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东北文学 韩润泽

我知道我把这篇文章的论调起的有一些高，就好像东北可以时时刻刻代表我，我却不能时时刻刻代表东北一样。但我又总想写些什么，就像总有人在我耳边呼唤着些什么，就像涌出“东北文学”这个词汇一样突然又蓄谋已久。

东北就像个胡子拉碴的中年大叔，喝着酒就着凌冽的北风，向你絮叨以往的荣光。他没有那么多形容词，只是告诉你，今年的风有点冷，但没关系，明年或许也一样。

你以为他忧郁，可他转头就笑了，你以为他笑了，可泪又从他眼角狠狠砸在地上，你刚要来安慰他，可他又跳起来做自己事去了，你觉得他好了，可他边干活边唱歌，歌里饱含着沉默与苍凉，刮的你脸生疼，又仿佛给你一种，无穷的力量。你好像有点明白他，但又好像从来没明白过，因为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快乐也好，烦恼也罢，在这大雪的映衬下都好像显得不是那么漫长了。他只是活下去，不再等那迟到的春天，也不回忆那丰硕凉爽的秋天，他只是活下去，在这大雪与北风之中。

可当你真的看清他时，他年老吗？他胡子拉碴吗？他真的如我所说一般邋遢又沧桑吗？他或许弓背弯腰，或许一下下轮着锤子或镐头，可当你真的看清他的脸，你会发现，他或许只是个三十冒头的年轻人，他未必有雄安新区一样年轻，但他也只还是一个刚刚奔四的青年人。

有人说，长子的命运，不过是夕阳落下后弓着的背弯着的腰，新一轮的朝阳看见他们，不会带有一丝丝怜悯。可共和国的长子从来不需要那一丝丝的怜悯，不论那北风多么刺骨，那大雪多么冻人，哪怕有人跳起来，指责东北，妄图拿走长子的名头，可东北不生气，只是继续用他广袤的粮仓，供养着每一个东北和各地的孩子。

可是东北文学从来不沉默，“东北文学”从来不是突然兴起，而是早就存在，当年辽宁的几大文学院曾与北大文学院齐名，当年很多能影响全国的杂志都在哈尔滨。只是有一段时间纯文学没落了，满大街都是快餐文学了，所以整个文学界在那些年都没落了。只是现在纯文学又一点点兴起，所以你又看见了沉睡已久的东北文学。

谈起家乡我总是有一种憋闷在胸口，压抑而又沉重的感觉，可是当我越写着越发现，他让我笑出来了。就好像东北的冬天冷的不行，想去哪也去不了，什么营生也干不了，所以大家就坐在一起唠唠闲嗑，乐呵乐呵，因为如果不唠嗑，人都要憋死了，这就是一种憋出来的幽默。

谈东北的文学，就要先谈东北的历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伴随着“九一八事变”这场巨大的民族灾难降临，一群来自东北的年轻作家，满浸着故乡沦陷的哀痛与血泪，从黑土地流亡到关内，流亡到了左翼文学的中心，用充满着血与火，弥漫着故乡情与民族情的作品，在中国文坛里掀起了滔天巨浪，这些作家也被人们统称为，东北作家。

1932年1月，来自吉林的作家李辉英，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了反日爱国短篇《最后一课》，发出了东北流亡文学的第一声呐喊。而真正产生巨大影响，并一举奠定东北作家文坛地位的，在我看来，是来自辽宁的萧军和来自黑龙江的萧红。

萧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洛神，一部《生死场》，一部《呼兰河传》，一个刚强昂扬，一个凄凉哀婉，将那些历史的因袭，闭塞的环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合力挤压下变得愚昧麻木的农民，刻画的入木三分，将那些潜藏在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毒化心灵的愚昧腐肉反复地挖剜，道出了在亡国灭种的紧迫危机下，急需觉醒的不仅仅是民族的意识，更是生而为“人”的尊严。鲁迅先生评价为，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历史与挣扎。

萧军，辽西凌水一匹夫，相比于曾经的爱人，他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少了一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俯视，多了一份“忍无可忍，干他娘的”的豪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当时开向国民党的第一枪，艺术朽还是不朽我压根没考虑，我是作为宣传品来写的，求的就是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在他的笔下，东北大地的高山大野、冰雪严寒、平原高粱，与东北人民流血斗争、呻吟高歌、沉痛宣誓，浑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雄厚、沉毅、庄严的民族史诗。

1934年11月，二人在身历血腥屠杀，惨遭迫害之危时，流亡上海投奔鲁迅，在鲁迅先生写序并大力推荐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一时间成为了抗日青年人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而正因为二萧在上海的出名，引来了流亡在各地的东北作家，如在青岛的舒群、于黑丁、蔡天心，在北平的端木蕻良，还有原来哈尔滨作家罗烽、白朗、骆宾基等人，循着足迹南走上海，聚集创作。罗烽在《呼兰河边》中的一句话很形象，“我不过是一只被灾荒迫出乡土的乌鸦，飞到这太平盛世，用我粗糙刺耳的嗓门，把我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泄出来。”

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他们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国际视野，舒群的《蒙古之夜》、《沙漠的火花》，展示了中蒙人民的相互支持与共同战斗；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骆宾基的《边境线上》，描写了遭受共同厄运的中朝人民间的战斗友谊；罗烽的《梦与外套》、《考索夫的发》，表现了在特殊时期中苏人民的患难与共。

