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经济学家查阅超500家央行发现一个真相！货币从这里来！

货币的真相：货币由商业银行创造

是谁在创造货币？

主流的错误答案是央行创造了货币，我们都知道，表象上看，钞票被印刷和发行后，由各国央行进行管理和发行，而央行下发印刷货币的指令前，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和同意。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确是各国央行制造了货币。

但事实上，货币在投入市场流通前，只是纸张而已，制造出的货币需要投入市场，进行流通，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企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的方式才能产生价值，因此，也有一部份学者认为，是人民通过负债或者购买政府债券创造了货币。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货币不是由政府创造的，那么政府在货币创造中的担当了什么角色呢？

经济学家理查德·沃纳在《货币从哪里来的》中给出了答案，他揭示了货币体系的一个核心悖论,即本质上是由国家决定货币是什么,并为其价值背书,但货币的创造者却主要是商业银行。

一、货币是一种政府背书的社会关系

货币不是中性的,也不是经济“真实”活动(贸易、交换、使用土地和劳动力)的面纱,很显然,货币是一种社会和政治产物。因此,货币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包括:它是什么(账户单位)、由谁发行、发行多少、给谁发行以及发行目的。

货币的记账单位功能仍然主要由国家决定,这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国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即使存在大量的离岸和避税行为,致使大量的相关财富储备并未真正处于国家的监控范围内,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必须以税收的形式定期向国家支付。如果企业和个人知道自己必须以某种计价方式定期支付,那么他们在进行交易时使用同样的计价方式是非常合理的，《货币从哪里来的》也明确说明“货币之所以是货币,主要是因为政府允准公民持之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即缴纳税款”，交换媒介可能会改变———信用卡、支票、在线或移动电话付款———但记账单位保持不变,否则货币就失去了普遍接受性。

虽然货币实际上就是一种支付承诺,但货币和欠条的区别在于它的普遍可接受性。由于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定期缴纳税款,因此在私人债务和交易中,视同税款的支付承诺往往被最广泛地接受。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指出的,“任何人都能创造货币,但问题在于它是否被接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总是能保证全额支付账单,那么每个人就可以基于自己的信用,通过开具借条来购买任何东西。但这种美好的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大多数标准的宏观模型考虑了经济主体基于自身信用进行交易的影响),于是我们将最可靠、最强大的债务人的短期(即期)债权作为货币，然而，最强大的债务人当然是政府，因此货币的可交换性需要由政府提供保证。

未来货币的可交换性由政府予以保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通过接受其用于缴税;2.通过纳税人支持的银行存款保险;3.由纳税人提供资金的隐性担保,即银行一旦陷入困境将得到政府救助。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货币都是信用,但并非所有的信用都是货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货币的信用理论,而不是信用的货币理论。而且,虽然没有任何定义是完美的,但杰弗里·英厄姆的货币概念似乎是恰当的:货币是“一种拥有抽象价值的社会关系,其中的抽象价值由最权威的记账单位定义”。

二、货币由商业银行所创造

货币并不是随着市场自然运作“出现”或者“产生”的,实际上它是作为国家、公民以及银行之间的信用和债务关系被发行并流通的。正因如此,在测算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和中央银行的信用创造时,我们可以给出相当准确的解释。

由于银行是经济体的会计,绝大部分交易都通过它们的电脑进行登记,所以银行在其货币被接受(通过发放信贷而创造的货币)方面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银行存款作为支付手段获得广泛接受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公众根本不知道银行确实创造了货币供应。

商业银行在决定谁获得信贷时,大致决定了信贷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方式;无论是在消费、购买现有资产还是生产性投资方面,银行的决策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作用。

许多人自然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私人银行真的可以通过在分类账簿上增设一个科目来创造货币。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提出了可能的原因: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如此简单,以至于让人排斥。当涉及如此重要的事情时,一个更深的奥秘似乎才显得合情合理。

在《货币从那里来》中，作者作者广泛查阅了500多个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其他权威机构的文档、手册、指引和论文中的信息，明确证实,事实上并没有更深的奥秘。因此,这个观点坚决不能被排斥,只有通过正确的分析和进一步的公开和政策辩论,才能解决一个更加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即我们目前的货币和银行系统是否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如果没有,应当如何改革。

