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选择和智力选择对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和人类迁徙方向的问题

黄石教授团队2017年独立发现现代人起源自东亚，2019年在《人类学学报》发表《古DNA的新发现支持现代人东亚起源说》，2021年英国桑格研究所的克里斯·泰勒·史密斯教授等发表其研究成果《今天非洲之外的人类Y染色体全部起源于东南亚》。

《人类学学报》2022年41卷第4期上发表了倪喜军的文章 《新证据下的现代人起源模型》，对黄石教授的“现代人出东亚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倪喜军的文章“新证据下的现代人起源模型”，该文综述了现代人起源的各个模型及其提出历史，介绍了人类学研究的部分新方法新发现，对多地区起源说持否定立场，对国际流行的现代人出非洲模型持支持立场，但缺乏对出非洲说不足之处的客观评议。虽然有些部分存在片面性，特别是对现代人起源于东亚模型有一定的误解，但总体看不失为是一个有益于不同意见争鸣的一家之言。

倪文认为名称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很多无谓争论，但我们以为这可能不是人类起源争论的主要原因，主因自然还是数据和方法的问题。

倪文认为，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是特征明确的物种。我们以为，物种的定义历来是个难题，争议很大。非洲30万到2万年前所谓现代人与今天真正现代人的差异还是有的，都只是部分现代，东亚也有30万年前的部分现代人。现代人特征的罗列是必要的，但不能仅限于罗列，需要讨论关键争议问题。是都满足这些特征才是现代人？还是部分满足也行？大部分现代人化石都只是部分满足或部分现代，也很难分清哪个比哪个更现代。倪文说：“因此不能依据一个或少数几个特征来判断人群归属或演化关系，在实际研究中常常是考虑多个特征的组合。”利用多种特征进行判断，貌似合理，但如果这些特征并不互相独立，并不都对分类有同等意义，则并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或正确。总之，现今现代人中的不同人群也有形态学的显著差异，但显然他们都是属于现代人而非不同物种。根据形态学差异来判断是否同一物种缺乏客观逻辑，很难做到准确无误。人的独特性通常被认为是具备创造能力，200万年内的各种人基本都具备这个能力比如复杂石器的制造能力，可能都属于一个物种。倪文把智人看成是一个物种，但是，现代人与直立人是否同属一个种，只能用是否有生殖隔离来判断，任何形态学标准怕是都很难给出确定答案，而现代人与尼人等的杂交证据预示了现代人与直立人的杂交也是有可能的。

2，出东亚说。

倪文所说是对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进行了重新解读。我们的论文最早2017年发表版本没有引用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的论文。我们2017年的论文除了构建了起源自东亚的线粒体谱系树，也构建了起源自东亚的Y染色体谱系树，并研究了常染色体数据得出常染色体进化是符合多地区说的结论，但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只有线粒体工作。

其次，针对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所涉及的线粒体类型，倪文说：“类型 1在各个主要人群中都存在，但是在东方人群中出现的比例最高，黄石等人据此把类型1 误解为是所有类群的祖先类型，进而提出现代人起源于亚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事实是应该把“黄石等人”改为是“Cavalli-Sforza等人”，把“误解”改为“正解”。Cavalli-Sforza团队论文根据类型1是祖先类型得出过东亚起源的结论，其逻辑是合理的，该结论也被后续文献所提及和引用。

第三，倪文说：“即使确定某种酶切片段组合类型是祖先类型，也不意味着具有较高比例这种类型的种群就是处于起源中心的种群。一个群体具有某个基因型的比例非常高，只能说明这个群体的异质性较低。这有可能是取样的原因，也可能是该群体经历了特定选择压力（例如瓶颈效应）的结果。”这个说法的问题是引入了太多的ad hoc假设，比如异质性较低、取样原因、特定选择压力等。祖先群体应该比其它群体有较高比例的祖先型单倍型是一个最合理最简约的逻辑，前提自然是各个不同群体都没有发生过偏离正常的独特偶然不明事件，而这一前提自然是最公平、最大概率、最无多余的ad hoc假设的前提。按照被普遍证明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和最大熵（maximum entropy）原理，一个好的真理论应该是具备最少的ad hoc假设。祖先型理应是今天分布最广的单倍型也即中心型其实是有论文专门论证过。

第四，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显示，线粒体类型8与大猿线粒体最近，因此，若按照祖先型应与大猿最近的假定，则类型8应该是祖先型，类型8在非洲人中最高频。但事实是，该论文用了3个不同方法和假定来确定祖先型：

1、确定中心型，祖先型理应是今天分布最广的单倍型也即中心型，结论是东亚起源，因为中心型频率在东亚人中最高。这个方法假定了不同单倍型没有较大的适应度差异。

2、祖先型与大猿最近，结论是非洲起源。这个方法假定了没有回复突变，但这个假定与事实不符。

3、变异最多的单倍型是祖先型，结论是非洲起源。这个方法假定了分子钟和中性理论，以及假定了遗传多样性还没有到达最大值，而这些假定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显然，这三种不同方法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果，但若这些方法都没有伪前提的问题，则理应得到一致结果。业内也有共识认为，方法2和3的前提假定其实是不确定、没有实证的，而我们团队近年来的研究也为判定这些假定错误提供了证据和逻辑基础。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自己是怎么处理这些矛盾结果呢？他们认为分子钟可能不成立，明确不认可方法3和其结论。对于方法2结论与方法1结论的冲突，他们没有明确讨论，但给读者的理解是他们倾向方法1的结论，后续他人论文如Cann等也确实提到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倾向于把起源地定在亚洲，Cavalli-Sforza后来也在1994年的一本专著里提到他们1983年论文有出亚洲的结论。倪文说：“Cavalli-Sforza后来明确指出(1994年)，1983年研究的多态片段数量非常有限，统计学上并不足以给出肯定的结论，这也许是他们1983年的文章渐被遗忘的原因。”这其实是对Cavalli-Sforza等人1994年一书的误解，这本书里所指的统计学上不足以给出肯定的结论是关于人群的第一次分化是否是在非洲桑人与世界其它人之间，完全与东亚起源结论及其相关逻辑和数据无关。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的方法1的建树逻辑和数据并没有问题，Cavalli-Sforza 后来也并没有否认这个逻辑和数据，并在1994年的书中进一步提到其它研究者在1989年用同样逻辑综合更多数据也得出了出亚洲的结论，今天按这个逻辑利用大数据也会得出同样的线粒体起源自东亚的结论。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被遗忘的主要原因可能应该是业内不希望这个逻辑被人提起，因为按这个逻辑推出的结果与按方法2和3的逻辑推出的结果矛盾，而业内普遍采用的建树方法是方法2和3。

第五，倪文说：“目前广泛接受的线粒体基因组系统谱系树中最基干的分支是L0单倍群，分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目前流行的线粒体树有一个显著的荒诞之处，现代人单亲染色体谱系树里最基干支系的后代人数理应比末端支系的后代人数多很多，但出非洲模型里的最基干支系却是人数最少的支系（mtDNA-L0,Ychr-A00）。可以有三种可能解释：1.出非洲说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2.每一次新分化的支系都比祖先支系具备更强大的生存优势，但这属于自相矛盾，因为构建出非洲模型的前提里假定了中性变异；3.每一次新分化的支系因为（中性）遗传漂变都比祖先支系留下了更多后代，但这不符合随机概率的预期。因此，三种可能解释里只有第一种是合理的。

