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和嫁妆对生孩子有影响吗？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 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 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一、引言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风俗，也是婚姻缔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彩礼也不断高涨，推动了婚姻支付的快速上涨。婚姻支付的增速已然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速，使得许多家庭为了高额的婚姻支付耗费多年的家庭储蓄。特别是对农村男性来说，2010年后结婚的总成本是 1999年的 7.64倍。随着人们开始追求高标准的婚姻消费，天价彩礼的现象频繁发生，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因婚致贫的现象，婚姻支付的快速上涨对我国城乡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天价彩礼与畸高的婚姻成本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一方面，在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下，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和人口迁移流动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了婚配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婚姻市场的挤压效应助推了婚姻支付的上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房价不断攀升，高昂的婚房成本成为年轻人不可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往往需要父代给予更多的代际支持以缓解婚姻支付成本的压力，原生家庭的经济支持在婚姻和生育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为应对外部的婚姻市场压力，使子代完成婚姻缔结，父代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通过代际支持的形式补偿子代难以独自应对的高额婚姻支付，促进了家庭财富的向下流动，高额的婚姻支付已成为家庭中父子两代人的沉重负担。

最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地区出现了要面子、讲排场的浮躁社会心态也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婚姻支付的上升。当前，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支付攀升问题已成为摆在中国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面前的严峻现实。然而这种现象并非一朝一夕所成，而是长期累积的一种畸形风俗文化并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中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婚姻支付是指以现金为代表的婚姻过程中的各种形式的支出。彩礼和嫁妆是婚姻支付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婚姻支付研究中最常用的分析框架。彩礼通常是指从男性家庭转移到女性家庭的财产，而嫁妆则是指从女性原生家庭转移到女性新建立家庭中的财产。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结婚时支付彩礼和嫁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东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均有支付彩礼的婚俗，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则都有支付嫁妆的婚俗。而在中国，彩礼和嫁妆也是普遍存在的婚姻习俗，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国内外学者对婚姻支付的内涵与组成进行了广泛探讨。国外学者Spiro依据支付方与被支付方之间的差异，把婚姻支付分为男方彩礼、女方彩礼、嫁妆和喜钱四种类型；而Smith则考察了亚洲地区婚姻模式，认为中国的婚姻支付本质是在父系家族体系下，父母为促成子女婚姻缔结而为其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资源。

国内学者杨善华和沈崇麟认为婚姻支付包括购买住房、家具、消费品的费用以及彩礼嫁妆和婚礼宴会的一切费用；李守经将农民举办婚姻的费用归为彩礼聘金、置办酒席费用和组建新成立家庭的费用三类；李银河认为婚姻支付是父母家庭和新婚夫妇家庭所支出的总婚姻费用；王跃生则认为男性婚姻的基本支付实际上包含准备新房的费用、男方向女方原生家庭支付的彩礼以及支付婚礼上的花销三个大项，其中准备新房的花费是占比例最重的一项。

综合上述学者的论述，婚姻支付可以分为传统的显性支付和以婚房为代表的隐性支付。其中，货币化的显性支付只是整个婚姻支付的一部分，而以婚房为代表的金额巨大的隐性支付正逐渐成为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转移或男方家庭内部代际转移的一种途径。针对婚姻支付的动机和天价彩礼的成因，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进行了解释。婚姻偿付理论认为男方以劳役、实物或金钱的形式给女方的婚姻支付，对其生育价值和劳动价值进行补偿，同时也是对女方家庭抚养女儿成本的补偿。婚姻资助理论则认为婚姻支付中的大多数财富，在循环流通过程后，最终将会流向新婚夫妇家庭，因此婚姻缔结过程中的天价彩礼已成为男方继承家中财产的另一个手段。姻亲互惠理论则指出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和新婚夫妇三方通过婚姻缔结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婚姻支付作为双方家庭对新婚家庭的共同帮助，新婚夫妇则相应地承担起男女双方父母的养老责任，从而凝结男女双方家庭以及新婚家庭之间的情感。除了经济层面的意义，婚姻支付还包含着文化价值。婚姻支付已然成为一种稳定的婚姻文化风俗，通过婚姻缔结实现对姻亲关系的整合，联络并扩展人际关系，增进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宗族与宗族甚至村落与村落间的沟通互动，从而实现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加和类型的扩展。