三、货币实际上是如何被创造的

事实上，货币创造并不像教科书中揭示的金字塔模型，而是更加接近商业银行货币“气泡”,“气泡”外部的商业银行货币包裹着核心的基础货币(见图2.4)。

以英国为例，从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英格兰银行对商业银行货币总量缺乏控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商业银行货币对基础货币的比率大幅增加,以至于在2006年,每1英镑基础货币就对应着80英镑商业银行货币。这种货币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2007年以前不可持续的信贷繁荣。

相反,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英格兰银行的“量化宽松”计划向经济体系注入了数千亿新基础货币(见图2.5),但对贷款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正如衡量信贷的M4L指标所示,贷款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持续收缩(见图2.6)。

唯一重要的影响是,商业银行货币对基础货币的比率下降。这说明,商业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不是非常有意义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它们或许表明货币供应量会潜在上升,但在任何时候,准备金都不能计量用于实际交易的货币量,也不能计量正在(以任何方式)积极影响经济的货币量。

例如,即便中央银行创造更多的准备金,但在其他政策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并不能以任何方式刺激经济,正如日本在日本银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发生的那样。然而,银行信贷创造的增加,会对经济交易的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以乔西·瑞安和理查德·沃纳为首的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数量当前并不是由监管、准备金率、英国政府或英格兰银行决定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在各个具体时期的信心。然而,现行的制度安排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

当银行信心十足时,它们将通过发放贷款和增加借款人存款的方式创造新的货币。当银行担心或恐惧时,它们会控制信贷,从而限制新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如果偿还的贷款多于发放的贷款,货币供应将会收缩。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大小以及整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的信心和动力。

然而，银行信心可能波动的原因之一是,尽管它们有能力创造货币,但仍然可能破产。银行可以为客户创造存款,但它们不能直接为自身创造资本。银行必须始终确保资产的价值大于或等于其负债。如果它们的资产价值下降,而且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吸收损失,就会濒临破产。一旦银行资不抵债,它们再继续交易就是不合法的。同样,银行可以为客户创造存款,但它们不能创造中央银行准备金。因此,如果它们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已经耗尽,并且其他银行不愿贷款给它们,它们便会遭遇流动性危机。

历史证据表明,决定银行货币创造规模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中央银行对信贷本身的监管态度。当中央银行选择采取放任自流的银行信贷政策时,就像现在的英国一样,就可能出现繁荣—萧条的信贷周期,从而对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产生影响。显然,只要我们思考一下信贷创造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就能明白这些。

当银行创造信贷并由此扩大货币供应量时,货币是用于GDP交易还是非GDP交易,对于经济的影响大有不同。非生产性的信贷创造(非GDP交易)会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泡沫破裂和银行危机,以及资源的错配和混乱。相反,用于生产新产品、新服务或提高生产率的贷款是生产性信贷创造,能够带来无通胀增长。

同样,如果不受监管,银行将倾向于发放非生产性的金融贷款或投机性贷款,这些贷款追求的往往是短期利润最大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和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过去对商业银行信贷增长实施额度控制。然而,这样的信贷控制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废除了。

全球通胀、债务危机...金融风险如何规避？

在艰难度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仿佛很久没有听到过通货膨胀这个词了，但是通胀真的远离我们了吗？

显然不是，IMF官网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平均 通胀已经高达7.4%，除中国、日本、沙特以及非洲少数几个国家，CPI低于3%外，其次是以美国、应该及欧元区为首的国家通胀率，已经接近10%，第三梯队是俄罗斯及中东欧部分国家，通胀率在10—20%之间，而土耳其、阿根廷为首的国家已经出现了CPI 200%的恶性通胀。

为解决通胀，2022年美联储累计加息6次，如此高频率，高幅度的加息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常见，加息力度也刷新了美国近四十年来最高记录，此外，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下次加息的力度可能会减小，但是加息周期会史无前例的延长。