第六，我们团队的线粒体谱系树。建树逻辑是先把所有单倍型分出两大群，其中与最早现代人古DNA（Ust-Ishim）较近的被定为是祖先。我们还认为，祖先人群的单倍型应该是具有最少变异分化，应该携带有大多数SNP的主要等位位点，因为在祖先人群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只有少部分人的部分位点会突变成SNP的次要等位位点，毕竟，突变是小概率事件。

第七，我们的线粒体树不会出现倪文所说的荒谬情况：“如果张野和黄石的赋根方法是合理的，那将意味着R单倍群分支是比尼人和黑猩猩还基干的类群，黑猩猩则成为最支端的类群。”我们的模型认可回复突变的经常发生，因此否定了用与组外物种（黑猩猩）序列最近为标准定树跟的常用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就不可能意味着黑猩猩在我们模型里会成为最支端的类群。但出非洲模型却假定没有回复突变，假定了不现实的 infinite site模型，但其实这个出非洲模型甚至无法满足自洽性这一最低标准，据我们统计，出非洲线粒体树至少包含有1180个回复突变。倪文无视我们的假定，用他人的假定来确定黑猩猩在我们模型里的位置，这是极其荒诞的。

第八，倪文说：“黄石通过社交媒体宣称的Y染色体序列研究支持“现代人出亚洲”的文章，实际讲的是现代人出非洲以后初次扩散的复杂性，一支最早到达南亚和东南亚的Y单倍群可能后来取代了欧亚西部的早期Y单倍群。”出非洲说是伪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变的越来越复杂，ad hoc假设越来越多，因为需要被迫化解越来越多的与出非洲模型对立的新发现。比如所有欧亚人的Y染色体祖先是F，来自东亚，是无争议的数据。而出非洲说理应预测F是在距离非洲最近的西亚中东。出非洲派为了能自圆其说，就必须引入一个ad hoc假设：来自非洲的东亚人取代了也同样是来自非洲的中东人和欧洲人。相比之下，出东亚说就没有一个同类假设：所有欧亚人的祖先来自欧洲，来自东亚的欧洲人后来又折回来取代了东亚人。因此，仅从这一例，就可以说明出东亚说比出非洲说有较少的ad hoc假设。倪文把F单倍型的发源地不是在预期地点解释为是出非洲模型比预期的要复杂，显示作者对复杂意味着伪劣毫无意识，缺乏基本的鉴别理论优劣的科学审美观，与其说是在帮助出非洲说，不如说是在帮倒忙。

最后，倪文总结说：“综上3段所述，“现代人出亚洲”的观点并没有坚实的分子生物学证据，与吴新智倡导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型也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显然，我们的以上分析已经表明，倪文对出东亚说存在一定误解。如果作者真的在意证据的坚实性，就不会不提出非洲说才是真正的没有牢靠前提假设，出非洲说所依赖的分子钟假设和中性理论最多是个不确定的零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数据所证伪，几乎被所有分子生物学家所反对。我们在过去10多年里发表的数篇相关文章里，几乎每篇都强调出非洲说这一前提不稳的问题，但均未见到出非洲说学派的正面直接回应。虽然该学派基本是掩盖这个不方便的真相，但还是有个别该学派内学者勇敢指出分子版出非洲说的这个严重缺陷或不确定因素。比如 Henn等人在2018年的文章。

有实力取代中性理论的更加完整正确的新进化理论也已经出现，比如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出东亚说就是基于这个新理论而建立的。我们提出的出东亚说与吴新智的学说在主要层面是一致的，都认为主要人种已经分开进化了200万年左右（我们这个结论来自常染色体研究，Cavalli-Sforza团队1983年论文没有进行类似研究），都认为东亚人是本土连续进化了200万年，都认为东亚地区的现代人主要源自本土的连续进化，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中国有上百万年的人类史而不是如出非洲说所假设的只有五万年。不同之处是涉及到单亲染色体的单地起源，出东亚说认为单亲染色体单地起源于东亚，而吴新智的学说隐含了单亲染色体也是多地起源。

四十年间有七个独立方法和角度都得出了现代人起源于东亚的同样结论，

包括吴新智团队的化石证据链，

Cavalli-Sforza团队的线粒体结论，

黄石团队在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指导下对现今DNA的分子研究结论，

黄石团队利用古DNA单亲染色体数据对出东亚说的验证, 黄石团队利用古DNA常染色体对出东亚说的验证文章正在准备中，

Pääbo团队的早期欧洲保加利亚古人主要是东亚基因的结论，

还有Tyler-Smith团队的欧州和西亚的Y染色体来自东南亚的结论，

如此之多的独立发现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理应是真相的反映。相比之下，出非洲说最多算是独立发现两次，化石研究（Stringer等人）和中性理论分子钟前提下对现今DNA的分子分析（Cavalli-Sforza以及其他人的研究）。

3，多地区说

倪文较详细论述了多地区说主要倡导者Wolpoff等人的工作，但可能低估了Wolpoff等人的科研能力和判断力，说他们“无限夸大了趋同进化”。近年来的分子进化研究发现，趋同进化的发生其实比之前的认识要普遍的多并快速的多。即使假定多地区说整体看有一些问题，但吴新智的东亚人本土连续进化的理论和证据链仍然可以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分子论证的东亚单地起源说的。毕竟任何单地起源说也必须假定至少世界的某个地方的人是连续进化的，若出非洲说正确，则单地起源的证据链理应非洲最强，若出东亚说正确，则单地起源的证据链理应东亚最强。在Wolpoff和吴新智等的论文里没有用非洲的树据论述连续进化，而是用的东亚和澳洲，特别是东亚，这可以说明东亚的证据比非洲强，倪文则是基本无视了东亚本土连续进化的证据。倪文说：“根据近期非洲起源模型，在各个大陆上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存在一个渐进式的完全的连续演化模式，仅在晚更新世智人出现以后，才开始与现代人类存在连续的特征演变。”显然出非洲说学派也需要连续演化的思想，不过是缩短了连续性的时间段而已，把连续性局限在现代人出现之后，这里的问题是，若之前在非洲没有直立人到现代人的进化连续性，那非洲现代人来自哪里？欧亚?