而严苛的自然环境，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天然的与浅唱低吟、田园牧歌绝缘，一出生就带着些许“凌冽”的审美感受。正如端木蕻良歌颂，“这是多么空阔，多么辽远，多么平铺直叙，多么宽阔无边呵！一支晨风，如他高兴，准可以从这一段吹到地平线的尽头，不会在中途碰见一星儿的挫折的。倘若真的，在半途中，竟尔遭遇了小小的不幸，碰见了一块翘然的凸出物，挡住了他的去路，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血液的泥土。”

廖阔广漠的山林土地承受着侵略与蹂躏，又动情地旁观着一个个悲壮凄凉的现场。神奇的土地与坚毅的人民，共同构成了东北作家小说，最为原始粗糙的“力之美”。

可惜的是，现在在搜索他们的名字，多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而他们的文章，则少有人问津了。

上海沦陷后，东北作家们辗转分散到重庆、延安、香港等地，汇入了各自历史的洪流，为这段故事划上了暂时休止符，但有一件事不曾改变，正如萧红在香港病逝前不久所写下的，有一句能立即勾起所有东北同胞的思想就是：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如果说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是以“抗日”走到了一处，那么“新东北作家”们，则是因为“下岗”迎来了“文艺复兴”。

解放初期，东三省作为国营计划经济体系最早建设的重工业基地，形成了共和国长子特有的文化自信。因为长期远离中原文学圈，从草明《原动力》、《乘风破浪》到工人作家李云德《沸腾的群山》，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新兴文学，在东北发展的欣欣向荣。

彼时东北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形象，仍停留在与曾经革命战争历史叙事相连接，都是诸如《林海雪原》之类的正面英雄，由长影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始终作为东北的整个形象。可到了90年代市场化改革，“长子”变“弃子”，产业结构向东南沿海调整，东北人在文化生产领域，也逐渐被边缘化和娱乐化，被刻意塑造出来的“落伍”、“憨直”，取代了曾经“昂扬自信”、“不怕万难”的工人形象，成为了全国人民对“东北”的新认知。而现如今，在各种短视频、直播、段子的助力下，“杀马特”、“团长”代替了“铁人”、“大庆”，哗众取宠代替了“敢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自信，这种诙谐、落后的形象，又被不断地演绎、扭曲、异化，直至将所有对“东北人”的想象，完全禁锢在粗鄙、庸俗、野蛮这些词汇之中。

正如我了解到，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也成就了一批东北作家。其中的代表就是“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试图将人们拉回九十年代，拉回那个沉重、压抑、颓败的东北，拨开那些嬉笑和吵闹，直面800万在下岗潮中，被侮辱、被伤害、被遗忘的东北人，记录他们的尊严，打捞他们的价值。正如华东师范大学黄平教授所说，“新东北文学是对时代落水者的拥抱。”

这些被“弯道超车”巨大离心力甩下的“失败者”，多半是人到中年，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孩子还没长大，到处需要花钱的地方，却在瞬间，被击倒了。就好像一辆飞速行驶的列车，前方的轨道突然消失，列车必将失控的不知要坠向何方。

“本来再干一年，就能拿到养老保险。国家有文件，板上钉钉的事，到了第七年，桥梁厂倒闭，没人管了。”——班宇《灭点》。当我坐在图书馆，对着资料敲出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震惊的，但是余下更多的，则是了然和沉默。

社会给与这些人的评价，自此一落千丈。那个年代进入工厂，要十分郑重的拜师，求师父指点。可下岗潮后，这种受人尊敬的地位荡然无存，反而骤然成为了落后的代表。单位赋予工人优厚的福利制度，使得体制内的工人有着极强的身份意识。工人阶级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中的。社会转型大潮摧毁的，不仅仅是“铁饭碗”，还有对“工人阶级”身份的荣光和骄傲的认同。

郑执的《生吞》里有一段话：“在我刚上小学时，他一直是厂里的先进职工，每年年底都会从领导的双手中接过一箱鸡蛋、一袋白面、一盒冻刀鱼，还有他最看重的那张奖状...厂子倒闭，下岗以后，我知道他最怀念的还是上台领奖的瞬间，那是属于他一生不复再有的辉煌。他的一生虽然大部分败给了贫穷，但他的灵魂没有败给黑暗，起码他身体里的白，到死都没服软过。”我于高中时读完了这本书，当时给我的感受更多是类似于《平凡的世界》的无力感，而如今统合起来，方才理解到更多的东西。

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放弃了一切有意义的努力，温顺而沉默，孤立又无援。难以想象，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千万人的东北下岗潮，时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会学、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人们对“东北”的理解，可能更多的停留在短视频、段子之上，更多的是一种“憋出来的幽默”。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即将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们。

苦难就是苦难，并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那些在对抗苦难中，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班克纳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在我看来，这正是这些新老东北作家们不变的追求。

茫茫的雪，无垠的原，起伏的山，澎湃的海，构成了东北大地。不论是失而不得的仅距几公里就能看到的出海口海参崴，还是辽阔大地怀抱中的美丽的渤海湾，温柔而凛冽的心，绝望中的乐观态度，勤劳而纯粹的天性，永远不会磨灭的坚韧不屈，构成了在这片土地的东北人。这片土地，这里的人，创造出独特的东北美学——厚重，深沉却又充满热血和希望。

严苛的土地赋予了寒冷却又不乏温情，厚重悲凉却不失庄严的美学氛围，使东北文学总是充满着向上的力量，如白杨树一般，在干硬的土地上，炸开白日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