是什么引发了2022年的通货膨胀？

解析其长期原因，首先，以往的通胀一般被股市楼市所吸纳，至今，股市楼市已经饱和，吸纳通胀的能力减弱；其次，碳减排重塑能源秩序，传统能源产能减少，新型能源价格暴涨；第三，逆全球化重塑供应链，各国制造业回流本国，成本增高；最后，全球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最终的结果也是成本上升。

短期原因包括三点，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一直存在超发现象；其次，俄乌战争导致原油价格上涨，而“原油是通胀之母”，原油价格的上涨势必造成生产生活成本的增加；第三，全球疫情导致供应链受阻，产品运输成本提高，全球化降低成本降低生产成本优势减弱。

总结近50年四次通胀，可以发现，美元的超发是一直存在的，那么美元超发是如何引起通胀的呢？

金融危机：一场偿还能力和流动性危机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军事实力以及对中东产油国的控制，把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结算权牢牢控制在手里，世界先行的美元本位制，也使得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和外汇交易手段。

美联储制造美元，用美元购买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各国随即拥有大量美元。政府被无选择，只有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赚取利益，以我国为例，我国利用进出口贸易顺差获利大量美元，而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低端商品并不依赖美国进口，希望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装备，由于美国的技术保护，并不会售卖给我国，因此若想手中的美元可以换取利益，只有购买美国国债，从而拥有更多的美元。

由于大量美元被各国存起来，并没有在美国流通，因此美国国内并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而这些都使得美国更加无忌惮的印钞，并从各国购买商品。也就是常说的“美国人消费，全世界买单”。

然而，正如理查德·沃纳在《货币从哪里来》中所说，“金融危机是一场偿还能力和流动性危机”，纸币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目前，美国多印的美元，已经超出世界承受的能力，因此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美元缺越印越多，这导致劳动贬值。

如今，全美联储球疫情还在持续，全球供应链危机使得美国压力增大，国内美元过多，美国国内面临着高通胀的压力，吹响加息号角，分散在全世界的美元，将再一次伴随美联储的加息，回流美国。全球产业单一、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将再一次成为美国经济的牺牲品。

改善现银行系统，降低风险

在《货币从哪里里来》中，作者认为货币并不是随着市场自然运作“出现”或者“产生”的,实际上它是作为国家、公民以及银行之间的信用和债务关系被发行并流通的，现有货币和银行体系有着极大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作者结合英国实际，从现行系统的角度，总结了四个替代选择，以缓解相关风险：

1. 政府直接从商业银行借款

政府或财政部门可以直接从商业银行借款,例如通过低利率的长期贷款合同,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借入资金。英国上一次采取类似政策是在二战期间,当时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财政部以1.125%的利率发行国债存单(TDRs)从银行借款。这种方法为政府创造了全新的购买力,而不是像债券发行那样从私人部门重新分配购买力。这项政策也应该受到银行的欢迎,因为政府是最安全的借款人。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向政府发放的贷款将被列为安全等级最高的风险加权资产,从而帮助银行满足更高的资本充足率。

与此同时,以这种方式借款的政府将不会受制于债券市场和评级机构的反复无常,而这种反复无常的破坏性影响已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显现出来。事实上,,南欧欧元区成员国可以采用这种政策来缓解当前的危机。

2. 中央银行为公共支出创造信用

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央银行有权力像商业银行一样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创造货币。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表明,在危机时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央银行创造大量信用,以支撑现有的金融体系。然而,中央银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似乎并没有有效地促进GDP增长和就业,因为当银行和投资者信心低迷时,额外的购买力仍然滞留在金融部门内。

然而,从历史上看,有许多中央银行创造信用,让当时的政府直接用于国民经济的例子,包括1914—1924年的澳大利亚,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新西兰。当时,中央银行的信用创造为住房建设、食品价格稳定以及战争支出提供了资金。在加拿大,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央银行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借助加拿大工业发展银行(CanadianIndustrialDevelop-mentBank)的力量。

欧盟的规则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从政府购买债券，然而,这些规则不适用于从“公有信贷机构”购买债券,例如在英国,绿色投资银行(GIB)、最新公告的商业投资银行或另一家国有银行可以大量发行债券,由英格兰银行购买,就像银行以同样方式购买政府债券一样。这将再次创造新的购买力,可以直接用于生产部门。如果央行拒绝将此类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财政部可能会为其提供担保,就像政府的“信贷宽松”政策和现有的资产购买便利一样。

