王十分尊敬玄奘，643年邀请他主持在卡瑙季召开的佛教法会。戒日王亲自参加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迦摩缕波国王及其藩属国国王二十多人、佛教大小乘僧侣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其他教徒三千余人、那烂陀寺僧侣、学者一千余人。大会以玄奘所著《会宗论》、《制恶见论》两论的论点标宗，任人难诘。

但过了18天竟无一异议提出。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参加大会的婆罗门中有人见戒日王如此敬重玄奘的佛教，心怀不满，纵火烧毁了供佛像的宝台并欲行刺戒日王。戒日王宽大处理。只惩首恶，余党不罪。玄奘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广泛爱戴，被尊称为“大乘天”、“解脱天”。戒日王请他乘大象巡行，宣告大会盛事。

后又请他参加在钵罗耶伽举行的第六次无遮大会。644年他由毕迦试出境，过雪山，经于阗返回长安(645)。在印14年期间，足迹遍五印度，凡五十余国，其中在戒日王领土上约度过8年。他不仅向印度高僧学习到大乘要义，把大量经典带回中国，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他而且旅印期间的活动，对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

《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述了当时印度佛教的情况。当时仍是大小乘并行。大乘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北印度日益挤掉小乘，但小乘依然兴盛。从玄奘分国的记载看，信仰小乘的国家依然比信仰大乘的多。

有些国家如羯若鞠阇国、恭建那补罗国、摩诃刺佗国、邬阇衍那国等，是两者兼习，说明势力不相上下。玄奘记述道：“部执峰峙，诤论波涛，异学专门，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锋锐；大小二乘，居止区别。”反映了当时佛教内部论争的激烈。这种状况固然推动了佛学的深入研讨，但对佛教的发展整体上说是有害无益的。

佛教虽然得到戒日王推崇又有所发展，但从全印度看，它昌盛的地区已经有限了。根据玄奘记载，许多佛教中心都已衰落，景象今非昔比。玄奘观察到，印度教却在迅速复兴。他写道，在羯若鞠阇国，佛教和印度教的力量对比为“邪正二道，信者相半”。羯若鞠阇国是戒日王朝的核心地区，那里尚且如此，说明了佛教势力衰落和印度教势力的增长已成定势。

玄奘离印30年后，公元673年，我国唐朝又一名高僧义净从海路来到印度，首先进入东印度的耽摩栗底国，之后在北印度、中印瞻礼圣迹，往来各地参学，其间在那烂陀寺住了10载，685年离印。

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也记载说，佛教在他所经历的地区有很多信徒，那烂陀寺“僧徒数出三千，封邑则村余二百，并积代君王之所奉施，绍降不绝”。慧立据玄奘材料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说，那烂陀寺“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寺内讲座日百余所”。但这种繁盛景象已限于少数地区了。

8世纪在孟加拉兴起的帕拉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在摩羯陀建造了飞行寺、超岩寺等大寺院，使佛教在孟加拉又有所发展。超岩寺成了继那烂陀寺后最大的佛教学术中心。在信德地区佛教还保留一定影响。但这都不能扭转佛教在全印日益衰落的趋势。

在这期间，也即六七世纪起，佛教中出现一个新的派别，叫密教。它是大乘佛教与民间信仰的混合物，也吸收了印度教性力崇拜的因素。其教义主张“三密修持”，即身成佛。三密是语密（念咒）、身密（特定的手势）、意密（心观佛尊）。据认为达到心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心口意相印，即可获得佛果。

密教的特点是把原来民间流行的、为佛祖所反对的咒术信仰，包括咒术、仪礼、俗信继承过来并加以系统化，形成一套体系。密教又分右道密教和左道密教。前者以《大日经》为经典，后者以《金刚顶经》为经典，吸收了印度教的性力崇拜仪式。

多罗，即男菩萨的配偶，受到类似印度教女神所受到的崇拜。前者主要在西南印度流行，后者在东印度和南印度流行。在11—12世纪，在帕拉王国统治地区，从左道密教中又分出一个支派，叫易行乘。

它主张崇拜导师，宣传纵欲（所谓通过大欲大乐达到本性清净)，走向败坏。密教的出现对佛教影响很大，特别是后来它把大乘中观、唯识的某些理论吸收进来，使自己具有理论的外貌，很具有蛊惑性。8世纪后，密教逐渐占领了佛教尚存的阵地，佛教逐渐密教化，整个陷于衰微状态。

11世纪起穆斯林统治者的入侵和宗教迫害给了佛教致命的最后一击。那烂陀寺、超岩寺等佛教寺院都被毁灭，许多佛教高僧、学者逃到西藏和东南亚国家避难。风行了一千余年的佛教13世纪从印度大地上消失。