4，出非洲说

倪文说：“非洲内部各个人群间的差别，特别是遗传水平上的差异，也明显大于其他大陆内部的各人群之间的差异程度。”非洲人遗传多样性最大是事实，但把这解释为是非洲人最早成为现代人是依赖了中性理论和相关的分子钟假说，其实还有其它解释的存在，比如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认为遗传多样性是处在上限饱和态，与进化时间长短没有关系，不同人种有不同的上限值。哪个解释正确？中性分子钟解释的片面性可以从遗传多样性仍然是公认未解之谜看出。从遗传多样性数据推导现代人起源模型需要一个大前提，就是已经全面完整地搞懂了遗传多样性的各种含义，在分子钟和中性理论被公认是一个没有成功解读了遗传多样性的全部含义的情况下，就武断地用这个理论体系为基础去解读遗传多样性数据显然是片面的。普遍（universal）分子钟现在已经明确是伪的，业内基本已经抛弃了它，并采用了宽松（relaxed）分子钟，可以看出，分子钟至少是一个公认争议巨大的假说，因此分子版的出非洲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倪文对此不做表述，倾向于把出非洲说当成定论，这怕是偏离了严谨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

倪文说：“近期非洲起源模型强调的是单一起源，并且尽量少地假定平行演化的发生。” 现代人的单亲染色体的进化可能确实是意味着人是单系群，但现代人的常染色体没有显示与单亲染色体同步的单系群，比如单亲染色体的祖先是10万-20万年前，但常染色体的祖先不同片段有不同时间点的祖先，个别可以达到200万年前。而性状的表达主要是被常染色体决定，人具备学习能力，能够学习其它地区的文化并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这会带来相应基因组的适应性改变以及相伴的形态学改变，也就是平行趋同进化，把很多相似性状的共享归因于一个单系群的共同祖先，对简单物种可能问题不大，但对有学习能力的人可能就比较欠妥当，不考虑平行进化会导致构建错误的人类谱系树。

倪文忽略了一个对出非洲说不利的重要事实，如果不是1987年线粒体夏娃说的提出和高调发表，不是主流媒体随之的大肆报道，就可能不会有出非洲说取代多地区说，非洲说能成为目前的主流学说，靠的主要是分子数据而不是化石数据。如果化石数据真的支持出非洲说，则根本就不会有多地区说的提出而且是更早的提出。

倪文：“在考虑新的化石和古DNA证据的情况下，针对近期非洲起源模型也产生一些修订。”如果新的化石和古DNA证据都是证明了出非洲说，那还需要修订吗？修改的真正原因基本都是因为这些新发现挑战了原版。把挑战通过修订原版而维持理论不被抛弃是不难做到的，历史上被推翻取代的错误理论基本都是在被取代前有数十次修订，比如托勒密的地心说被修订了140多次，每次修订都离不开引入一个或多个ad hoc假设。伪理论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可以被轻易修改，二是ad hoc假设较多或越来越多。

5，现代人与古老人的杂交

倪文：“现代人、尼人和丹人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基因交流，常常被误解是支持多地区演化模型的铁证，而实际上恰恰相反”。虽然不是铁证，但存在基因交流显然是多地区的预测，而不是出非洲说原版取代说的预测，导致出非洲说必须做出修改，而多地区说则无修改必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了多地区说，反驳了出非洲说。倪文对尼人杂交的结论也缺乏正反两面的客观评价。杂交结论中其实存在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杂交后现代人基因组里尼人基因成分的快速下降被认为是自然选择造成，但若是基因组90%是中性（业内普遍假设），基因组大部分理应不会受到自然选择，因此快速下降这个事实其实是证伪了中性假定，而中性假定又是得出杂交结论的前提，因此，杂交结论与快速下降是矛盾的，不能同时成立。质疑这个杂交结论的文章也已经出现。

6，依据多种形态学特征构建的人类谱系树和迁徙模型

倪文说：“随着化石记录和特征信息的增加，要想构建整个人属动物的演化谱系框架，除去现代的系统分析，别无它法。在哈尔滨中更新世人类头骨的研究中，我们首次开展了以单一产地的标本为单元的、包括人属各个主要物种或种群的系统谱系研究。”现代利用先进统计方法的分类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比如大数据、较为独立于人的主观性等等，但也并不完美，也存在许多不现实的人为主观假定，比如每个特征性状是否独立？是否是有趋同进化？是否对分类有同等意义？是否有些重要的更informative的性状需要被加个权重？等等。这些困难问题都基本被现有方法出于计算简易考虑而被主观假定了一个答案，比如假定了每个性状都是独立的都对分类有同等意义。华龙洞人具备很多现代特征，但是否有证据说Irhoud比同时期的东亚古人如华龙洞人更加现代，东亚这些古人鼻梁扁塌、铲形门齿等等性状与今天东亚人一致，这些理应是较强的本土连续证据。我们以为，都是部分现代的现代人化石是较难判断哪个是更现代的，哪个性状是最重要的现代人指标也是较难确定。另外，这些东亚地区的古人化石都是被认为是与今天东亚人更像似的或具备东亚人特征，如果把今天人也与这些各地古人合并一起分析，估计会得出不同结论。为何倪文不这么做而是只分析古人？我们以为最有意义的分析是古人今人合并一起做，毕竟不同地区的现今人有形态差异，毕竟我们关心的是现今人与古人的关系，特别是当地古人与当地现今人是否有连续进化的关系，倪文所示分类图和分析方法排除了现今人这个做法本身怕是不太合理的，也不太可能会得出真实的结论，也是武断地事先排除了验证东亚本土古人与现今人连续进化的可能。

数据量大本身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能避免少数无意义特征对总体结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会增加大量无意义性状对有意义性状的覆盖，而且是数据越大这个问题越严重。因此， 选择有意义特征排除无意义特征理应是任何分类研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倪等人2021年的研究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有提升改进的空间，200多个特征有多少是真正有意义的？若鼻梁是区分人种的一个关键特征之一，它对分类的意义是否被大量其它无意义或较小意义的特征所覆盖？鼻梁是普通人判断不同人种的一个最直观最有意义的特征之一，这些对区分今天人最有意义的特征才理应是古人分类所需要依赖的重点特征。文中所示分类图把克罗马龙人与柳江人聚在一起显然无视了鼻梁的分类意义，无视了鼻梁扁塌这一性状在中国古人类和现代人群的稳定表达，因此，若该分析得不到支持东亚连续进化的结论，最大可能是方法和特征选择出了问题。如何选择有重要分类意义的特征呢？是否可以把对普通人用来轻易分别不同人种的特征作为重要特征，如鼻梁，下巴，眼眶深，平脸等？

所有统计方法都有个起码前提，各个特征必须是独立的。但这个条件基本在人类多种特征里很难得到满足，牵一发动全身，人的各个特征基本都是互相关联协同进化的，遗传学研究已经取得共识，一个基因基本都是参与到多个性状的发生，而每个性状基本都是由大量基因参与调空的，比如身高有近万个基因位点的参与。因此，大数据统计新方法对于研究人类分类的局限性是一个值得认真商榷的问题。用全基因组大数据分析人类起源有同样问题，若中性基因是少部分，则需要把中性基因挑出来进行分类分析，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结果，出非洲说所依赖地分子分析没有这个必要的筛选步骤，我们团队的分子出东亚说则是用专门科学办法挑出中性基因变异后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倪文也忽略了提及非洲的古人如26万年前的Florisbad和30万年前的Irhoud也是镶嵌原始和进步性状。现代人的大于几万年前以上化石大多数其实都保留了部分原始性状， 这些化石在欧亚的出现时间，并不比非洲的晚，都在30-20万年前左右，而且非洲最早的是在北非，历史上一个不断被欧亚人迁入的地方，也是古DNA证明至少自15000年前至今都是欧亚基因为主的地方，因此摩洛哥Irhoud人更有可能是来自欧亚的迁徙进入。按照遗传多样性最高地区为起源地的出非洲说逻辑，最早的现代人应该来自遗传多样性最高的撒哈拉以南地区，具体就是在非洲西南部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边界地区，但最早的非洲现代人化石基本都是在东非和北非，南非Florisbad古人的现代性争议较大，Hublin等人2017年的文章认为该古人年代比Irhoud靠后，因此应该是现代人，但如果Irhoud的现代性不是很肯定（除了脸之外，其它部分如下巴和前额等都不具备现代性），则Florisbad古人就很难算是现代人。在都是部分现代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哪个更现代？罗列现代特征的总数量，然后按数量多少来区分，看似合理但其实不一定，因为不同特征对进入现代人的意义不一定相同，一个带有重要现代特征的部分现代人化石可能会比一个带有多个不重要特征的部分现代人化石更现代。