3. 货币支持财政支出

以上两个选项共同的核心挑战在于,当特别关注减少财政赤字的需求时,解决方案却在实际增加有息债务。当然,如果中央银行是国有的,利息将流回政府本身。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复利债务,因此各国可能希望考虑用其他方式来替代有息债务融资,以实现财政扩张。

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国家直接创造货币并将其无利息地投入流通的例子，事实上,在17世纪末现代银行业发明之前,大多数国家都使用简单的会计技术,如英国的账目棍、铸造硬币或印刷纸币来为各项活动提供资金,并通过税收确保它们被广泛采用。历史上也有许多政府通过发行政府货币来填补财政缺口的例子,包括美国政府在内战中和内战后的美国以及一战期间的英国发行“美钞”。同样,德国、日本和美国政府有时也发行大量的政府货币,主要是在19世纪。

一系列知名经济学家,包括欧文·费雪、米尔顿·弗里德曼、亨利·赛门斯、詹姆斯·托宾和赫尔曼·戴利都认为,当政府被允许扩大货币供应时,银行系统将会更加稳定,可以对银行账户实施100%准备金的要求,这样银行才能真正发挥匹配存款人和借款人的中介作用,就像现在P2P(个人对个人)贷款人做的那样。最近这一提议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位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用最先进的宏观经济模型检验了100%准备金的提议并证明这一提议将有效地减少现有债务并稳定经济。虽然为财政支出提供资金而发行的政府货币常常被认为会引起通货膨胀,但现实未必如此,尤其是在扩张的货币供应量只是在满足经济增长潜力所需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货币发行可以限定在特定的部门和特定的时间内,然后政府可以通过征税使其退出流通。

3. 区域或地方货币体系

最后,历史上和当前还有一系列基于非国家的“本地”或“社区”货币。在这些交易和支付系统中,货币由非国家和非银行主体发行。这些货币被称为“共同货币”(commontender),以区别于法定货币或合法货币,通常也被称为“补充货币”,表示它们与法定货币协同工作,而不是为了完全取代法定货币。它们通常特别注重履行货币的“交换媒介”功能,并制定了防止人们将货币作为保值手段囤积的规定。

最著名的例子来自大萧条时期,当时由于通货紧缩导致国家货币稀缺,美国和欧洲都发行了“印花凭证”(stampscrip)货币,以支持企业和地方生产。这一时期的幸存者之一是1934年创建的瑞士WIR信贷清算圈。这是一个相互信贷计划,WIR合作银行设立了信用额度,以瑞士法郎计价,但不能兑换成瑞士法郎。贷款只向会员发放,目前其会员已超过6万家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且只能在该中小企业网络内使用。2008年,WIR计价的贸易额达到15亿瑞士法郎。对该体系的评估表明,由于企业多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使用该体系,它对瑞士经济起到了稳定和逆周期的作用。在这种“相互信贷”系统中,信贷直接与相关个人或企业的生产能力或闲置能力挂钩,系统内的信贷由成员提供商品和服务作为抵押支撑。

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补充货币涉及的交易费用。一些思想家提出,鼓励它们的发展可以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正如《货币从哪里来的》中反复描述和分析的,当前的金融体系依赖国家垄断和基于债务的货币。

序一

货币是信用问题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货币从哪里来？》是由4位英国学者合作撰写的引导性读物,旨在介绍英国货币与银行体系。这本书浅显易懂,讨论了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虽然,以“导论”来讨论大问题有“微言”之虞,但由于所涉问题重大,且结论简明,无伤“大义”,还是值得一读。

