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是复杂经济系统最基础的范畴，分工体系和分工组织决定了经济产出和就业情况。除了时间上的演化趋势外，分工的空间演化还决定了城市的兴衰更替。创新和空间集聚的交互增强下使得生产要素迅速流动重新分布，一些区域或国家经济萧条、活力不足、失业严重时，意味着其在全球分工演化竞赛中的失利。

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在分工演化过程中不断呈现新的互动。通过对就业、经济增长与分工的互动研究，分析自组织和他组织演化对历史经济和就业问题的作用，解释当前经济现象对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近期冲济和长远影响，深入思考政府在分工演化中的角色，从而避免经济发展迟滞和长期失业问题。

（一）经济发展迟滞和长期失业问题的分工角度解释

1．分工特化锁定与中等收入陷阱

自然界有很多奇特的演化现象，被称为特化甚至退化。比如马达加斯加生存着一种彗星兰，由花瓣形成40公分长的长管，长管内储存着花蜜，而同时一种长吻蛾有着同样长度的卷曲口器可以吸取深处花蜜，帮助传播花粉。在特定的环境下，在偶然的情况下，使蛾和兰花形成了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而且，长期的利益绑定互相深化了这种排外的演化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和演化锁定。

这种相互匹配特征依然遵从着进化规律，路径的选择是为了排除其他种类的竞争者，从而协同进化。同理由此大大缩小了原有的适应范围。当环境发生突然的、较大的变化或者依赖关系中的一方灭绝，往往导致另一方的消失，成为进化树中的盲枝。自然演化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往往被短期利益所俘获而放弃长期优势。

按照经济规律，内卷一定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分工的过度深化必然牺牲了灵活性，在路径依赖下，分工关系或体系协同演化形成了一种静态均衡，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路径依赖的长远坏处远远大于短期好处，分工锁定来自于为更好适应原有环境、更有竞争力而自发的分工深化，最终结果却是在新环境中分工演化的停滞，成为演化失败的案例。

“精耕细作”往往在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面前败下阵来，达到极致的亩产量不等同于高劳动生产率。分工自组织演化下的个体、组织和国家（区域）极易形成路径依赖而导致分工锁定。对于劳动分工来说，劳动者专业化程度提高与其劳动生产率呈正比的。

但是，越细化的分工，技能的专业化程度也就越高，对该劳动者来说改行的沉没成本过高，就越不容易学习新技能，而且，也越容易被机器所替代。同样，对于国家分工来说，依赖于某条“捷径”，承担国际分工中某些细分环节发展出口导向贸易，虽然在前期能较快提高国内经济水平和提升人民收入，但是由于缺乏产业链的协调发展和系统的创新能力，全球环境的风吹草动对该国都影响巨大。

其中，很多国家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自拔。虽然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咫尺之遥，但是否达到这个数字并不是判别标准，很多国家在没有战争或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依然跌回到中高收入经济体，经济迟滞不前，失业率高企。

比如“金砖四国”中除中国外的三国，巴西、南非、俄罗斯都纷纷从高收入国家掉落，而且二〇一九年三国的GDP增速都接近于零，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增速，似乎都深深的陷入泥潭中。

因此，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制度陷阱，也是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的“后发劣势”。为什么中等收入国家更容易在快速增长后突然急刹车，陷入长期经济萧条？制度是重要因素，成也萧何败萧何的统一制度只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的表象，并不是元凶。从分工演化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是因为原有分工红利耗尽却没有产生新的链接，后续演化无力。

就算系统环境没有大的冲击，静态均衡状态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的不断熵增必然使系统走向混乱。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经济停滞伴随着失业增长，民粹主义情愫高涨，制度改革停滞不前，社会动乱和政局混乱恶性循环。除了一些资源依赖型的经济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腾飞往往基于二元经济的发展。

在某些契机下，系统环境从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当时的人口资源禀赋成为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自组织演化则遵循改善局部劳动生产率路径加速演化。这时，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像一口深井，取之不竭。

从资源优化配置来说，分工势能极高，剩余劳动力和低效生产资料也较为容易得冲破妨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大量劳动力从农业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更高向非农产业转移，生产资料的优化利用使得资本收益率居高不下，共同推动着工业化积累下的扩大再生产；

从资源供给增加来说，分工自组织演化推动着经济和就业快速增长，更关键的是社会收入水平的增加又将教育供需提升到新的水平，加之分工专业化的深入，人力资本总量呈非线性的加速增长，满足分工体系高速演化的需要；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说，高收入国家分工自组织演化出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在国际分工体系的循环中直接为低、中收入国家吸收利用，节省大量试错成本和学习时间，在现成的高台上尽享后发优势。

但是，分工的“好处”不是深井而是水池，水越来越少，吸水也越来越难。一些研究提出的人口老龄化和抚养比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减弱，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报酬递减等原因或许是囿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人口红利是在分工红利中体现的。

当人均收入向中等偏上水平阶段提升，以及越来越接近于高收入门槛时，国家的经济地位与分工地位出现了矛盾：分工势能越来越低，持续演化动力不足，优化资源配置空间收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原有演化路径走到了“死胡同”。整个分工体系是为着国际分工地位而量身定做的，此时再路径更换、制度改革极其困难。

成为高收入国家，持续保持全球竞争力，至少需要一些领域较高的分工地位，成为原创引领而不是模仿跟随。原有长期的发展路径和由此演化的分工体系成为跃迁较高分工地位和拓展新分工链条的阻力。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际分工中分得小部分利益推动的国内经济压力和分得大部分利益造成的国外政治压力，却让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容易陷入路径依赖导致分工锁定，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分工附庸变为国家附庸。简单来说，分工特化锁定与中等收入陷阱是分工单一深化的问题。分工自组织演化的短视性在分工利益的强化和内卷下，陷入路径依赖和分工锁定，导致分工演化的停滞或倒退。

持续的开放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系统内的分工锁定，不断的来来往往中，各种资源更加有效从而有序的流动进入各个分工环节，新的信息和物质冲击、重构着分工结构，以小涨落提高分工体系对系统环境的适应性避免内卷。但是，对于系统间路径依赖导致的分工锁定，单纯的开放似乎作用不大，自组织的耗散结构也可能因为会非平衡的内外影响使系统要素出现相互抵消、过度摩擦，导致无序和混乱，以至于系统的崩溃。

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不断选择、调整适应性更好的发展路径持续推动分工自组织演化、保持国际分工优势，抵御系统环境剧烈波动。政府要解决的是自组织演化的短视性，而不是否定自组织演化，仍要着力于经济系统的熵值降低，加速系统内分工演化的速度。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分工演化的路径选择相对简单明晰，已有很多发达国家成功的实践成果。

然而，从中高等收入跨向高收入阶段，模仿前路显然是不足的，既要促进分工自组织演化，又要主动摆脱路径依赖、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储备多发展路径，推动分工体系的高级化和复杂化。为了不断提高分工地位，我们要始终坚持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降低，沿着分工趋势调整国内演化路径，形成多维度、全链条的分工体系，确保分工自组织演化的机制在不被静态均衡所困，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形成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彻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