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效应减弱与经济脱实就虚，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从开放以来四十年GDP平均增速9.5%，到近3年平均增速6.5%，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高速转入了中高速。关于增速转变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根据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因人口红利的消失、工业化进入尾声，经济增速必然会下降。

因此中国经济在长期高增长后的降速也是符合规律的。在讨论降速是否合理前，先要确认这是不是经济规律。当前，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增速不到2%，也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后的放缓，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发展趋势理应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这是短期的统计结果而不是经济规律。

从历史长河看，经济增速似乎根据生产能力，更确切的说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经过几十年分工的高速演化下，分工效应减弱、后续动力不足是经济降速的根本原因。

一、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全球生产力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正在发生或尚未开始，仍有巨大争论。但毫无疑问，科学技术转换为生产率提高的能力越来越强。二〇一九年年底，谷歌声称已经开发出了53量子位具有“量子霸权”的Sycamore处理器，仅用了3分20秒就解决了当前最快的超算计算机Summit约1万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二〇二〇年年中，IBM、霍尼韦尔（Honeywell）等巨头纷纷宣布即将发布更强的量子计算机，并计划近期投入外部使用和商业生产。当量子科技一旦投入大规模生产应用，新一轮的量子革命可能汹涌而来，可预计的是，那时真正掌握“量子霸权”的国家以及全球经济都将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刷新增长幅度。

量子科技是否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尚未有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以及之前影响全球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来自于IBM、Honeywell、通用等不断深化发展的组织。而且，哪个国家首先拥有了生产（不一定是发明）这些创新进步的组织，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有质的飞跃。

航海技术下的荷兰、工业革命下的英国、信息技术下的美国，莫不如此。在组织和系统的分工演化中，负熵流对分工结构的冲击随着新结构形成而吸收，新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优化效应也因此逐步递减。不管对于企业还是国家来说，分工效应弱化是时刻要敲响的警钟。新组织的出现来自于具有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的分工广化，但组织的存续和发展则依靠不断提高绝对劳动生产率的分工深化，形成核心竞争力。

分工深化是量的积累，而分工广化是质的突破，持续的创新需要这个过程的往复循环，即深化后的广化和广化后的继续深化，深化是广化的前提和归宿，分工秩序由此获得扩展。在经济人和组织不断深化分工的探索下突破原有的均衡状态，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制度在规模效应扩大、交易成本降低和人力资本提高下层出不穷，分工广化动能充足且持续。理想中的分工秩序扩展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线的。

服务业的出现也是为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销售最终产品而出现各种新兴行业，分享工业生产和分工协作的收益。物流服务、金融服务以及公共服务推陈出新和细分扩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造”产品价值和劳动价值，并归根结底从价值增值中分得一杯羹。

但是，在秩序扩展的现实过程中，某些分工广化的重点却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向了社会生产收益的再分配，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重新分配财富。以典型的金融服务业为例，金融业的广化来自于为实体经济解决生产销售过程中的资金循环、风险防控等需求，通过其专业化的服务扩大价值生产的规模效应、降低资金资源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效利用。

适度的金融分工深化和产品创新仍是为润滑分工体系循环而努力。但是，那些不参与价值创造、不助力于生产循环的金融创新就成为了熵增的出口。离开价值分工循环的广化变成了泡沫经济来源，这种所谓“分配”模式的创新，从十七世纪的郁金香热到二十一世纪的次贷危机，其本质都是脱离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体分工体系，独立自成新的虚拟分工循环。

虚拟循环孕育的非理性繁荣幽灵始终在人类上空盘旋，时刻等待着造成经济灾难。与平台分工形成的多维分工不同，这些虚拟的新分工与实体经济并无联动。如复杂金融衍生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变成了过度拆分、结构复杂、与实体标的无甚关联的新金融产品。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新循环从实体经济中吸走了大量资源。

实体经济的过度深化、重复投资会有市场机制来检验和控制，影响时间一般较短，影响范围也局限于本组织、最多是行业内。但是，由于其价格形成的方式与实物明显不同，虚拟经济的小循环则极大的影响大生产的分工运转。虚拟循环中价格叠加而不是价值叠加变成了简单造就高利润的手段。

在这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但吸引着资源的涌入，既有实业资本，又有人力资本，杠杆无限叠加使得国民财富变成了数字游戏。分工自组织演化的动力——持续推动分工深化获得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收益不再有吸引力，人力资源也不断涌向更高工资的非生产行业。

货币数字并不能创造国家财富，组织的短视性使得实体经济被挤压，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制造业工人可能是第一批受害者，但是一旦非理性泡沫破裂后便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萧条和各阶层的失业浪潮。

因分工效应弱化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应有之义，但是新动能持续不断的燃料来自于生产分工循环的螺旋式上升。服务业广化的源泉仍在于制造业深化。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似乎不断萎缩，不管是GDP还是就业都在为服务业让路。

很多学者将去工业化、大力发展服务业看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因而也是中国模仿的策略。这种观点是及其有误导性。事实上，制造业仍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互联网、平台组织本身并不能支撑起来的一个经济体的腾飞。

德国制造闻名于世，德国经济发展趋势在欧盟中鹤立鸡群，并不在于发达的虚拟经济和互联网公司，而是持续深化发展的各种制造业，精耕细作，劳动生产率桂冠全球。平台和互联网的关键在于“+”，通过加入实体经济的分工体系来促进价值创造。制造业是分工体系和价值创造的核心，是社会就业量和质增长的关键。

从整体来看，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水平高于服务业，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制造业的深化发展不但提供了更价廉物美的产品，还支撑了更高的工资水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是否一定带来就业量的下降尚未确认，而且，如果就制造业本身的就业增量多少来评判其对作用又犯了管中窥豹的错误。

只有当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更不上老旧产业的转移、衰退的速度时，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结构失衡，由此劳动力就业不足以及贫富差距加重。但是，创新在被投入到规模生产前是不会创造价值的。在作为生产分工体系的核心，制造业的系统演化，在行业内、行业间的互相作用下不但使得创新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创新转化为产品的速度大大加快。

除此以外，制造业对行业外有极强的溢出作用，不管是劳动工具的改进还是生产生活的新需求，制造业的发展始终推进着农业、服务业的深化和广化，使整个经济系统充满着演化动力和行业活力，反过来又促进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经济持续增长不只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通过分工协作的非线性作用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制度环境变革带来的收益递增效应。非线性作用不一定带来“有序”，分工秩序的扩展既是自组织演化的结果，也需要他组织对于无序的约束。分工体系在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惯性下极其容易陷入内卷停滞和泡沫扩张。

不管是经济体还是组织，分工深化和广化不能偏废，仅仅考虑分工深化，会在环境瞬息万变中陷入到死胡同里去；而仅仅考虑分工广化，也会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造力在全球经济中落败。

因此，充分发挥分工自组织演化潜力和把握分工体系演化方向是他组织要提供的制度环境，坚持打造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构建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标准构建产业体系，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优化产业布局，着力可持续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