一、 金融领域中的英国文献值得特别关注

我之所以愿意为这本书作序,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这本书是由几位英国学者,主要根据英国货币银行界的新实践撰写的。读者或许要问,为什么要强调“英国学者写的”,这一点很重要吗? 同样是英文文献,难道不是美国学者的作品更前沿和更有价值吗? 然而,我的学术经历告诉我,在金融领域, 英国学者的文献往往更有价值。这首先是因为，金融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产物，在根源上发端于英国，因此，要理解金融的本质，了解很多复杂事务的来龙去脉，常常需要“返回”英国。例如，要研究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仅仅研究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以及《联邦储备法案》肯定是不够的；认真回顾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过程，分析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皮尔条例》）的立法精神，或许更具借鉴意义。这是因为美联储的形成过程、产权架构和治理机制，几乎可以说世上无双，极难对照；而在体制、功能、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实施路径等方面，英格兰银行显然都更具可比性——若想“学点什么”，当然还是看看英国的研究为好。再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宏观审慎”成为一时风尚。然而，在美国一方，我们只看到虚与委蛇；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则围绕宏观审慎勾勒出一套独特的目标、手段等体系，基本构建出这个新机制的框架并为全世界所效法。笔者在2013年访问英格兰银行时，对此印象深刻。或许更重要的是，关注来自英国的文献还有一层更为现实的意义，这就是：英国的金融系统以金融机构为主，其中包含若干实行“总分行制”的大银行，基于这种体制产生的制度安排和理论概括，肯定与中国的实践更为接近，因而其中的经验可能更容易为中国理解和借鉴。在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研究来自英国的文献，肯定会让我们有所收获。

其二，本书是“作者广泛查阅了500多个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其他权威机构的文档、手册、指引和论文中的信息”写成的。这一点尤为重要。作为金融研究者，我很早就深深体会到：金融理论的前沿，从来就不在研究机构里，更不在大学课堂上，而是存在于那些直接与客户接触的柜台和业务谈判桌上。这些产生于金融活动最前沿的知识，最初都以文档形式不系统且常常非正规地存放着。待这些文档稍具规模且经过进一步实践的检验和淘汰，形成稳定的规矩之后，便会形成各类机构的手册、指引等，成为第一线业务的遵循。等到这些知识被写进论文，再被固化进教科书时，它们显然已不再具备前沿性，而且，由于经过多层次的“抽象”，它们已经不再生动。

所以，要想了解近年来整个货币金融界的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查阅那些在第一线从事业务的机构的文档、手册和指引。本书正是作者做了大量此类工作之后成文的，其中一定包含很多我们并不熟知，但对理解金融界最新发展十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这成为本书吸引我的又一原因。

二、从银行出发理解货币

强调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是本书的显著特点。前文已述及，这是英国金融体系由若干实行总分行制的大银行主导的结果。不过，在以此为前提展开深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指出，英国的银行不是我国这种严格分业经营的银行，它们早就是混业经营的。

在书中，关于银行主导的表述俯拾皆是，例如：“今天英国的大部分货币供应不是由国家、英格兰银行、财政部或皇家铸币局创造的，而是由少数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公司（即通常所说的银行）创造的。”“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即在借款人的账户上创造了一笔新的存款。”“只要公众对银行的稳健性有信心（这至关重要），银行就可以通过简单地增加借款客户的活期账户金额发放贷款……也就是说，银行通过创造货币来发放贷款。”“银行完全有可能凭空创造货币和信贷。影子银行体系以无数种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这一原则……回购交易被称为另一种私人创造的货币，是影子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引文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货币主要是银行创造的，二是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来增加客户存款，而客户存款就是货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提到了包括回购交易在内的影子银行系统，并称它们“以无数种方式极大地扩展了这一原则”。我以为，以中性、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影子银行，这种立场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确认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亦即创造货币）这一事实之后，本书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具体来说，作者认为，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方面的能力是不足的：“货币供应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此外，当经济疲弱导致贷款需求较低时，利率会因此被下调至零，可用的银行准备金（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贷款/存款之间的关系可能完全断裂。”这段话阐述的逻辑关系值得注意。首先，“货币供应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也就是说，货币供应的创造虽然是银行和借款人共同参与的过程，但是，“总闸门”在借款人手中，而非银行、更非中央银行手中。这与我国的传统说法，即“中央银行是货币供应的‘总闸门’”，大相径庭。其次，经济疲弱导致贷款需求较低，进而导致货币供给不足，因此，依赖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下行的危机是力所不逮的。对此，本书用浅显的语言表述了“资产负债表冲击”理论架构最核心的观点——在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和居民（借款者）无意借款，致使银行的贷款难以发放，货币当局的扩张性政策失去依托。遗憾的是，当下我们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