在倪等人近期研究论文中关于哈尔滨人的介绍，忽略了提及这些分析结论的不确定性，分析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否具备合理性现实性？通过形态特征建立进化谱系树是个很复杂很艰难的研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趋同进化导致的相似怎么排除？黑猩猩明显形态上应与大猩猩为一组，而不是与人，但现在共识（因为分子）是黑猩猩与人为一组，大猩猩是组外，这显然是对形态分类的无情嘲弄。但我们以为，如果采用了真正正确的分子分类方法，则人与大猿的分类谱系树并不会存在形态方法与分子方法的巨大对立，目前的分子分类方法极有可能是错的，因为是基于不确定的理论前提（分子钟和中性理论）。

倪文提出的穿梭扩散多次的模型，有一定创意，但也有一些问题。首先，模型是过于复杂，复杂对于模型来说通常是伪劣的特征。其次，不同人群的分化区别——无论是分子还是表型——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不同人群交界处的边界人群则有混血表型，这些现象基本不符合穿梭多次模型的预测，这种模型会混淆人群差异。即使穿梭对非洲和欧洲可行，也不见得适合东亚地区，因青藏高原作为天然屏障使外族迁入中国的难度徒增。倪文说：“地理扩散模型检验发现，假设古人类处于相对隔离的小种群、但是具有偶然的多方向的长距离扩散能力、并成为新的建群种的模型，最符合统计学检验标准，可以更好地解释非洲、亚洲、欧洲之间人属成员的复杂系统演化关系。”这些假设可能基本是不现实的，并存在自相矛盾。如果有隔离，那扩散能力从何谈起？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也很难想象会经常进行长距离扩散。扩散在直立人首次从非洲进入无人区欧亚大陆时是合理的没阻碍的，但在各地都有了人以后，扩散只能是小概率很难发生的事件，因为会遇到当地人领土之争。考虑杂交因素，经常的扩散交流也会阻碍人的进化进步，因为杂交会使进化获得的新的进步特征被稀释破坏。最后，倪文说：“古人类走出非洲的概率高于走入的概率，而亚洲正相反，走入的概率大于走出的概率。”这些所谓概率值得质疑，文中也没有交待是如何算出的。北非的现今人基本是白人特征高于黑人，古DNA显示，15000年前的摩洛哥Taforalt古人也是欧亚DNA占多数，明显体现欧亚人进入非洲是更常见的事情。另外，45000年前的欧洲古人Ust-Ishim和Bacho Bira Cave，都没有带有非洲人的基因，反而是带有东亚人基因。但按照出非洲说，早期欧洲现代人应该主要是非洲人基因才是。

7，古DNA验证不同模型的预测

倪文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对出非洲说不利的事实，古DNA至今也没有被出非洲说学派报道用来检验出非洲说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预测：早期欧亚古人DNA应该主要是带有非洲人的基因，另外，他们也没有用古DNA来检验单亲染色体的非洲祖先单倍型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主观臆想，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这类检验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不管是哪个起源说都得经得起这样的古DNA检验。我们团队利用古DNA已经证明了出东亚说的预测并证伪了出非洲说的预测。而出非洲说学派仅是用古DNA与今天DNA进行合并构建了一个大数据进化谱系树，但统计方法所依赖的基本假定都是沿用出非洲说一直依赖的中性假定，假定不变，得出类似结论很正常，与验证出非洲说的预测是两码事。

8，总结

分子版本的现代人起源学说目前主要有对立两种，出非洲说和出东亚说。出东亚说与较早提出的化石版本的东亚人本土连续进化模型是一致的。倪文对这些学说的描述存在一定的片面与误解，无视了出非洲说的前提不牢的严重问题，误解了出东亚说的来历和逻辑。我们的分析显示，从多个不同角度来看，包括模型所依赖的分子进化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建模前提假定的现实性，模型与前提的自洽性，以及独立发现或被验证的次数，出东亚说都较出非洲说更接近现代人起源的真相。

（1）、人类起源于中国的基本观点：

人类起源于中国大西南及中南地区。人类起源的中心区域在泛滇黔地区。泛滇黔地区指滇黔高原及其周边延伸地区。具体指云南、贵州、川南、武陵山片区、湖南南部、两广北部、越老缅北部和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武陵山片区含重庆东部、湖北的恩施地区和宜昌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

依据：稀疏的森林（灌木）+广袤的草原地貌是古猿演变成人猿的依据。草原重新变成森林是人猿进化成猿人和智人的决定因素。第四纪冰川期对古人类进行多次清场，第四纪间冰期也给予了古人类多次恢复和重新扩散的机会。青藏高原的最终崛起形成了中国泛滇黔地区的独特性，造就了泛滇黔地区这个世界唯一的人类冰期的避难所。关键环节：生命登陆。原始哺乳类的出现。由低级灵长类到高级灵长类和古猿。古猿到人猿（直立行走）。人猿到猿人及智人和现代人（大脑的发育）。

（2）、人类在中国的进化链是连续的

生命登陆。目前认为是总鳍鱼类的一支演变成了原始哺乳类。而人类是沿着哺乳类这条线演变过来的。《自然》杂志(Nature)上曾报告说，科学家在中国云南发现了一块距今4亿年的有进化链意义的总鳍鱼化石。总鳍鱼的一支进化为哺乳动物和人类。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阿尔贝格教授认为：这个发现有可能说明人类起源于中国南部。

原始哺乳类出现。2001年5月25日，美国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肯定了我国古生物学家孙艾玲及其带领的研究所吴肖青，在云南禄丰盆地发现的头骨化石，代表这一种新发现的原始哺乳动物化石。在经过对化石解剖研究和系统分析之后，科学家给他取了一个拉丁文学名，中文意思就是吴氏巨颅兽。它的头颅相对躯体而言显得特别大，他体重2g，从鼻尖到尾部不过32毫米，头盖却有12毫米长，全身长着短毛。中美两国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世界目前已知最小的中生代哺乳动物。中美两国科学家认为，这块被称为“hadrocodiumwui－－hadro”（希腊文），即“大而饱满”的化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化石，这种动物生活在1.95亿年前的早侏罗纪，是现代哺乳动物最古老和最具血缘关系的亲戚。

由低级灵长类到高级灵长类和古猿。大约在距今5000万年前，由低级灵长类分化出了高级灵长类。

2004年，我国考古学家在湖南衡东县发现距今5500万年前的真灵长类——始镜猴化石，命名为亚洲德氏猴。这个时期地球正经历一个短暂而严重的“全球变暖”事件，即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亚洲徳氏猴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真灵长类，是人类和猴子的远古近亲。

1993年，由中美两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组，对江苏溧阳上黄动物化石群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距今4500万年前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为迄今为止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定名为中华曙猿。中华曙猿是已知的高级灵长类最早的一种，目前没有比中华曙猿更早的古猿化石出现。中华曙猿是人类共同的祖猿。