近年来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升高、婚姻支付金额的不断攀升以及现代化婚姻观念的传播，婚育年龄推迟已成为普遍现象。Arnett等提出了初显成人期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由于婚龄和育龄的推迟、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职业的持续变动带来的、介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的全新阶段。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异，与西方青年寻求身份认同和探索生命可能性的主动选择不同，中国青年更多的是在高昂的婚姻支付下被动进入初显成人期的。但是，受到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如果父母能够替子女承担更多的婚姻成本，将有利于缩短子女初显成人期的长度，促使子女的初婚年龄提前。能够支付较高婚姻成本的男性在婚姻市场占相对优势地位，将有助于其顺利成婚，从而促使其初婚年龄提前；而由于嫁妆相对于彩礼而言不是传统婚姻缔结的必要条件，因而对女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不如彩礼对男性的影响显著。为子女提供婚姻支付的数额取决于父母对于家庭资源的理性决策。在家庭资源总量的约束下，父母会基于理性原则对家庭资源进行分配，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当家庭中有多个孩子时，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每个孩子能够分配到的平均资源量将会减少。此时，父母会根据孩子的出生次序或是对每个孩子的偏好程度来决定如何分配现有家庭资源，因此家庭内部的子女构成会对每个子女的婚姻支付产生影响。婚姻支付数额的飙升带来了兄弟之间的稀释型代内剥削和代际剥削，而这两种剥削最终都会由父母来承担。这将给家庭现期消费造成显著的挤出效应，特别是男孩偏好或是有男孩的家庭将面临高价彩礼带来的双重剥削压力。婚姻市场的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的生育决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均有所下降并在 90年代进入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意愿的阶段。根据Becker的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无论是实际生育水平还是理想生育意愿都可以看作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共同约束下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实际生育决策主要由家庭特征决定，但在二孩生育决策中个体特征和配偶特征会起到关键作用。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中实际生育数量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决定的。基于利他动机和交易动机，父母会以婚姻支付的形式，将一部分财富转移给自己的儿女，并在婚后给予一定的人力支持。父代在经济和照料方面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子女的生育决策。父代的支持与子代的生育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父代越支持则育龄夫妇生二孩的可能性越大。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婚姻支付攀升的影响因素分析或是婚姻成本带来影响的宏观定性研究，关于婚姻支付对微观个体婚姻和生育影响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模型选择相对单一，关于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和处理也较为欠缺。婚姻支付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初婚年龄？是否会影响年轻人的生育决策？城乡家庭中婚姻支付对于婚姻和生育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上述问题都还缺乏可靠的定量分析进行解答。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的调查数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在婚姻支付影响微观个体婚姻和生育的研究方面进行补充。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以下简称为CHARLS）2018年的调查数据。CHARLS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负责开展的关于我国中老年人个体及家庭层面信息的微观数据库。CHARLS 2018 年调查样本涵盖了位于我国 28 个省、150个县的 10 524户家庭，调查对象为 45岁及以上的居民，调查问卷涉及个人信息、子女信息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二）变量描述

因变量：在结婚选择方面，CHARLS数据记录了受访者子女的出生年份和初婚年份，可以通过二者的差值来获得子女的初婚年龄。因此，将初婚年龄作为主要的因变量。在生育决策方面，将生育决策定义为CHARLS数据中受访者每个子女的子女数，作为主要的因变量。此外，本文将男性晚于25岁、女性晚于 23岁定义为晚婚，将生育孩子数多于一个定义为多孩，并将是否晚婚和是否多孩作为稳健性检验的因变量。

主要解释变量：CHARLS通过“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些彩礼或嫁妆总共值多少钱”和“买房子花了多少钱”两个问题统计了子女结婚时父母支付的彩礼或嫁妆的价值以及房产的价值。在婚姻支付中，除了货币支出外，婚房花费也是重要支出，因此，本文将从货币支出和总支出两个角度分别考察对婚育选择的影响。