三、账户的重要性

把创造货币的行为主要归因于银行，把货币的主体归结为存款，本书因此凸显了银行“账户”在货币体系中的关键地位。

从银行及银行账户的角度分析货币问题，显然是英国人的传统。其实，最早、最系统地揭示银行及其账户在货币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现在我们知道凯恩斯，大多是因为他那部开山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其实，按照好几位凯恩斯传记作者的说法，英国学术界发现凯恩斯并惊为天才，是因为他那部两卷本的《货币论》的刊行。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凯恩斯系统阐述了银行存款作为货币的本质，以及银行账户作为真正交易中介的本质，进而揭示了货币创造的秘密。应当说，本书继承了英国这一传统。

从银行和账户角度分析货币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凸显了货币的支付功能，并揭示了货币的这一功能是在一系列相互连通的资产负债表系统中，通过账户的增减和移转实现的。

历史地看，货币最早呈现的功能之一便是支付中介。同时，货币形式的演进也主要发生在支付环节。早在20余年前，美国金融学家默顿（R.Merton）就缜密地研究了金融的功能，并列出了促进储蓄投资、提供支付清算、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提供价格和协调非集中化决策、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六大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同时指出金融的所有功能中，有五项功能皆可被其他工具、机制或程序替代，唯有支付清算功能，永远不可被替代。这一分析，从理论上指出了支付清算机制对于货币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货币的秘密、货币的功能、货币的“创造”和“消灭”，深藏于银行资产负债和银行账户之中。遗憾的是，对于银行账户的全面分析，以及对于支付清算作为金融体系核心功能的分析，在美式金融学教材和我国的金融学教科书中，都是语焉不详的。而本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

支付清算是基于账户体系进行的。在账户范式下，交易可以涉及资产方或负债方的内部调整，也可以涉及资产方和负债方的同步调整。比如，银行向企业放贷，银行在资产方多了一笔对企业的贷款，在负债方多了一笔企业存款（而这笔新增存款就是新增货币供应）。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这个过程可以持续下去，形成货币供给的多倍扩张。账户的维护离不开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银行等作为“信用中介”，必须确保持续地拥有高等级的信用。

在账户范式下，转账和汇款都涉及银行账户操作问题。比如，同行转账要同步调整交易双方在同一开户行的存款账户余额；跨行转账则除了涉及调整交易双方在各自开户行的存款账户余额外，还涉及两家开户银行之间的结算。同时，商业银行之间的结算，还须调整它们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余额。跨境支付涉及的银行账户操作更为复杂，但道理相同。

本书的优点之一，就是围绕账户和支付清算来探讨货币问题，使我们对货币问题的讨论不至于沦为虚空。

四、关于货币

本书既然以探讨货币之来源为目标，当然就会有大量关于货币定义、货币本质的讨论。不妨看看以下几段论述：

“定义货币极其困难。在本书中，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理论争论中发现，任何被广泛接受作为支付工具的物品，尤其是被政府作为缴付税项的物品，都可以是货币。”“货币的起源并不是正统经济学中所说的推动成本最小化的交易媒介，而是作为衡量王室欠款特别是税收债务的记账单位。正是因为国家拥有向公民征税的强制权力，才使记账单位成为货币的主要功能。”

这两段讨论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其一，货币被定义为"任何被广泛接受作为支付工具的物品”。在这里，作者秉持十分包容且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体现了英国经济金融界的一贯风格。同时，由于诸多物品均可被认作货币，在实践中，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就需要将货币划分出层次。进一步来说，货币同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同样也需要分层次加以细致分析，于是，货币政策的设计和操作，也须考虑货币层次问题。其二，“尤其是被政府作为缴付税项的物品”，更可被认作货币。这段话的意思是，尽管很多物品都在一定范围内被当作货币使用，但是，那些直接与政府税收关联的物品更直接具有货币的品格。所以，在另一处，作者更是直接说道：“历史表明，判断货币可接受性的一个有用方法，是看你能否用它来缴税，以及更广泛地说，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能否用它来购买商品和服务。”