1995年5月，中美联合考察队在山西省垣曲县古城盆地，出土距今4000万年前的曙猿化石，命名为世纪曙猿。

1999年10月，一个由多国古生物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考察小组在缅甸发现晚于中华曙猿的邦塘巴黑尼亚猿（距今3700万年），是中华曙猿向外迁徙的一个分支。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家在埃及开罗西南的法尤姆发现距今约3500万年前的高等灵长类化石埃及猿。埃及猿是非洲起源说的基石之一，但这个基石被中国的发现所动摇。

生存于距今2300万年到1800万年的森林古猿在19世纪50年代被发现。森林古猿的同类化石在亚非欧有广泛分布。

在中国增加的第三纪的猿类化石有禄丰西瓦古猿、粗壮池猿、江淮宽齿猿和双沟醉猿。双沟醉猿距今约1000万年，生存于中国江苏泗洪县。

中国滇中古猿系列：开远腊玛古猿（距今1500万年）、禄丰腊玛古猿（距今800万年）保山古猿（距今800万年到400万年）、元谋蝴蝶古猿（距今400万年）。

2009年11月4日，科研人员在云南昭通市水塘坝一个砖厂的采掘坑进行抢救性采掘时，发现一具古猿头骨，“头骨面部基本完整、保存状况极佳，仅有微小的变形”。经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古地磁年代学方法测定，该古猿年代距今620万至610万年间。该古猿报道时的名称为“昭通人”。

古猿到人猿（直立行走）。人猿是能够直立行走的古猿。与古猿的区别是能直立行走，与猿人的区别是不会使用火，即脑还没有发育到使用火的智力程度。

直立行走的条件：要改变古猿的攀爬习性，古猿就必须到地面活动。古猿要到地面活动，就必须改变森林地貌，形成稀疏的树木（灌木）+广阔的草原地貌。

在距今250万年前，非洲、欧洲和亚洲的地理环境是一样的，即森林萎缩，草原（灌木）扩展，为古猿到人猿的进化提供了广阔的草原（稀疏的树木和灌木）环境。非洲的不同在于，在草原（稀疏的树木和灌木）最盛的时候，非洲赤道两边还有热带雨林存在，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非洲还有黑猩猩存在。也正是这个原因，对于非洲古猿是否能进化成人猿，我持怀疑态度，因为有热带森林可以利用，古猿就会随着森林的退缩而退缩，不愿意离开森林而进入草原的古猿，是没有机会进化成人猿的，只能在赤道边演变成黑猩猩。或者已经进化成了人猿，但过早回归到森林，人猿的进化也是不完全的。如非洲就还有两脚趾人存在，这就是进化不完全的证据。

而欧洲是高维度区，相对于中生代（距今6500万年前）的高气温来讲，整个新生代的气温是一个逐步变冷的过程，当然其间温度也有偶然的回升。从距今1500万年前开始，又一个气温下降过周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第四纪冰川期到来，这期间欧洲相对比较干冷，也不利于古猿向人猿的进化。所以欧洲不是古猿向人猿进化的区域，这里的古猿不是南迁就是灭绝了。

相比之下，对于古猿到人猿进化有利的地方，还是亚洲南部。亚洲南部在草原扩展的盛期，是没有热带森林存在的，只有稀疏的树木和灌木+广袤的草原（还有沙漠）存在，温度环境也正适宜于人猿的生存。

人猿到猿人及智人和现代人（大脑和身体的发育）。大脑的发育的条件：首先必须建立直立行走的新性能。大脑发育的促进因素：优良的生态环境、优良的地质条件、优良的水环境、优良的温度环境对大脑和身体的发育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大脑发育的保护因素：人猿在草原上行动是很危险的，最主要的危险来自其他强势动物的猎杀。所以草原（稀疏的树木和灌木）重新演变成森林环境也至关重要。

地球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古人类的智力和身体发展的层次不同。直立行走的人猿构成了人的基础。人猿的进化，就体现在大脑和身体的进化上，主要表现在智力的进化上。地球环境条件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距今300万年到200万年之间，青藏高原隆起到了影响世界气候的高度，使中国南部泛滇黔地区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气候区。泛滇黔地区具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地质条件，人类身体和人脑进化所需要的微量元数和矿物质丰富，能够加快人脑进化的速度。

事实上，最早的现代人（解剖学意义上的）出现在泛滇黔地区。如贵州毕节发现了距今11.2万年到17.8万年的现代人牙齿化石，湖南道县也发现距今8万年到12万年的现代人牙齿化石。证明最早的现代人的确出现在泛滇黔地区。早期智人也在泛滇黔地区有广泛而连续的存在。

（3）、第三纪的干冷气候导致森林萎缩、草地扩展

第三纪一个显著的事件就是陆地上开始出现大草原。以草禾为食的新的食物链形成。对于人类来讲，草原的出现，是生活于草原上的古猿改变攀爬的习性建立直立行走的新性能成为可能。

在第三纪之前的中生代，从距今2亿年开始，地球就一直处于温暖状态中，通常只有热带、亚热带、温带的差异，在距今1亿年到9000万年，地球气温上升到了炎热阶段，这就是中生代的白垩纪热浪。中生代的植物是真蕨类和裸子植物。

第三纪是从距今6500万年开始的。这个第三纪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恐龙的灭绝，导致恐龙灭绝的事件是外星撞击地球，巨大的尘埃弥漫在大气中，引起地球气温下降。所以从第三纪开始，地球气温就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在距今约5500年前，地球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突然而严重的“全球变暖”。所以第三纪始新世早期是一个炎热期。

在始新世（距今5300万年到3650万年）中期开始气候变冷，到始新世末期时大陆内部开始变得干燥，在某些地区，森林分布区域萎缩。气候变冷导致了始新世末期新发展起来了草原，尽管新发展起来的草原仅限于河岸和湖畔地区，还未扩展至平原地区和现在的热带或亚热带大草原地区，但从草原的出现可以看到人类出现的曙光。

在渐新世地球气温继续向干冷方向发展，所以在渐新世（距今3400万年到2300万年）时期生态系统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草原在全球扩展，而热带阔叶林则萎缩至赤道一带。草原面积扩大对人类的进化来说是幸事，越来越大的草原让古猿回不到森林，这就会逼迫处于草地上的古猿改变攀爬性能，形成直立行走的新性能。

在中新世（距今2300万年到533万年），地球在从渐新世渐进到中新世再到上新世的过程中进入了一连串的冰河时期。总的气温是向干冷气候继续发展，但是气温也在冰河期和温暖期之间反复。这个时期森林有所恢复。如距今2300万年到1800万年，森林古猿在亚非欧都有发现。森林古猿可以四足行走，也可以两足行走，实际上就是一种古猿和人猿的中间状态，即是直立行走的性能没有固定下来，原因就是森林古猿还在依靠森林生活。也说明这个期间气温很温暖，雨水很丰富，森林有所扩展，古猿向人猿的进化历程被打断。这同时也说明，在直立行走性能没有固定之前，只要热带森林存在，古猿就会停止进化，因为热带森林很茂密，古猿很少有机会到地面活动。

从距今1500万年开始，地球气温再次下降，干冷气候逐渐加强，气温的下降到直到第四纪第一次冰期的到来。这中间就有1000多万年的时间了，这期间都可能进化出人猿来，所以最早的人猿出现的时间可能早到500万年以前。