控制变量：在婚姻支付对婚姻和生育影响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尽可能控制了同时影响婚姻支付和初婚年龄或者生育孩子数量的变量。本文控制了子女的个体特征变量和父母的家庭特征变量。子女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出生年代、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类型、个人及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个人及配偶的职业性质等，父母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父母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类型、民族、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等。为了控制地区间经济发展和婚俗习惯的差异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本文还控制了样本所在县的固定效应以及结婚年份的固定效应。此外，本文将样本年龄限定在48岁以下（1970年及以后出生），剔除了少量关键变量缺失和明显错误的样本，并对支出、收入等经济变量做了对数化处理，最终得到了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样本 5 952个。

四、实证分析

（一）婚姻支付与初婚年龄

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影响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婚姻支付对晚婚的概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报告了将兄弟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的结果。Pan⁃el A 显示，在第一阶段中，兄弟数量的增加对货币支付和总支付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兄弟数量越多，分配到的家庭资源越少，这也符合资源分配理论的预期 。Panel B 显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支付每增加 1%，初婚年龄降低0.039岁；总支付每增加1%，初婚年龄降低0.033岁。上述回归结果可能的解释是：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随着婚姻支付的上升，子女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提升，在较小的年龄即可完成婚姻缔结，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

（二）婚姻支付与生育选择

婚姻支付对生育选择影响的回归结果。报告的 OLS 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婚姻支付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不显著。报告了将兄弟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的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支付每增加 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0.447个；总支付每增加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0.369个。一方面，随着婚姻支付的上升，子代家庭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将更多地考虑父代给予代际支持的正向影响，即婚姻支付越高，子代需要单独承担的生育经济和时间成本就越低；另一方面，婚姻支付越高的家庭，父代可能更倾向于参与甚至干涉子代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提出传统的“多子多福”的意愿和期望，这也将带来子代生育数量的上升。

五、稳健性检验

（一）Probit模型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通过Probit回归考察婚姻支付对是否晚婚和是否多孩的影响，模型设定.

（二）Heck-IV模型

由于进入回归中的个体通常属于已婚的子样本，而那些受婚姻支付潜在影响但尚未结婚的个体则无法考察。因此，基于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本文运用Heckman-IV的方法，将Heckman二阶段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相结合，进行稳健性检验。

六、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婚姻支付对不同户籍类型居民的初婚年龄与生育选择的影响，本文分城乡样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报告了分城乡样本的2SLS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婚姻支付增加对农村样本晚婚和多孩影响的系数更大，但对城镇样本的影响更为显著。

结果显示在农村样本中，货币支付和总支付每增加 1% 分别会使农村居民初婚年龄降低 0.051岁和 0.053岁；货币支付每增加 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 0.571个；总支付每增加 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 0.549个。结果显示在城镇样本中婚姻支付对婚育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小：货币支付和总支付每增加1%分别会使城镇居民初婚年龄降低0.025岁和0.015岁；货币支付每增加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0.406个；总支付每增加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0.247个。

这些结论与天价彩礼、因婚致贫等现象更多发生在农村地区的社会现实是相符的。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扩大，使得农村地区的婚配性别比结构相较于城市地区更为失衡，婚姻市场的挤压也更为严重。同时，在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影响下，农村地区攀比的风气和要面子、讲排场的现象相较于城市地区也更为显著。此外，在“人往高处走”的思想观念下，农村地区的年轻人要在大城市地区生存并实现跨区通婚，需要原生家庭更多的支持，使得婚姻支付在农村居民婚育选择中的影响更大。

七、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婚姻支付对中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OLS回归显示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不显著。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兄弟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仍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支付每增加1%，初婚年龄降低0.039岁，总支付每增加1%，初婚年龄降低0.033岁；而在生育决策方面，货币支付每增加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0.447个，总支付每增加1倍，生育孩子数量将增加0.369个。这可能是因为在婚姻支付高涨的背景和外部婚配市场的竞争压力下，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此外，本文通过分城乡回归考察了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婚育选择的影响更大。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将畸高的婚姻支付控制在合理区间内。

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提高各地教育、金融、医疗和民生保障水平，吸引年轻人返乡工作生活，缓解婚配性别比结构性失衡带来的婚姻市场挤压效应；第二，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改变天价彩礼的不良风气，积极引导健康、理性的婚恋价值观念，遏制盲目攀比的不良风气，缓解高额的婚姻支付对年轻人婚育选择的影响；第三，加强对房价的宏观调控，完善公共租赁住房体系，完善生育保险、产假制度和生育补贴机制，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解决年轻人婚育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