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的视角，深入了解儿童虐待现状以及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儿童因其认知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有限性，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来自社会、家庭甚至自身的伤害。

儿童期也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启蒙期和关键期。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个人童年时期的经历对自身的影响不限于短期内，而会贯穿一生，尤其是虐待这种严酷的经历，更会对儿童造成严重的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

儿童虐待是指儿童抚养义务人对儿童施加的足以形成实际的或潜在的生理或心理伤害行为。本文针对我国受虐儿童（含忽视）的现状，从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心理健康三个变量入手来对儿童虐待问题进行研究。

心理复原力研究开启了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新纪元。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Anthony对“长期处于逆境中的儿童却有部分能表现出心理健康”现象的发现，开启了心理复原力研究的先河，奠定了以积极心理学方式来研究受虐儿童心理健康的理论基础。

心理复原力是个体经历困境而能复原的一种能力。事实表明，儿童受虐经历会对儿童身心带来短期或长远的不利影响，但仅有部分儿童产生了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我国多数留守儿童并未因受忽视而普遍存在严重心理健康问题。

同样是遭受虐待的儿童，却部分心理健康良好，部分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调查研究清楚儿童虐待、心理复原力与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影响因素，以期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增强受虐儿童心理复原力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受虐儿童当前及未来的身心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

Connell等研究发现，积极应对应激情境的青少年比消极应对者有更少的心理或行为问题，积极地应对方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意义重大。

帮助受虐儿童恢复并保持心理健康是研究的本旨所在。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应对各种环境中所能保持的一种良好的心理效能状态，通过研究儿童虐待、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提高受虐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支撑。

儿童虐待、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通过皮尔逊积差相关发现，儿童虐待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复原力呈非常显著负相关；儿童虐待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健康呈非常显著正相关；儿童虐待总分及各维度与积极应对成呈非常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非常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儿童虐待得分越高，越是受到虐待的儿童，心理复原力、积极应对水平越低。而儿童虐待得分越高的的儿童，越是使用消极应对的方式，心理健康问题量表得分越高，表现出的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儿童虐待、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虽然有危险因素，有保护因素，但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虐待的程度会影响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的发展，心理复原力也会对儿童应对压力与逆境产生影响，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并影想着个体心理健康的发展。

所以应减少或避免对儿童的虐待，促进心理复原力、积极应对这些保护性因素的构建，从而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发现，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而与消极应对则呈现为非常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越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反之则采用消极应对。

应对方式是儿童适应社会生活、维持心理健康的重要体现。每个人面对周围的人和事都会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一种方式去应对，而儿童可塑性非常强，是个体有意识地学习和使用应对策略的时期，父母、老师及社会团体应引导他们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研究表明，心理复原力与心理健康各维度总体上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复原力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健康问题各因子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

在次研究中，心理健康量表中各症状因子比如焦虑、偏执、适应不良等均为负性因子。

即此量表是从负面角度来评定和反映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是指心理健康问题的症状，即心理健康量表得分越高，表现出的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则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在儿童虐待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

使用温忠麟等人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方法，对应对方式在儿童虐待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发现消极应对在儿童虐待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对心理复原力在儿童虐待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发现心理复原力在儿童虐待和心理健康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自变量儿童虐待一方面直接对心理健康起作用，同时也通过中介变量应对方式与心理复原力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因而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一方面应减少儿童虐待的发生，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同时当儿童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教育儿童学会应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策略的应用。

启示与建议

儿童虐待对儿童心理健康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亟待构建有效的预防、干预系统来减少儿童虐待发生率，减轻儿童虐待带给儿童的不利影响。

儿童虐待发生率与儿童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否独生、家庭居所地及经济水平相关，这就需要国家从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来缩减城乡差异，完善农村教育等配套设施，提升农村经济水平。

儿童虐待与心理复原力、应对方式、心理健康呈相关关系，这就要求国家、社会、家庭来共同努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提高儿童心理复原力，鼓励和支持儿童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来处理应激环境，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预防机制是防止恶性事件发生的一系列有效制度和措施，科学的儿童虐待预防机制可以大大降低儿童虐待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对解决儿童虐待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任何缺失实质干预制度的预防措施都将难以充分发挥制度应有的功能，儿童虐待干预机制的构建既是为了直接减轻儿童虐待状况又是预防手段充分发挥作用的保障。具言之：

（1）国家可从宏观经济布局、政策法规制定等手段来构建儿童虐待预防—干预机制。我国长期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大量留守儿童出现、农村经济和教育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造成农村儿童情感忽视现象普遍，农村教育理念滞后的重要原因。

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善需要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向农村倾斜，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建设，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提升农民收入，让更多的农民可以就近就业。

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加充足的物质条件来养育孩子，减少遭受情感忽视、躯体虐待的儿童数量。

国家还应从社会价值观层面鼓励和宣传科学的儿童教育理念，帮助父母树立正确的亲子关系观念，摆脱传统家长权威式养育观，从而降低儿童躯体虐待发生率。儿童虐待预防—干预制度的构建离不开国家政策法规的规范确立。

（2）社会应以社区和学校为基础、以儿童保护社会组织为补充，来构建儿童虐待干预—保护机制。

社区和学校是儿童在家庭之外的最主要活动场所，既可以通过构建相关制度来避免自身成为儿童虐待的主体或帮凶，又是监督家庭儿童虐待行为的最佳组织。

社区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儿童保护岗位，由专人收集社区儿童保障情况，并对有虐待儿童可能性的家庭进行定期走访，对儿童虐待事件进行及时汇报，对施虐者采取劝阻、沟通直至法律惩处，降低儿童虐待发生率。

学校自身应严格执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制度，杜绝虐待事件发生，并积极宣传和教育儿童保障自身权益的相关知识，使儿童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同时学校教育应加强对儿童心理健康课程中关于积极应对方式的策略与方法的指导与应用。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与政府、社区、学校合作来保护儿童。

另一方面应做好对国家机关、社区、学校、家庭的监督，促使各方各司其职、家庭虐待事件能得到监督和制止。

（3）家庭应改善传统教育观念，由原来的家长威权式教育向平等沟通式教育方式转变。预防儿童虐待应提高成人尤其是儿童的主要监护人对儿童虐待与忽视的认识。

转变家长“孩子不打不成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观念，禁止在家庭中使用暴力，严禁侮辱儿童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