在随之到来的上新世（距今530万年到258.8万年），除南极洲外在所有的大陆上草原扩张。只有在赤道地区还有热带森林，在亚洲和非洲热带大草原和沙漠出现。正因为非洲赤道地区还有热带森林存在，对于非洲的古猿是否完成了进化，我是怀疑的。而同时期亚洲这边，是稀疏的树木、灌木、大草原和大沙漠，所以亚洲的古猿的进化是完全的。

在上新世，草原面积已经足够大了，加上稀疏的森林和灌木面积，这就为古猿向人猿的进化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这证明人猿的最终形成，可能就是在上新世。可以这样说吧，在上新世期间，人猿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新物种，这是人类出现的物种基础。明确说，是亚洲的古猿演变成了人猿，而非洲的古猿可能演变成了黑猩猩。

第三纪森林萎缩和草地出现，炎热期后的气温下降而形成干冷气候才是直接原因。干冷气候逐渐加强，森林萎缩的速度和草地扩展的速度也会随着加强。但是到盛冰期，地球又会进入大面积的荒漠化。所以一定程度的干冷可以导致森林萎缩和草原扩展，但极度干冷则会导致地球大面积荒漠化。

一定的高温对动物的发展是有利的，动物的大爆发往往都是在温暖期（高温期）。而温度下降和低温往往会带来动物的大灭绝，但劫后余生的物种，却是得到了更大的进化。

（4）、森林萎缩、草原地貌的大面积出现和由草原地貌重新演变成森林地貌是人类进化不可缺失的地球环境条件，泛滇黔地区正符合这一条件要求

人类演变的首要环节是获得“直立行走”的新性能。只有生活于草原上的古猿才有可能获得“直立行走”的新性能，所以草原地貌的大面积出现是“直立行走”的先决条件

人类是沿着原始哺乳类这条线索逐渐演化而来的。最早的哺乳动物化石是在中国发现的吴氏巨颅兽（Hadrocodium wui）。吴氏巨颅兽生活在1.95亿年前的侏罗纪。但人类历史的开始，应该从人猿算起，人猿是直立行走的古猿，也是古猿到猿人的过渡种。

简单地说，要获得直立行走的性能，古猿就要改变在树上攀爬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古猿要到地面生活。古猿到地面生活，就必须发生古猿不可抗拒的大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所以我说人类是地球环境巨变的产物。

大面积的森林萎缩，草原地貌大量出现，才能改变了古猿的原始生活环境，迫使古猿适应地面生活，获得直立行走的性能。

人猿形成后，森林的恢复至关重要，否则人猿在未形成种群优势之前，就会被其他强势动物猎杀而消亡了

由森林地貌演变成草原地貌，让古猿演变成了人猿。但是草原地貌对人猿的生存很不利，所以由草原地貌演变回森林+草地地貌也很关键。

“直立行走”对于人猿来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人猿未获得智力前，生活于草原地带的人猿很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被其他动物猎杀，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人猿的原因。

人猿的最佳生活地还是森林，所以在人猿形成优势种群后，人猿生活的地域重新演变成森林间杂着草地的地貌是对人猿最有利的，这样森林可以为人猿提供庇护，人猿也可以依靠采集种子和果子为食物；草地可以供草食动物游牧，人猿也可以通过猎捕获得食物。

形成后的人猿已经形成了直立行走的新性能，就不会习惯于攀爬了。森林中的山洞对于人猿来讲，也至关重要，重回森林后的人猿，最终会走进洞穴，形成穴居性，他们就这样逐步的演变成了猿人和智人。

泛滇黔地区经历了由森林变草原、由草原变森林的变化

在距今250万年前，泛滇黔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在干冷气候的作用下，森林萎缩，草原（稀疏的树木和灌木）地貌逐渐扩展，最后演变成了大草原，其间间杂着沙漠。距今250万年到200万年，随着青藏高原的最后隆起，泛滇黔地区又重新演变成了森林地貌。而且，泛滇黔地区是北纬30 线上的唯一陆洲。

泛滇黔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地质条件有利于人脑的进化

在获得直立行走性能后，猿脑进化成人脑的关键因素是环境条件。古猿进化成人猿后，脑的进化是必然的事情，在猿脑有了一定的进化后，猿有了初步的人智，标志着猿脑进化成了初步的人脑，人猿也就演变成了猿人。所以我所说的猿人，是像猿一样的人，即直立人。由于猿人的脑的进化还不完全，面部猿的特征还没有消失，所以他们是像猿的人。

猿人在脑部进一步进化后，最终进化成了与现代人无异的大脑，这就是智人和现代人。大脑进化完全后，猿人的面部猿的特征也完全消失，成了与现代人无异的脸面，猿人就彻底进化成了现代人了。早期智人很原始，还有很多的猿的特征。晚期智人是拥有完全人智的人，身体上的猿的特征完全消失了，在某些方面与现代人还有一定的差别，如由于生食和熟食的不同，牙齿就与现代人不同。最早与现代人无异的智人，就是最早的现代人，但这个最早的现代人很大程度上是站在解剖学上说的，如牙齿与现代人无异，这个牙齿与现代人无异，就是长期食用熟食的结果。

脑的进化的快慢，与环境条件有关。适宜的温度环境、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动植物食物资源）、食用熟食、人体及大脑进化所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摄入都是很关键的，这些东西都是由人猿生活的地理环境提供的。

中国大西南及中南，正好是人猿生活和进化的最佳地区。这里温度适宜，不太冷也不太热，大部分时间内是温暖湿润，滇中还能保持四季如春。这里森林茂盛，雨水充足，洞穴众多，泛滇黔高原上有广袤的平原，给予了人类广阔的回旋空间。这里动植物丰富，河流山溪众多，提供给人类的食物丰富多样。这里的远古人类在距今200多万年就已经学会了使用火，有证据表明这里的远古人类用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600万年前，熟食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难事。这里矿物质丰富，人类大脑进化所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齐全，这里还有众多的山泉，矿物质和盐水可以自山泉中自然流出，人体进化和人脑进化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可以在饮水时得到自然补充，极大的加快了人猿进化成猿人、猿人进化成智人的速度，人的进化十分彻底和十分完全。如鄂西的土家族自治区是一块富硒土壤，这里也是出产巴盐的地方，盐中含的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齐全而丰富，关键的是，巴山下面就是盐矿，盐能够从泉水中带出来，这一点对于远古还不知道盐的重要性的人类来说至关重要。

青藏高原的最终隆起是东西方古人类命运的分水岭，中国泛滇黔地区的古人类冻不死

地球气温的变化在全球是同步的。但是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地理构造所受到的气温影响是不同的。在第四纪冰期，关键就是要出现人类冰期避难所，这就需要地球环境同步发生巨变。青藏高原的最终隆起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

人猿形成后，地球大约在距今250万年进入第四纪。而距今250万年也正是青藏高原隆起到对北半球气候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高度的时候。在距今250万年前后，北非的撒哈拉大沙漠形成（撒哈拉沙漠是古老的沙漠，形成于距今250万年前，面积占非洲面积的三分之一），中国的黄土开始堆积（黄土高原黄土堆积的时间是距今248万年前）。青藏高原最终隆起后，导致青藏高原以西和中国西北气候干旱，冰期是干冷，间冰期是干热。而中国的泛滇黔地区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气候单元区域，成为了第四纪冰期人类的避难所。