耆那教9—10世纪继续流行。古吉拉特的遮娄其统治者、卡纳塔克的西甘加统治者大力保护和支持那教。也就在这一时期，耆那教的许多寺庙建造起来，大雄的偶像被立于寺庙中，供信徒崇拜。不过10世纪后，随着上述国家的衰落，耆那教失去了一些统治者的特别支持，也处于停滞状态。

印度教却蒸蒸日上。玄奘记载贝拿勒斯有“天词百余所，外道万余人，并多宗事大自在天”。在恒河与朱木拿河交界的阿拉哈巴德，有“天词数百，异道实多”。天词在百所以上的据《大唐西域记》列举还有犍陀罗、萨他尼湿伐罗国、羯若鞠阇等18国。

公元8世纪，印度教内出现一位思想家、改革家，叫商羯罗（约788—820，有不同说法)。他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印度教的发展。他是吠檀多派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著有《梵经注》等。他的思想以《奥义书》、《薄伽梵歌》为依据，认为后期吠陀文献即吠檀多代表了吠陀思想的精华。

在对世界的看法上，他提出的学说是纯粹不二论，主张世界唯一实在是梵，梵体现为小我。除了梵以外没有真正实在的事物，一切外界事物都是“摩耶”（幻）。“摩耶”有一种力量（幻力），能使人把不实的事物看成实在的，这就是无明。按照他的主张，解脱之道就在于破除无明。其根本道路，是直接证悟梵我同一。

还提出一个人要真正获得解脱需要一个长过程。作为开始，认识下梵，崇拜神是必要的。他自己就常进神庙拜神。这就把他的抽象神学哲理与一般人的宗教观念调和起来，使多数人能够接受他的主张。吠檀多派学说成了印度教神学体系的主要思想基础。商羯罗还在组织方面加强印度教。他借鉴佛教建立僧伽的方法，在印度教中建立了僧侣组织。

又在全印度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奥里萨的浦里、西海岸的德瓦尔卡、南方的斯林吉利、喜马拉雅山上的巴德里纳特建立了四座印度教寺庙。这些寺庙成了印度教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基地。商羯罗反对繁琐的仪式。在他建立的寺庙中只进行简单的崇拜。在他的推动下，以后有更多印度教寺庙建立起来。

寺庙供奉的神主要是毗湿奴和湿婆，也有的供奉女神及其他神。寺庙逐渐成了印度教敬神的主要公共场所。商羯罗是南印度喀拉拉人，婆罗门种姓。他由南印度来北印度，与佛教高僧们论战，给衰落的佛教以沉重打击，把大批封建上层和普通群众吸引到印度教这边来。

印度教之所以能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崛起，除了宗教本身教义、仪式等的变革外，还有个因素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就是教内有些派别提出了社会方面的新主张，对群众有很大吸引力。这些派别是性力派、虔诚派和林伽派。

前者反对种姓区分和歧视妇女，主张不分种姓、性别都可敬神，得到神的护佑。这派主要流行地区在孟加拉、奥里萨、阿萨姆。虔诚派和虔诚运动是更主要的。虔诚派7世纪后在南印度泰米尔语地区首先兴起，其特点是强调信仰者对神完全敬崇皈依就能得到神的爱助。并主张神的爱普及一切人，没有种姓和男女之别。

这一派领导人是一些在民间享有威望的印度教圣人，其中有婆罗门，也有出身下级种姓的人。他们从一地到一地，宣传爱的信仰，用通俗易懂的地方语言宣讲或写作诗歌，深受群众欢迎。所到之处，形成热潮，把大批本来对婆罗门教不满而改宗佛教、耆那教的群众重新吸引到印度教旗帜下。

林伽派流行于卡纳塔克，敬奉湿婆神，强烈反对种姓制度，反对歧视妇女，反对戒斋、朝香、祭祀。这些派别的主张反映了低级种姓和广大下层妇女的要求，虽然不曾为正统派采纳，但仅仅是宣传本身，就强有力地帮助了印度教征服群众。8世纪后众多的地区王国都成了印度教的天下。到10世纪印度教已在全印占统治地位。

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说，佛教是被印度教吸收了。这个巨大变化有教派本身的原因，也与印度向封建社会转变密切相关。具体说：

第一，从佛教本身说，寺院已成为大封建主，高级僧侣腐化堕落，佛陀当年制定的教义、教规被抛到一边，它的安贫乐道的特质已经丧失。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讲到寺院处理去世僧人遗物的办法时，列举了一个“应分”遗物与“不应分”遗物的清单。