本书作者对货币与政府税收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强调，不免让我忆起近年来围绕《现代货币理论》（MMT）展开的争论。在那部饱受争议的著作中，作者写道：“政府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就是征税（和其他上缴给政府的钱，包括费用和罚金）……为什么会有人接受政府的法定货币？因为政府的货币是缴纳和偿还政府的其他债务时，政府接受的主要（通常也是唯一的）货币。为了免受逃税的惩罚（包括进监狱），纳税人需要获得政府的法定货币。”这里的逻辑写得更清楚——货币之所以是货币，主要是因为政府允准公民持之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即缴纳税款。在我看来，国内读者之所以对将货币与纳税义务联系在一起啧有烦言，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纳税人”意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致使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以课税和发行货币的排他权为基础来支撑其在经济上存在的本质等，都处于某种浪漫主义的状态中。

五、货币与信用

货币所以天然地与其“可持之缴纳税款”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还与另一个金融学的基本概念——信用——联系在一起。

关于货币与信用的关系，本书有多角度的分析，其中，如下阐述尤其值得推敲。这些分析浅显易懂，我们只需稍划些重点。“在商品货币或铸币出现之前，这些文明古国已经使用银行系统数千年。正如大多数银行现在所做的那样，它们使用会计分录支付系统，也就是信贷和债务清单或记录……许多历史证据都指出：手写文字起源于记账……货币作为一种象征（token，也被称为代币），记录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社会关系，并不必然具有任何内在价值。”“货币是基于借贷关系创造的，而非依赖或来源于基础商品的内在价值。”“货币并不是随着市场自然运作‘出现’或者‘产生’的，实际上它是作为国家、公民以及银行之间的信用和债务关系被发行并流通的。”

这三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在“正本清源”。其一，银行、借贷关系和信用等，早于货币而存在，因此，脱离信用和借贷来讨论货币，是无源之水。其二，货币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关系，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与所谓的“内在价值”无关。

第一点是无须争论的，因为它十分可靠地由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支撑着。关于第二点，即货币与其内在价值无关的判断，则须稍做讨论。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人（中国人尤甚）相信货币必须有价值，而忽视货币所体现的“信用”关系。事实上，在人类社会进入信用本位之前，多数人坚信货币有价值而且必须是有价值的；诸如金本位、银本位、复本位、金汇兑本位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货币制度安排，其根本目标就是为某种自身“无价值”的货币寻找可靠的“货币锚”，便是这种误读的理论体现。

今天，国际社会每有风吹草动，便会出现某些恢复金本位之论，如今更有石油本位、天然气本位之论，应属痴迷。其实，对于被人们认为是“最完善的货币制度”的金本位，早就有学者（施瓦茨，2008）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19世纪末的金本位制，实际上是一种英镑/信用货币本位制……这种制度性结构，注定了金本位在经济中并不是中立的。”另有学者（金德尔伯格，2010）更具体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运行机制：“这是一个被管理的体系，管理中心是英格兰银行……英镑汇票在全球交易或成为外国的紧密替代货币，而英镑利率则由伦敦操纵，所以，金本位制就是英镑本位制。”

推演下去，如今的国际货币制度，更是不加修饰的美元本位制。而有些人坚称货币必须有价值更是没有道理的。仔细思索一下：在我们引为骄傲的“交子”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背后，可曾有任何的价值基础中国历朝通行的铜币，有什么价值支撑吗？这些铜币自身的价值能够支撑其交换价值吗？如果认真思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结论是，数千年的中国货币史，其实是由国家信用支撑的。

深入分析“货币是信用”这个命题，其实它有更深的含义。诚如熊彼特所说，“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货币都是信用，但并非所有的信用都是货币……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货币的信用理论，而不是信用的货币理论”。这段论述，为我们讨论货币问题奠定了学术基础。