在第四纪，泛滇黔高原地区是人类冰期避乱所。每次冰期结束，泛滇黔高原上的古人类就会再次补充到世界上那些古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去。经过第四纪第一次冰期后（大约距今90万年以后），地球上所有的古人类都来自中国的泛滇黔地区。在第四纪第一次冰期到来后，到距今90万年，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古人类都被第四纪的第一次冰期引起的寒冻和荒漠化灭绝了。古人类幸存于中国的泛滇黔地区。从距今90万年以后，地球上所有的古人类，都来自中国的泛滇黔高原地区。以后每次冰期到来，对各人类进行新的清场。在间冰期到来后，泛滇黔高原地区的古人类重新补充到世界其他适宜于古人类生存的地方去。

距今90万年以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基本是在间冰期重新进入，在下一个冰期内灭绝。只要认真研究其他的方的古人类存续的时间，就会明白。其他地方的古人类，存续的时间，往往是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进入，到下一个冰期来临后逐渐消失。古人类当然会在下一个冰期内存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会在下一个冰期里消亡。欧洲的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中国的蓝田人，都是这样。

因为有青藏高原和青藏高原上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东亚（中国）的冰川活动比欧洲、北亚、非洲、西亚、中亚、南亚的要微弱，这就导致中国这一方块内的冰期并不那么厉害，反正比其他地方要好。由于东亚（中国）的冰期相对较弱，冰期内中国的北方也有一些小气候区适宜于古人类生活，所以北京人在距今70万年进入北方后一直存续到距今20万年，当然，北京地区也可能是古人类夏季的一个活动点。距今20万年是第四纪的最后一个间冰期，也许是经过几十万年的北方生活，北京人已经习惯于低温生活，所以在距今20万年气温升高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向北亚迁徙了。在末次冰期内，北京人也会再回到北京地区。

（7）、泛滇黔地区古人类进化的连续性

云南的古人类历史，要从古猿说起。中国滇中古猿系列：开远腊玛古猿（距今1500万年）、禄丰腊玛古猿（距今800万年）保山古猿（距今800万年到400万年）、元谋蝴蝶古猿（距今400万年）。如新发现的距今620万年-610万年的昭通古猿，很有代表性。猿人有元谋人。晚期智人有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呈贡龙潭山人），在云南30多个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在云南还发现了其他人种存在的证据，证明了滇黔高原上人种的多样性是的确存在的。云南蒙自马鹿洞人，从人头骨形态上看，推测其具有十万年以上的人类体质特征，被认为是此前从未在人类进化史中出现过的全新人种。在这一新发现之前，大家曾以为智人独占东亚大陆，没想到曾有其他和现代人不同的人种也曾生活在这片大陆上，只是其血脉由于种种原因消失于无形。

在贵州境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达50余处，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早期的有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中期的桐梓岩灰洞文化遗址【是早期智人（尼人）遗址】、盘县大洞文化遗址、水城硝灰洞遗址（“水城人”开创的“锐棱砸击法”，是旧石器的新式技术，在国内外考古发中占重要地位）。晚期有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等遗址。 在已经发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打制石器、骨器、哺乳动物化石，还发现了一定数量、有很强说服力的古人类牙齿、颌骨、股骨、头骨化石。在桐梓岩灰洞中，发了处于晚期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并将其命名为“桐梓人”。早期智人的代表是“水城人”；还有“大洞人”。晚期智人就更多了。在贵州，除了“兴义人、穿洞人” 外，还有 “桃花洞人、马鞍山人、白岩脚洞人、安龙观音洞人、福洞人、青龙洞人”等等。在六盘水一带，先后发了“水城人、桃花洞人”和盘县“大洞人”。在桐梓县有“桐梓人、马鞍山人”。在普定县有“穿洞人、白岩洞人”。在安龙有“观音洞人、福洞人”，这真是天大的奇迹。贵州的这些古人类化石，合乎逻辑地排列成由猿人到智人，由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发展系列，形成贵州旧石器时代区域文化延续性的特征。距今11.2万年到17.8万年的早期现代人也在贵州毕节出现。

在武陵山片区，在重庆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4万年的巫山人，也发现了蓝田人在这里活动的证据。在湖北恩施建始县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到250万年的建始人，建始人比非洲发现的古人类还早几十万年。在湖北恩施清江流域长阳地区发现了19.5万年的长阳人。在长阳地区伴峡小洞发现了距今13万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遗迹。在鲢鱼山发现了距今12万年到9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在伴峡榨洞发现了距今2.7万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灰烬层。还发现了一万年前的古文化遗址、8000年前的城背溪文化、5000年—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3000年—4000年前的香炉石遗址及其墓葬区（早期巴文化）。

在湖南南部道县，距今8万年到12万年的早期现代人出现于这里。

人和动物的区别：利用和使用火。利用和使用火到发明人工取火，是唯一只有人类才具备的能力。

使用火是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没有一定的智力基础，古人类不可能认识火和使用火。火的使用，反过来又促进古人类的身体和智力的进步和发展。

陶器和人工种子的发明，人类初创文明的基础。

以陶器和稻种为依据，最早的文明基础兴起于湖南南部。湖南玉蟾岩的陶器距今2.1万年到1.8万年。稻种1.8万年到1.4万年。陶器和稻种都是世界上最早的。

文明起源于湖南南部，得益于湖南南部靠南的地理位置和半盆地的地理构造，使湖南南部在末次冰期后期，最早摆脱了冷空气的控制，为原始稻作农业的兴起奠定了气候基础。

湖南文明的兴盛，得益于四川盆地的保护。末次冰期后，随着气温升高，西部冰川融化，导致西部冰融性洪水很厉害，对西部产生了很大的危害。如在中原，洪水从西部直下河南平地，而此时又没有形成入海口，洪水入不了海，在西来的冰融性洪水和本地雨水性洪水共同作用下，早期中原洪水泛滥且成沼泽。在末次冰期后中原地区不能很快形成农业文明，如大地湾发现黍种是在距今7800年，即中原和渭水流域的农业文明始于距今7800年。而湖南这里，末次冰期后，人口从昆仑山下来，就到了湖南。

中华文明基础的出现以最早的现代人和最早的陶器和稻种的出现为标志，世界最早的文明起源地应该在湖南南部。世界最早的中华文明基础起源于距今20000年到14000年的湖南南部。玉器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标志。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遗址。

世界发展等比周期律是什么呢？

就是说，确定近代为1563年到1871年，那么所有时代长度的划分，都是以这个时间为基准，以1.618为公比。以此类推得到，最终会得到极限时间公元2369.78年。可后计算非常方便，一个社会的演化是两个黄金分割率时代的。1563年到1871年再推导是2061年。

用这个时间1563年到2061年，乘以1.618的平方（为2.618），就可以得到封建主义时代的时间（公元258年到1563年）

任意时间点周期对应计算方法：公元2369.78年减指定时间，然后乘以2.618，然后用公元2369.78年减计算出来的时间长度，得到另一个社会的对应时间，地域上东方对应西方。

对世界发展的研究中,我发现世界发展的进程，可如下分期 :