非常醒目的是，在“应分”部分中列举有金银、珍宝、珠玉、钱财，“不应分”遗物中列举有田宅、村园、屋宇、邸店、奴婢、象、马、驼、骡、驴乘等，还讲到契据、酒等的处置办法。表明有些僧侣金银财宝一应俱全，既是地主，又是奴隶主，甚至兼营商业和放债。既然佛教高级僧侣和婆罗门一样都成了腐化堕落的上层，都远远脱离群众，普通人民对他们的景仰也就失去。在人民心目中，他们和婆罗门不再有重大区别。

第二，佛教获得众的支持，主要是它具有为平等的社观，它反对种压，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它有婆罗门教些繁而又花费巨大的祭仪式。然而这些方面的优势由于印度教的出现都渐渐失去。印度教改革了原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革除了繁琐的祀仪式，削弱了婆罗门以往那种过分的特权地位虔诚派、性力派、林伽派呼吁种姓平等、男女平等的宣传又博得了民心。这样，佛教的上述优势便被剥夺。

第三，大乘佛教的出现使佛教在许多方面向印度教靠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表现在：代替巴利文等俗语，大乘佛教用梵文写经讲经，大大加强了婆罗门教经典语言梵文的地位，脱离了使用俗语的普通群众；语言、文学、宗教是有密切联系的，既接受梵文，就不能不受印度教文学和宗教思想的渗透。

大乘教义与印度教瑜伽派接近，大乘讲“般若”（智慧），讲“止观”（心专注一，由之产生智慧)，和瑜伽派所说通过总制，抑制心的作用从而生慧是一样的。大乘中也出现了像瑜伽派那样的禅师或行者，写了许多阐述亲证瑜伽诸地的著作；大乘把佛陀神化、偶像化，实际上是接受了有神论，背离了佛陀的因缘说。

不仅佛陀成了神，还出现了众多佛、众多菩萨，形成多神崇拜；佛教本来是反对巫术、咒语，可是当它失去最初的伦理教义从而失去活力后，在教徒中咒术和荒诞的神秘主义便广泛流行起来。密教的形成表明它已呈严重病态。

佛教的密教化也使它与印度教的密教难以区别。这样，佛教的鲜明特色便逐渐消失，在人们心目中它与印度教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当印度教巧妙地宣布佛陀也是毗湿奴的化身后，就从整体上把佛教吸纳进印度教，一般佛教徒也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印度教徒。

第四，佛教由印度教取代从更深层次上说，与印度社会封建关系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封建关系的形成相应地要求突出王权，加强社会等级制度。印度教的主神崇拜是人间王权在神学思想上的反映，有利于突出王权。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把世间等级神圣化，有利于加强社会等级制度。佛教比较起来在这两方面都起不了印度教的作用。大乘佛教虽把佛陀神化，但终究没有走到像印度教那样宣扬神创世说的地步。佛教的四民平等主张虽然不是反对种姓制的，却是不赞成种姓压迪的，不赞成婆罗门的特权地位的。

对主要由刹帝利、婆罗门构成的封建上层来说，这当然是他们不喜欢的，因为这不能适应他们用等级制度牢固控制下层群众的需要。印度教的兴起伴随着强调种姓制度，强调婆罗门、刹帝利的特权地位，这正反映了封建统治阶层的要求。各国统治者都逐渐转到印度教一边，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地区性封建王国相互征战，都把领土扩张作为首要任务。佛教的非暴力信条封建统治者不会欣赏，印度教《薄伽梵歌》的“有为”主张却能被他们利用来鼓动和辩护对外战争。这是各国统治者青睐印度教的又一原因。

封建关系的发展伴随地方势力的兴起，形成了统一文化与地方文化并存和相互影响的局面。佛教虽有大小乘和部派之分，相对比较强调统一，不适应这种形势。印度教却很适应。它具有松散、多元、包容性强，适应性强等特点，能够灵活地吸收地方信仰因素，包括非雅利安人的某些信仰。

只要宣布各地原来崇拜的神是毗湿奴、湿婆两大主神的化身或表现形式，就可以把它们包容进来，既无碍印度教大局，原来的居民也仍然可以照旧信仰自己的神。种姓制度能够不费事地包纳外来民族和被征服的土著部落，外来民族的上层只要请婆罗门编造个家谱，就能跻身印度教上层种姓而不致改变自己的地位。

这样，印度教就对外来民族上层、地方势力包括宗教势力上层敞开了大门，便于外来文化、地方文化与印度主体文化交融和共存。在封建关系的发展不断增长着封建分裂因素的情况下，印度教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包容性起了维护文化统一、体现文化统一的巨大作用，对促进尽可能的政治统一，也是个积极因素。

总之，印度教同化佛教而成为全印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有宗教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就后者而论，是印度走向封建化的需要，也是封建化过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