最近，在讨论国际金融市场上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定价基础改革问题时，我写过一段话，可视为对此处讨论的延伸，现抄录于此，以为参照：“金融运行的深厚基础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信用。LIBOR的发展历程不断在证明这一点。LIBOR最终被替代，既是因为银行间的信用出现了问题，也是因为金融市场对无风险利率的诉求在上升。于是，以国债这种更高信用为抵押的回购交易，就成为银行间同业拆借这种以较低信用为基础的交易的理想替代品。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用更高等级信用替代较低等级信用的迭代过程还在继续。数字经济大发展之后，在很多国家，市场也开始对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金融活动提出疑问，于是就导致了比特币、稳定币等数字资产大行其道。关键原因在于，市场认识到，凡是有人参与的金融活动都有可能被操纵，都有可能被用来满足操纵者的一己之利，于是人们必然会设想：能否找到一个无偏无倚、人力所不能及的基础，也就是找到一个数字的基础、算法的基础，作为整个金融活动的基础呢？现在看来，这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若果真如此，货币、金融的未来必然还会面临更大的变革。”

在信用的基础上展开对于货币金融问题的讨论，会使我们少走弯路并看清未来。

六、货币的内生性和分类信贷数量理论

在本书中，最具理论色彩的当数对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分析以及基于货币供给内生性而阐发的“分类信贷数量理论”。

关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本书的讨论相对简单：“指的是经济运行固有的过程。”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内生的货币指的是由银行通过向工商企业发放信贷而创造的货币。

关于“分类信贷数量理论”，有一些思路值得借鉴。

本书从近年来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事实切入：在现代社会中，进入市场交易的不仅有实物产品和劳务，还有越来越多的金融和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分析地使用传统的货币数量公式（作者称为“原始公式”），即MV=PY，是可能会出大错的，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越来越多的金融和资产是不被统计在GDP中的，而上述公式却是一个刻画货币流通与GDP之间关系的恒等式。作者指出：“上面引用的原始公式考虑了所有交易，但金融和资产交易（例如抵押贷款融资）的规模可能是巨大的，且不属于名义CDP的一部分。因此，当货币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支付此类非GDP交易时，传统定义的更新速度似乎不快。然而，传统的货币指标，如M1或M2，不能被分割。”出现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是，“它们衡量的是货币存量，而不是流通中的货币和用于交易的货币”。

为修正这一缺陷，本书的作者之一提出了他的信贷数量理论，其基本思路是将货币流分为两类，一类用于GDP交易，一类用于金融交易。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将全部货币分成两类，而在于本书一直强调的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货币的机制。作者指出，经济发展不应依赖于外部借贷，而应“通过在自己的银行体系中创造信贷，并引导信贷流向生产性用途，来实现非通胀性增长”。

应当说，这是一个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政策思路。当我们在为越来越多的货币供给不进入实体经济发愁时，不妨沿着本书的思路想一想对策。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社《货币从哪里来？》

推荐阅读《货币从哪里来？》

颠覆传统认知，深挖“钱”的来源

作者：理查德·沃纳 等

译者：朱太辉 等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内容简介：

货币体系的运行对普通大众的生活、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政策的效果都至关重要。但货币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和分配的，中央银行能否精准调控货币供应量，商业银行到底在货币创造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此，普通大众不清楚，业界众说纷纭，理论上也一直存在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外生主导和信贷需求内生主导的争议。

本书围绕“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一重大问题，基于一线资料以及专家访谈，在梳理货币银行理论以及相关历史争论的基础上，全面阐释了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各国政府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基于翔实的分析，本书提出了颠覆传统认知的观点，即现代经济中货币供应大部分是由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投放创造出来并进行分配的，并指出货币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因为银行信贷的发放规模、是用于生产性活动还是投机性目的，都难以得到有效监管。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货币体系运转、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提高金融监管效力，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乔希·瑞安-柯林斯（Josh Ryan-Collins）

新经济基金会（NEF）高级研究员，负责货币体系历史和实践研究。他是新经济基金会英国货币体系指南的主要作者。

理查德·沃纳（Richard Werner）

在多所大学担任银行和金融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日本银行客座研究员。1994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任怡和弗莱明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时，是“量化宽松”理论的积极推广者。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南安普顿大学金融学博士。

托尼·格里纳姆（Tony Greenham）

新经济基金会金融和商业方面的主管。曾为投资银行家、注册会计师、银行业改革专栏作家和媒体评论员。