一、物质级早期 102.8亿年前开始。东方领先

二、物质级中期 63.6亿年前开始。

三、生命萌芽域级早期 39.3亿年前开始西方领先

四、生命萌芽域级中期 24.3亿年前开始

五、生物界级早期 15亿年前开始东方领先

六、生物界级中期 9.3亿年前开始

七、动物门级早期5.7亿年前开始西方领先

八、动物门级中期3.54亿年前

九、动物纲级早期 （2.2亿年前开始东方领先

十、动物纲级中期 1.35亿年前

十一、动物目级早期 8360万年前开始西方领先

十二、动物目级中期5167万年前开始

十三、灵长目科级早期3193万年前开始东方领先

十四、灵长目科级中期1974万年前开始

十五、灵长目属级早期 1220万年前开始西方领先

十六、灵长目属级中期754万年前开始

十七、灵长目种级早期 466万年前开始东方领先

十八、灵长目种级中期 288万年前开始

十九、第一血私有群社会早期 （178万年前至109.99万年前）西方领先。

二十、第一私有群社会中期 （109.99万年前至68万年前）

二十一、第二私有群社会早期 （68万年前至42万年前）东方领先

二十二、第二私有群社会中期 （42万年前至26万年前）

二十三、第三私有群社会早期（26万年前至16万年前）西方领先

二十四、第三私有群社会中期（16万年前至9.9万年前）

二十五、第一氏族社会早期（9.9万年前至6.1万年前）东方领先

二十六、第一氏族社会中期（6.1万年前至3.78万年前）

二十七、第二氏族社会早期 （3.78万年前至公元前21043年）西方领先

二十八、第二氏族社会中期 （公元前21043年至公元前12100年）

二十九、第三氏族社会早期 （公元前12100年至公元前6574年）东方领先

三十、 第三氏族社会中期 （公元前6574年至公元前3158年）

三十一、世界奴隶制社会早期 （公元前3158年至公元前1047年）西方领先。

三十二、世界奴隶制社会中期 （公元前1047年至公元258年）

三十三、世界封建生产关系社会早期 （公元258年至公元1065年）东方领先

三十四、世界封建生产关系中期 （公元1065年至公元1563年）

三十五、世界资本社会早期 （公元1563年至公元1871年）西方领先

三十六、世界资本社会中期 （公元1871年至公元2061年)

三十七，第一社会早期（2061到2179年）东方领先

三十八，第一社会中期（2179到2252年）

这种分期是以黄金分割率1.618034（或说成0.618034）为公比划分的时代。这种分期是否合理呢？

我们知道演化进化发展中的新旧事物的关系（这里主要指的是时间关系）是这样的，在旧事物的变化延续中，产生高级的运动形式的事物，这样就有了两种事物的对立，即低级的旧事物和高级的新事物的对立。在对立中，高级的新事物只有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或说相对的优越性），才能最终代替低级的旧事物的发展的主导地位，从而使自身成为发展的主导者，这种更强的创新能力，在时间上表现为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产生更高级别的新事物，这个创新过程在新事物产生时就开始准备条件了。正所谓：“反者道之动”。在新事物兴盛时正式开始。正所谓“盛极而衰”。这样每一个时期的新事物都将其再创新事物的时间缩短，这样无限发展，新事物产生的时代长度也无限缩短。

东方比较稳定，西方的内涵总是变化。

东西方的交替领先，导致原始社会时代和灵长类生物时代，灵长类是反复在东西方迁徙的。

东方占据，猿类，人属，无生殖隔离人类，现代智人，新石器人类的领先。

西方占据，人科，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现代人，领先。

5.2万年是晚期现代人起源的时间。的确有一个，从西往东的过程，

但是13.6万年前的基因夏娃亚当现代智人，和2万年前的萌芽新石器人类，是从东往西迁徙的，尤其是98万年前后，无生殖隔离人类诞生东方，这波人类，不用替代别的人类，同时代的别的人类也不会有任何基因留存下来。因为有生殖隔离。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出东亚说是正确方向，但是，多说基因出东亚说也有问题。可能性非常大，起源5.2万年那时候的西方是西亚和北非，西方领先的所有时代，都偏向全球扩散。只是无生殖隔离，基因和生产技术，甚至萌芽艺术都会保留。越早，越具有生存空间替换意义。极限波动就是100万年前东方无生殖隔离人类对世界所有其他人属空间的占据。而，亚当夏娃代表的现代化人基因，主要源于东方。东方一般建立根本，西方一般扩散全球。

人类在过去三百万年时间里是在东西方之间来回迁徙的！

人类的交流和波动表现方式每过一个社会高级一级，每过两点社会形态飞跃一次。谁领先谁主动，

人类的发展是东西方每个社会形态大的轮动一次，因而人类在东西方之间是来回迁徙的！

（1）科学社会主义，东方2061年后领先到2252年。

科技文化传播。大的波动表现为科技文化升级。东西方决定性窗口打开时间公元2167年。

（2）资本主义西方领先，1563年到2061年，

商业科技传播。大的波动表现为金融和经济的波动。决定性窗口打开时间公元1840年

（3）公元258年到公元1563年封建主义时代东方领先，

骑兵游牧民族传播，大的波动表现为改朝换代和战争。5%替换，决定性窗口打开时间公元982年。

（3）公元前3158年到公元258年。奴隶制时代西方领先。

是步兵游牧传播，大的波动表现为改变文化和整个统治阶层。10%替换。

决定性窗口打开时间，公元前1262年。武丁妇好打仗很厉害。

（4）新石器时代东方领先，公元前12100年到公元3158年。

新石器氏族迁徙。20%替换

窗口期打开于公元前7140年。

（5）3.75万年前到1.41万年前，西方领先。复合旧石器氏族迁徙。30%替换。窗口期打开于2.45万年。走出西方。

（6）9.9万年前到3.75万年前，东方领先，

现代智人迁徙。50%替换。

窗口期打开于6.5万年前。6.5万年前开始的大迁徙应该是走出亚洲。

（7）26万年前到9.9万年前，西方领先，第三私有群时代，早期智人迁徙。70%替换。

窗口期打开于17万年前。

（8）68万年前到26万前，东方领先，第二私有群时代，第二代人类，无生殖隔离人类迁徙，这是人类的直接祖先。100%替换。

窗口期打开于44.6万年前。

（9）178万年前到68万年前，第一私有群社会时代，西方领先，

第一代人类迁徙。100%替换，

窗口期打开于117万年前。

（10）人属时代，466万年前到178万年前，东方领先。100%替换。窗口期打开于306万年。

（11）1220万年前到466万年前，人科时代，西方领先。窗口期打开于800万年前。

（12）3193万年前到1220万年前，猿类时代。东方领先，窗口期打开于2100万年前。

（13）胎盘哺乳动物时代，8360万年前到3193万年前，西方领先，窗口期打开于5500万年前。

（14）高脑体比生物时代，2.19亿年前到8360万年前，东方领先，窗口期打开于1.44亿年前。也就是白垩纪开始。

任意时间点周期对应计算方法：公元2369.78年减指定时间，然后乘以2.618，然后用公元2369.78年减计算出来的时间长度，得到另一个社会的对应时间，地域上东方对应西方。

东方领先后，一般表现为质变，喜欢深根细作主体数量增加，东方一般不变，除非东西方概念变化。

西方领先后一般表现为量变和地理开拓。西方每次领先不是同一地方。

领先地区和边缘地区的轮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回归，一种是概率中位竞争胜出。东方属性好静，所以，以回归的外在形式再度领先。西方属性好动，所以，以概率中位竞争胜出的方式获得领先。

两种方式，都是演化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